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总是热衷于讨论所谓“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争辩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相并列的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呢，还是一门综合史、通史和总体史。[73]人们似乎没有注意，“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是“专门史”分割历史的解毒剂，“社会史”正是通过对陈旧的专门史领地进行蚕食和侵犯才确立自己的边界的。确立边界的最初形式是扩大历史关注的范围，如以往忽视的所谓“基层社会生活”，再深入则开始动手拆除传统历史门类之间的藩篱。
可能受福柯重新安置知识—权力关系的影响，致使原有的学科内涵被置换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场景中重新进行定义。比如原来政治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因为“政治”与“文化”之间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很难直接套上关系。按过去理性的分类，“政治史”自然描述的是具有事件意义的权力更迭现象，“文化”则是精神一系的投影，与权力政争无关，是一片净土。可一旦把它们放入“社会史”的框架，人们会发现“文化”可能是某种较纯粹的上层或地方精神愿望的表达，也可能仅仅是权力运作的象征，或是一种政治的表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史”颇会让那些富于幻想的人失望。可社会史的魅力及犀利之处也恰在于此。更重要的是，“社会史”为历史学接受其他学科的滋养提供了最适宜的技术操作形式。本文研究“理论转移”的现象即基本上以“社会史”研究如何在接受不同学科的影响后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边界为考察对象，考察的结果已充分证明：“社会史”目前拥有的不定型的怪异面貌，恰恰是其不断吸收不同学科方法滋养的结果。因此，“社会史”研究似乎很有必要继续如此“怪异”下去。
还有一种说法是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74]但我以为这种理解对于“社会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这种范式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变得能够操作；同时，这种操作向具体化目标的过渡又是以我们是否清晰地考察了以往方法论转换的得失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我们反思研究历史方法的“问题史”视野，不要总犯盲人摸象的错误。以本文为例，从“问题史”的角度分析，“社会史”研究经历了从注重“空间”—“关系”—“地方感”分析架构的转变，注重“空间”的阶段是极力建立和确认民间与上层社会的边界，以便突出下层社会也拥有自身的自主性空间；注重“关系”的阶段是发现上层与下层社会的理念很难用“空间”来简单加以区分，这是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区别，因此需要在动态的变化中对民间社会复杂的关系状态加以分析；“地方感”分析路径的出现则说明社会史研究开始注意摆脱仅仅从上下层关系的纠葛程度为参照探讨民间社会的老路，而准备寻求较纯粹的底层文化的学术关怀和欲求。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肯定是相对的，这三种取向至今仍同时并存于社会史界，而且还分别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社会史”虽作为新兴领域颇引人注目，而且其研究方法不断以更迭迅速的各种社会理论为依托，但它并非包罗万象，也非包治百病的药方，以至于可以包容各种历史问题的解释。比如在处理上下层关系的问题时，当前的“社会史”框架可能就有过于注重下层历史解释而相对忽略对上层社会进行重新研究的趋向。[75]也许有感于历史学有关上层社会的研究充满了陈旧的偏见，目前“社会史”研究往往把下层社会孤立于上层社会之外以便做出不受干扰的独立解释，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意义，不过任何社会与历史现象的演变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行为，不想办法更新对上层社会历史的解释，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在孤立状态下诠释基层社会的意义，我们对上层历史的一些被公认为研究前提的一些假设如儒家社会伦理总是毫无阻碍地支配着基层社会，再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始终存在着一个华夷秩序等等是否也该到做出修正的时候了？我认为，只有在推进“社会史”研究不断更新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历史学对上层社会的解释能力，才能真正提升整个中国历史学对问题意识的把握能力。
【注释】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中华读书报》2002年07月17日。
[2]费正清曾说过：“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以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之上。”参阅［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从表面上看，费正清的动机是从了解的角度切入对中国的认识，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其为美国政策导向参谋的意向。
[3]孙歌在分析日本战后史观时曾经指出，理论框架的分析不能替代对“日常经验”的认知，国内学者则恰好漠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认知，如其所述：“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远比理论分析来得复杂，理论层面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日常经验尤其是感情经验的同等‘正确’，因为日常经验总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乃至理论视野之外的。”美国中国学则不断在努力寻求或靠近这种认知，而我们却离它越来越远，这就是我们与之差距所在。参见孙歌：《寻找近代——来自日本的思考轨迹》，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4]比如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盛行历史唯物史观的发展阶段论，热衷于探求所谓“世界史的基本规律”，不久一些学者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支刻意描绘出的中国“停滞论”模式，恰恰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正当化了。于是有意从两个方面予以修正：一是从秦汉帝国构造的独特性出发克服由世界史发展的基本法则所推导出来的“亚细亚停滞论”。参阅［日］东晋次：《秦汉帝国论》，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0页。二是从探讨基层社会的日常形态入手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面相。参见［日］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同上书，第201页。
[5]目前国内的所谓“地方史”研究往往是打着研究“社会变迁”的旗号，却几乎毫无例外地认同“现代化理论”所设置的人类应按西方道路发展的普遍性和终极性前提，因而多数研究不具备基本的批判反思能力，而只能视为现代化理论普遍模式的一种地方性注解。
[6]［美］爱德华·W.赛义德（即萨义德）：《理论旅行》，出自《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禾曾运用理论旅行的理论观察西方词语进入中国所造成的种种变化以及对中国人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但刘禾也批评了赛义德由于赋予理论以主体性，也就过分肯定了理论的首要性并且未能成功地解释何为翻译的工具。因此旅行成为一种抽象的思想，以至于理论在哪个方向旅行，出于什么目的旅行，或者使用哪一种语言，为了哪些受众旅行等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的“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一节，三联书店2002年版。本文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将尽量避免同类情况的发生。
[7]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6页。
[8]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曾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与“释古”四派，基本上以脱离经学化的程度为标准对现代史学流派加以评价。而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称“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三曰“科学派”，亦称“考订派”。而“革新派”的史学，随时递变，又可分为三期：其初为“政治革命”，继为“文化革命”，又继为“经济革命”。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0页。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一书中则对甲骨文字、考古发掘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进行了评析。
[9]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10]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马戎等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11]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
[1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3]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193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7页。杨庆堃的思路受到派克影响的另一证据是他曾在1934年9月13日的《社会研究》上发表了《介绍地位学方法》一文。费孝通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一文中详细追溯了派克的区位学方法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2年版。此节的若干观点及材料承蒙夏明方予以提示并惠与讨论，特此致谢。
[14]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第55页。
[15]同上书，第57页。
[16]同上书，第44页。
[17]［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8]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第61页。
[19]施坚雅就曾说过杨庆堃在1932—1933年所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作品，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56页。
[20]［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99页。
[21]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22]同上书，第69页。
[2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4]同上书，第48页。
[2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6]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ited,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3～24.
