西方人转向东方：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

西方思想和文化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大规模地转向“原始”和转向东方呢？

我想，对于这个所以然的问题，让西方人自己来解释比让东方人来解释会更显得有说服力。汤因比，这位以总体把握西方文明史而享誉20世纪的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非常精辟也非常大气的说明。他从世界文明史的兴衰演变宏观立场看，认为西方社会在过去的500年里引导世界走向了物质上的统一，但是未来的500年人类面临着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伟大任务。日趋衰落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可能胜任这个使命，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其实，汤因比的这个观点的论证思路和韦伯论述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产生在东方世界是一样的。那就是比较中的排他法：如果在A与B之间，只有一个能够达到C。那么，如果排除了A的可能性，那么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B了。把东方与西方作为截然不同的对立面来思考问题，当然是带有相当的成见的，也会导致某些盲点或盲区。^[26]但是这种划分通过约定俗成已经成为共同的习惯，难以更改，这里姑且沿用之。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西方的思想不能引导世界未来的精神统一呢？西方文明如何耗尽了它的精神生命的能量呢？

有美国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把人类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不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行动者。”^[27]对晚期资本主义在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上发生的变化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出了一种“现代消费主义的人类学”。其代表人物有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等。他们揭示出：通过消费主义的象征符号的无尽增值，生产者已经实际上控制了消费者。“最近，阿珀包姆主张，由于经销商自己在另外的场合下也是消费者，这两者相互使对方的需要得到满足，两者都是要克服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人类困境，那就是消费论者的需求从来就不能得到满足。”^[28]笔者以为，鲍德里亚和阿珀包姆的分歧似乎说明了一个事实：如今的消费者既有快感的满足，也被生产商所控制。消费者如何快乐地沦为新技术与商业的奴隶而不自知，这种情况在2003年我国春节期间手机短信达到70亿条的业务大爆炸现象中，可以得到生动的揭示。媒体毫无疑问都是正面报道这一惊人的数字的——对于一个片面追逐增长率的社会来说，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荣耀事件。无论是像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跨国公司生产商，还是焦急渴盼“扩大内虚”效应的政府官员，这当然是始料不及的好事。但是人们是否想过，70亿条短信的内容及其收发过程本身对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是对追求新奇的青少年一代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如今已有许多学生以每月过百元的短信费为时尚标志呢！按照道家“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古老信条，这样的新技术痴迷现象的巨大负面作用（包括心理的和生理的）足以引起高度的警觉。听一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几十年前对科技万能幻觉的批判性箴言吧：

科技可以变成一种有用的家畜，也可以变成一种无比凶猛的野兽。

不管在19世纪的科学家看来什么才是正确的，在我们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人看来，也是很难直截了当地做出“科学增强人类幸福”的断言的。

一种发现可以带来幸福和繁荣，也可以导致人性的丧失与人类的毁灭。^[29]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当今这样物欲横流的时代。物欲的膨胀和泛滥却打着文明的旗号，并且以科技理性的突飞猛进为强大驱动力。难怪对此非人性化趋向不满的西方人要以“反文化”或“反文明”的姿态进行抗争。福山《历史的终结》第七章为“拒绝文明的运动”，其中写道：在近代，从19世纪初的浪漫派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有意排拒科技和理性社会者为数甚多。其中最一贯反技术文明的是环保运动。不过，福山追溯了这种反文明倾向与卢梭怀疑“历史进步”思想的联系，认为不可能让科技理性自我放弃而使历史走上回头路。看来，科技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或者说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美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人类不能控制，甚至不能决定日益发展的物质力量的基本方向。进入太空，获取新武器，医学和其他科学所取得的突破，这一切都是由其内部动力决定的。”“人既是发明创造者，同时又是受制于发明创造过程的奴隶。”^[30]归根结底，人其实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发展科技的动因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的更大的而且是无限膨胀的欲望罢了。科技和市场利益的结合会产生最难预料的潜在威胁。

2001年，曾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首席政策顾问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出版了《西方之死》（The Death of the West）一书，把20世纪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说又更加耸人听闻地推进了一层。在他看来，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个主要方面：肉体上，白人的生育率下降，这是避孕药充当了西方的自杀药。而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逐渐改变着美国人的种族成分；精神上，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终结与新兴宗教势力的迅速扩张，使西方精神不复存在。他所说的与传统基督教对立的新兴宗教势力，当然包括新近在西方呈复兴之势的东方宗教。布坎南这样一种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主义纠结在一起的政治态度，已经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观点推向极端。

