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学教育探析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据笔者最近考证，中国法学教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驱邓析。邓析（前545—前501），郑国人，曾出任郑国大夫，后办私塾，自编《竹刑》一部，教习法律，专攻诉讼，学讼者不可胜数。据《列子》记载，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46]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称法学为“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开启了“法学”学科之先河。从此，先秦法家把“刑名”与“法术”联系起来，把“名”隐身为法令、名分、言论等，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来，韩非概括为“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47]。

邓析办私塾，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甚至直接帮助他人诉讼，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讼师，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在他的倡导下，郑国曾出现新的思潮，甚至“郑国大乱，民心欢哗”，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一定威胁，郑国的统治者姬驷歂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48]。可见邓析兴办法学教育，因伸张正义而死，但是死得光荣，其所著《竹刑》有合理性与科学性。邓析作为法家先驱，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至于他的辩论名篇和法学论文，至今还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邓析的著名辩词是“两可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辩术，其实，这是律师应尽的责任，因为律师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讲述对当事人有利的观点。事实是这样的，按《吕氏春秋·离谓》记载，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知道后就去赎买尸体，但打捞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说：“你安心回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给你，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不再找打捞者买尸体了，打捞尸体者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从这个故事看，似乎邓析的话有诡辩的嫌疑，但邓析是这一事件的中立者，他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因此，双方来询问他时，他只能为双方找出有利其权益的主意，因此，邓析的回答是正确的，而且带有朴素的辩证观念。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律师只能为一方当事人代理案件，不能同时也为另一方出主意。尽管邓析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什么错误，但这类案件不可再用，否则就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嫌疑，有违我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

邓析不仅传授诉讼方法，而且传授法律知识，他有论文多篇，其中以《天厚篇》与《转辞篇》出名，现已无原著可查，仅有《邓析子》一书。而该书据说系汉代以后有人托名所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我国法学教育的首创者。荀子有过这样的评价：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49]

中国古代官办的法学教育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曾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则具有法律教材性质，还有20多部单行法规，计法条600余条，证实了秦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历史事实。还有《韩非子·五蠹》可以佐证：“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50]就是说，从商鞅变法开始，历经11个君主，长达一百余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都是在全国普及法学教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当官吏的都是法学教师，秦国所有民众，一律学法，是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商鞅曾建立“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的制度，宣称“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51]秦律还要求官府抄写其所遵守的法律，还要求臣民“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52]据说当时的秦国设律博士一职，专司法学教育。《汉书》已有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53]就是说，秦代的博士不是一种学位，而是一种职务。“律博士”是当时博士中的一种，也是官名。顾名思义，律博士乃精通古今法律事务。汉承秦制，也设有博士，除了律博士外，还有五经博士、武博士等。与律博士相似的，还有当时掌管衙门案件记录的“司爷”。据说西汉初年的相国肖何与曹参，都是“刀笔吏”出身，即都是学法律、懂法律并以法律为职业的。当然，有史料可查的，我国的官办法律教育则始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据史籍说，明帝即位，卫觊奏曰：“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54]据说当时有个大臣叫胡寅的极力反对，但魏明帝还是采纳卫凯的意见，置律博，专司法学教育。这种设置与做法，为历代所沿袭，据《册府元龟》里的说法，北齐有律博士4人，隋有律博士8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律博士便有侯坚固、杨衡之、司马锐、傅霖等人。到了唐宋，法律教育又上了一个层次，在科举制度下又设置了明法科，即有法科出身的进士。在律博士下面，还有律学生，《唐六典》对律学生有专门记载：律学生以律令为核心课程，格、式、法、例兼习之。《新唐书》还具体讲到了律学生的年龄和人数：“律学，生五十人”，“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55]另外，还有法律教材。如徐天麟编著的《东汉会要》中便有“律学”一门。南齐学者崔祖思对汉代以来的律学大加赞扬，说：“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56]公元1070年，宋神宗行“保甲法”，置“刑法科”。公元1073年，王安石提举，设立“律学”，尽管有人反对，但被历代沿袭。