[27]［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32页。
[28]［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29]费孝通：《乡土重建·基层社会的僵化》，参见《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30]费孝通：《乡土重建·基层社会的僵化》，参见《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31]同上书，第340页。
[32]参见杨念群：“青山遮不住——评黄仁宇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
[33]费孝通：《乡土重建·基层社会的僵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第342页。
[34]同上书，第343页。
[3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页。
[36]同上书，第5页。(www.xing528.com)
[37]参见［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以华南为地区史研究单位，揭示的是中国在应对西方入侵时表现的非整体性特征，暗示国家能力已无法全面支配地方势力。
[38]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第10页。
[39]黄宗智特别提示说，目前流行的“中国中心论”表面上是民族主义的某种表现，其实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参见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页。
[40]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为〈二十一世纪〉创刊十周年作》，《将错就错》，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7页。
[41]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可在具体运用于中国历史现象的分析时两者往往被混淆使用。有关两者的区别，可参见［英］简·柯恩、安德鲁·阿雷托：《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载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42]Frederic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in Chinese Political,”modern China,Vol.19,No.2（April 1993）.
[43]中国国内直接移用“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著作似乎只有朱英所撰《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其中专列“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一节讨论“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解释清末商业社团的崛起。
[44]［日］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载［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45]关于较早期乡村权力系统变动的研究，如胡宗泽：《华北地方权力的变迁——1937—1948年十里店资料的再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近期著作，参阅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罗志田：《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9～251页。
[47]李怀印：《二十世纪早期华北乡村的话语与权力》，《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
[48]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Phenonmenological Prolegomena ,in: Steven Feld、Keith H.Basso edited,Senses of Plac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6, p.19.
[49]参见［法］布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载夏铸九、王志弘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增订再版，明文书局1994年版。
[50]Keith H.Basso, “Wisdom Sits in Places:Notes on a Westem Apache Landscape,”Senses of Place.P.83.
[51]Phenomenological Prolegomena,“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teven Feld and Keith H. Basso edited, Senses of Plac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6, p.19.1996.
[52]同上书，第23页。
[53]关于上下层在互动的过程中塑造“关公”形象的出色研究，可以参见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The Myth of Guandi,Chinese God of War,”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no.4（November1988）:pp.778～795
[54]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地区的“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5]关于“祭祀圈”的讨论，可参见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171～204页。关于所谓“有份”“无份”状态的研究，参见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56]［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57]同上书，第74页。
[58]同上书，第75页。
[5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03页。
[60]张静：《“雷格瑞事件”引起的知识论问题》，参见《清华社会学评论》（2），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61]比较典型的批评，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载《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72页。
[62]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对历史的否认》，载《后革命氛围》，第166页。所以我不同意欧洲中心主义仅仅是一个观念传播的过程。国内近年来流行一些论著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近期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等著作都强调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神话话语的制造过程，并致力于破除这种神话，但他们都没有能回答既然是神话为什么还会长久地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问题。所以，不深入分析西方模式的非文化性的传播机制，而仅仅把东西方归结为一种文化的较量是远远不够的。
[63]比如一些研究者往往不自觉地站在行政命令的角度看待和评估宗族复兴的得失，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钱杭的宗族研究。钱杭在对江西农村宗族复兴进行调查时，几乎直接以国家政策代言人和诠释者的姿态介入研究过程，成为“对策研究”的一员，致使其无法理解宗族复兴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含义，研究者和政策实施者角色的合一与混同已经严重妨害了对地方历史进程的真实理解。参见钱杭：《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月号。
[64]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65]［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对历史的否认》，载《后革命氛围》，第163页。
[66]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运用Benedict Anderson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诞生也是一个复杂的建构过程。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沈松侨的文章：《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载贺照田主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7]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即《江村经济》），［英］马林诺夫斯基序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68]梁启超似乎不承认中国历史记载中有“地方性知识”的存在，而只有帝王家谱，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假设古代如果有对地方性知识的搜集也应该与近代有很大的区别。
[69]参见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女子缠足从“美”到“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6期。
[70]参见周星：《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0年工作论文。
[71]参见陕南杨地镇口述调查笔记（未刊）。
[72]贺照田：《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第10页。
[73]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74]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载《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页。
[75]例如，以研究城市史和底层社会见长的美国中国学家罗威廉最近出版的著作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ng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是研究清代名吏陈宏谋的。这一研究主题的转变初看颇令人费解，可如果联系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转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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