以上西方知识人对西方文明进程的自我诊断和认识，可以引作理解“东方复兴”现象的大背景原因。倘若把资本主义看成对人类生命和生活的一场空前规模的“还俗”（韦伯称之为“祛魅”）——用物质主义的追逐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放任生产和消费的洪流，那么现在西方人感到能够挽救文明“没落”或“死亡”的是精神的回归。用艾利亚德的术语，就是将被放逐了的精神由“俗”的世界返回到“神圣”的世界。由此可见，作为治疗的文化寻根，就是要找回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那种宝贵的东西，那种蕴涵着生命的意义的东西。

20世纪在西方传播东方哲学的先驱人物阿蓝·瓦茨（Allan Watts）曾在“亚洲的精神与现代人”专栏文章中提出这样的历史性反思：近现代的西方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便是这种近代理性思想崛起的最好诠释。理性的启蒙时代以来，进步的观念几乎取代了宗教，成为西方人精神的重要支柱：通过人类的理性就可以在地球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国。然而这一切都只在19世纪结束之前有效。近代以来的伟大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休谟、莱布尼茨等，虽然学说各异，但他们都是要求只通过理性来理解宇宙的神秘。同样，科学也希望只通过这种理性的技术来解决所有的物理问题。这样的信念在19世纪达到顶点，同时也就快走到了它的尽头。进入20世纪后，西方人好像突然发现了文明和理性疯狂的一面和科学技术具有毁灭性的一面。人崇拜理性，最终却被理性所统治了。于是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不再相信过去赖以乐观的那一套信条。文明的畸形发展就像根部脱离了土壤的大树。^[31]

文明赖以扎根的土壤是怎样的呢？瓦茨从价值观上展开他的分析。西方价值突出人与自然宇宙的分离，靠这种方式来抬高人的地位，使他超出万物之上；这种分离的价值观随着20世纪的精神危机而凸显出凶险的前景。而东方价值突出人与自然的融合，这就是它必然要取代西方价值而重新引导人类的原因。

“常言说，必须先有分，然后才有合。不论作为理想的人文主义有哪些错处，至少它作为一种中介还是必要的，这个中介过程就是先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去，因为那是让人类回归自然的必要的前提。”^[32]

在这样的理解下，回归自然（合）就成了与自然分离（分）为前提的完整的循环运动的结果了。不过，为了同现代人的所谓复归自然的运动相区别，瓦茨还打比方说，复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出发点。人类的原始阶段就好像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而归家的回头浪子毕竟要比没离家的孩子要成熟。原始人和自然贴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分别自然的与人为的东西。或者可以借用吉普林的话说，处在自然状态的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然的。从这种发展过程着眼，瓦茨坚信被称作人文主义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分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亲密和富有成效的结合的必要准备。还可以用两性的结合来做比喻。儿童不明白男性与女性的区别，成年时则有了这个明确的区别，而确立了这种区别则是两性通过互补的结合达到和谐的前提条件。^[33]现阶段的西方文明刚刚走出了它的成年阶段：阳刚的理性开始意识到，没有阴柔的自然作为调节和补充，它自身是残缺不全的。现今需要解决的是人自身与外在世界的矛盾。人不能只是充当制造物质财富的机器。解决的方法是在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外部去寻求，即到印度、中国和埃及等古文明中发现新的价值。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

我们可以把瓦茨的这一套理论视为对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的一种逻辑说明。

从人与自然万物不分的原始和谐状态，到人文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建立，再到反叛资本主义和现代性道路，复归前现代的东方思想的“新人文主义”，正好像完成了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辩证运动过程。如果把人文主义取代宗教权威的思想运动看作是一场思想启蒙，那么如今用东方基准的新人文主义取代西方基准的旧人文主义，也就相当于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再启蒙运动了。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全球化，就不会胶柱鼓瑟地认为那只是世界西方化的另一种说法了。问题在于，以东方传统价值为基准的新人文主义，为什么给受到物质主义压迫的西方人带来解脱困境的契机呢？按照他的看法，佛陀也好，得道之圣人也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超人，也不是像上帝那样隔绝于我们尘世之外的君临世界的存在。他们自身就是那种宇宙赖以存在的法则之体现（embody），正是他们表达出了宇宙生态整体的意义所在。