我国古代法律教育本来是极为完善的，尤其是秦代举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盛况空前，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创举，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伟业，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以法治国”“法治强国”的典范，彰显了法学教育的巨大威力。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法学教育具有如下特点，对我国当代法学教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第一，我国古代法学教育紧密结合法律实践，特别是结合司法实践。第二，我国古代法学教育与政治体制紧密结合，直接与重大政治改革联系，如管仲改革使齐国强大，成就了齐桓公为春秋的第一霸主；商鞅变法沿袭秦国一百余年，终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三，全民普及法学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我国古代法学教育要进一步考证，揭示法学教育的一般规律，对当代中国提高全民特别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提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水平，将是极大的促进。但古代的法学教育宣传重刑主义，不仅量刑很重，动辄判死刑，而且刑罚残酷，如商鞅变法时期的刑罚有枭首、腰斩、车裂等。

本编论述所涉及的时间包含中国法理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其内容也是中华法治文明的主要来源，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我国古代的法理学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直接联系，与历代改革变法有直接关系。每一次重大政变、变法几乎都是用法理学来鸣锣开道的。如商鞅变法的“法先王”与“法后王”问题，王安石变法中的“祖宗之法可变”与“不可变”问题，都是利用法理学中关于“法应适时而变”的原理。几乎我国古代所有的法理学家都明确揭示了“法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原理，都尖锐地指出“世上没有万古不变之法”，指出法的可变性是绝对的，而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第二，我国古代法理学详细地论证了“治国理念”。据《太平经》中所述先后共有十种，经本书提炼、总结，至少有七种治国理念，即礼治、德治、人治、法治、义治、无为而治、心治等。自秦汉以后，凡采用一种治国理念的朝代，其效果往往不佳；而一般都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治国理念的朝代，几乎都取得了成功，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便采道家的“无为而治”，同时还采用贾谊所沿袭的“德治”和晁错所继承的“法治”。至于贞观之治，除采取“法治”外，还采取了“德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及墨家的“义治”。还有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和清初“康乾之治”也都是采取了几种治国理念。就是说，我国古代法理学揭示的治国理念是多种的，各朝代根据其实际情况而采用之，但都是采用“共治”的形式。

第三，我国古代法理学强调整顿吏治，严肃法纪，重视对领导官员的整肃；指出法律的执行在于“上严下宽”，将别是对司法干部严格执行责任制，并制定了执法中“出入人罪”的刑事责任，不论“出罪”与“入罪”都有严格的追究责任的刑事条款。就是说，我国古代法理学既重视“立法”，更强调“执法”，还强调“法制统一”，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保障。

【注释】

[1]《宋史·太宗本纪一》。

[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六》。

[3]《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版，第67页。

[4]《包孝肃奏议集》卷八“言陕西盐法”。

[5]《包拯集·宽恤·请罢天下科率》。

[6]《欧阳修全集·准诏言事上书》。

[7]《欧阳修全集·南省试策第二道》。

[8]苏辙：《历代论》。

[9]《东坡全集》卷四十六“策略三”。

[10]《东坡全集》卷四十七“策别一”。

[11]徐道邻：《法学家苏东坡》，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09～326页。

[12]转引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页。

[13]《王安石全集·上时政疏》。

[14]《王安石全集·论议·河图洛书义》。

[15]《王安石全集·商鞅》。

[16]《王安石全集·周公》。

[17]《王安石全集·翰林学士除三司使制》。

[18]《王安石全集·提转考课敕词》。

[19]《王安石全集·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20]《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

[21]《朱子大全·答吕子约》。

[22]朱熹：《论语集注·为政》。

[2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定东南》。(www.xing528.com)

[24]《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

[25]《〈明史·刑法志〉考注》。

[26]《明史·志·六十九》。

[27]《王阳明全集·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

[28]《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29]《张太岳集·宜都县重修儒学记》。

[30]有关“张居正的法理学思想与治国理念”的引文，未注者均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31]《张太岳集·宜都县重修儒学记》。

[32]陈义钟编校：《海瑞集·教约》。

[33]《尚书·大禹谟》。

[34]《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5]《明夷待访录·原法》。

[36]《明夷待访录·置相》。

[37]《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

[38]《日知录·守令》。

[39]《日知录·言私其豵》。

[40]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2页。

[41]《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二三”。

[42]《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二”。

[43]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3页。

[44]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3页。

[45]《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

[46]《列子·力命》。

[47]《韩非子·二炳》。

[48]《左传·定公九年》。

[49]《荀子·非十二子》。

[50]《韩非子·五蠹》。

[51]《商君书·定分》。

[52]《史记·秦始皇本纪》。

[53]《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54]《三国志·魏书·卫觊传》。

[55]《新唐书·选举志》。

[56]《南齐书·崔祖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