半个世纪之后，瓦茨所倡导的东方智慧已经广泛普及到一般民众。新人文主义的再启蒙也早已开花结果。临近20世纪末，美国小说家莱德菲尔德在《第十种洞察力》中给出了另一幅历史反思图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幡然悔悟：“我们决心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创造更舒适和更快乐的生活，在短短400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偏执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类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生产出一切的生活舒适。问题是我们征服自然和让自己更舒适的执拗、狂热的冲动。^[34]已使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并面临崩溃。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小说并没有对世界文化的前景过于悲观，原因就在于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之结果。作者热情洋溢地宣告：“在我继续观察时发现，根深蒂固的本能中的分析与评判的趋势，已在新一代人身上冉冉升起。他们认为，生活的内涵远不止古老的物质现实，他们感到，新的精神内容正在地平线上升起，并开始探求其他的不被众人所知的宗教和精神观点。东方宗教首次被众多人理解。意识的转变是使人感到，一个人的特征与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5]这种开悟式的话语对于渴望挣脱物质主义枷锁的西方人不啻为新世纪的福音，而对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现代性道路的后发展的东方国家来说，又昭示着怎样不同的历史反讽呢？

【注释】

[1]参看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Toby Miller，（ed.），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Blackwell，2001，p.223.

[3]这个说法采自卡普拉《转折点》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的标题。见：F.Capra，The Turning Point：Science，Sociology，and the Rising Culture，London：Flamingo，1983，p.248.

[4]参看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的谈话，见《联合早报》编《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5]天冬：《瑜伽：来自古老东方的诱惑》，载《银幕内外》2001年8月号，第30页。

[6]参看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的谈话，见《联合早报》编《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7]参看卡普拉《转折点》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关于西方心理学与东方思想的论述。F. Capra，The Turning Point，pp.167—168.

[8]儿玉实英：《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杨占武等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www.xing528.com)

[9]同上书，第307页。

[10]参看理查德·诺尔：《荣格崇拜——一种有超凡魅力的运动的起源》，曾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11]Dictionary of the Occult，Scottland：Geddes and Grosset，1997.

[12]Mircea Eliade，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9，pp.11—12.

[13]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灌耕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

[14]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Paul Heelas，Expressive Spirituality and Humanistic Expressivism：Sources of Significance Beyond Church and Chapel，Beyond New Age：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ed.），Steven Sutcliffe and Marion Bowma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7—242.

[16]Richard Herne，Magick，Shamanism & Taoism：The I Ching in Ritual and Meditation，Llowellyn Publications，St.Paul，2001.

[17]参看王淼洋：《当代西方易经热》，见《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27页。

[18]史蒂芬·罗：《再看西方》，林泽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19]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10—211页。

[20]参看叶舒宪：《孔子喝酸辣汤吗》，见《耶鲁笔记》，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21]亚当斯·贝克：《东方哲学的故事》，傅永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22]关于20世纪后期西方的庄子研究概况，请参看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导论第五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34页；叶舒宪：《去密歇根讲庄子》，见《耶鲁笔记》，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61—66页。

[23]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

[24]同上书，第226—227页。

[25]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6页。

[26]对于“东方/西方”划分的神话原型基础及其语义衍变的谱系，请参看Walt Burket的《东方化革命：远古时代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E. Pinder and Walt Burk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或参看拙作《“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载《东方文化》（广州），2002年，第5期。

[27]保罗·库尔茨：《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余灵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28]大卫·帕金：《英国的当代人类学中存在一种新物质性吗》，见《21世纪：文化自觉与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29]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第165页。

[30]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8—219页。

[31]Allan Watts，Seeds of Genius，Shafttesbury：Element Books，1997，pp.41—42.

[32]Allan Watts，Seeds of Genius，p.45.

[33]Allan Watts，Seeds of Genius，pp.46—47.

[34]莱德菲尔德：《第十种洞察力》，李松梅译，昆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35]同上书，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