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艺术史的现状及对策

有关艺术话题的探究已延续千年，艺术史同样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如人们所知道并经常论说的，视觉艺术史（美术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18世纪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哲学家的艺术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但时至今日，以双双面临“终结”为标志，艺术和艺术史同样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自然，这并不预示着探索沉寂和丧失活力，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临界点。目前的研究起码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是西方学者仍掌握话语权，但随着现代性后现代性在艺术领域先后登堂入室，原有的探索目标已开始出现模糊。除了艺术定义的不可知论甚嚣尘上外，艺术史研究已充满危机感，然而这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表面现象，研究者的观念和做法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

（1）“艺术消亡”“艺术史终结”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家之言，并未占据认识的主流（黑格尔被认为是最早的艺术史终结论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在严肃地探讨艺术史的真谛问题。正如德国人汉斯·贝尔廷在《艺术史的终结？》一文中所言：“每当人们对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终结感伤之时，事物仍在继续，而且通常还会向着全新的方向发展。今天，艺术仍在大量生产，丝毫没有减少，艺术史学科也生存下来了。”^[7]美国人多纳尔德·普莱兹奥斯的《反思艺术史》（1989）和大卫·卡里尔的《艺术史写作原理》（1991）透露了同样明确的信息。

（2）瓦萨里、温克尔曼以来逐渐形成的将视觉艺术史等同于艺术史、欧洲等同于世界的观念依然左右着大多数人的头脑，声称非西方艺术对艺术史主体不发生影响的詹森及其《艺术史》为其典型，即使对传统艺术史进行认真反思的学者如普莱兹奥斯等人也不例外。当然，时代在变，人们的观点和做法也不能一成不变。典型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艺术发展史》，1950）虽仍为视觉艺术史，但已为东方艺术（埃及、西亚、印度、中国、日本）留下了相应的篇幅。弗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人类的艺术》（1937）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理论或艺术史学术专著，但在描述人类艺术发展史有意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并重，视域更不局限于欧美，似乎预示着一种突破的新趋势，不过总使人产生势单力薄的感觉。

（3）虽然出现了新艺术史的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传统艺术史观形成了冲击，如已有学者论及的新艺术史“本质上拒绝关于（贡布里希所代表的——笔者）一种实证主义的、唯一限定的艺术—历史性姿态的全部假定”。^[8]但就研究对象而言，新艺术史并非针对传统的根本性变革，其与传统艺术史的主要分歧在于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方法发生了改变。随着视觉文化的飞速发展，诸如广告、影视、动画等艺术门类也进入了视觉形象的研究领域，从而打破传统艺术史只研究“高雅艺术”的局面。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史长期形成的在视觉艺术范围内活动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说到底，这还只是一种量变。

另一点是艺术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东西，它发生在东方的中国。继上个世纪初马采、宗白华等人倡导独立的艺术学科以来，中国学者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入艺术学和艺术史研究领域，最初当然是以引进为主，上面提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艺术学、艺术史专著大多已有中译本，本国学者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非但如此，中国的艺术学不仅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思辩和坐而论道，而且还体现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看到，在中国，除了各门类艺术已经具备了强有力的基础之外，以在它们之间打通为主要特征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研究生招生专业的设置也已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如果说西方学者自费德勒、德索和乌提茨以来尝试建立一般艺术学的努力尚未能进入学科层次的话，这种缺憾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弥补，从而在体制上为传统学科艺术论与艺术史脱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当然，由于起步未久，其认识和做法也存在以下问题，需要人们予以关注和解决。

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受着欧美和苏俄学术的影响，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的两大支柱，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分属哲学和美术学的基本格局在国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艺术即视觉图像的层面。尽管有识见的学者如张道一、李心峰、彭吉象、王宏建、凌继尧、张同道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作了大量的努力，但要在思想深处消除传统的片面印迹无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二级学科艺术学虽然已进入全国学科名录，算是有了“户口”，但在指导思想和专业内容上还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尤其是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史观，目前已是刻不容缓，否则已经取得进展也可能失去^[9]。其次，由于缺乏长期的理论准备，目前国内二级学科艺术学的专业设置还很粗糙，到底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分支学科较为合理至今尚在讨论之中，艺术论和艺术史的教材建设大多仍沿用西方传统，分处在哲学和视觉艺术的范畴而不自知。如果说“艺术学概论”由于借鉴了德索、马采等人的理论遗产以及国内长期使用的《艺术概论》教材的传统而情况好一些的话，“艺术史”的问题就更多了，可以说迄今所有流行的艺术史教材要么只是视觉艺术史，要么只是区域史、国别史，甚至国内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倡导者张道一先生也主张将中外艺术史分开。在其主编的《艺术学研究》“代发刊辞”中，张先生主张艺术学研究设置9个分支学科，其中没有“艺术史”而只有“中外艺术史”，具体说就是“分为中国艺术史和外国艺术史，又可按照大的‘文化圈’分为大地区的，如东方和西方，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艺术史的分类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也在此类。”^[10]说到底，这实际上仍是区域艺术史。所有这些，当然不是缺乏理论勇气，而是考虑不周^[11]，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艺术学的专业设置和教材建设。今天看来，如果我们不能横向（区域史、国别史）和纵向（断代史、类型史、专题史）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打通的“艺术史”，就无法形成与“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足鼎立的学科体系，更不能说建立和健全完整的艺术学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次，虽然出现了诸如《世界艺术5000年》（王小岩等）、《龙凤的足迹：中国艺术史》（李晓等）、《中国艺术史纲》（长北）等读物^[12]，尝试将艺术史视阈扩大到听觉艺术和戏剧艺术，但总的情况还是显得缺乏深度，思路没有摆脱传统的笼罩。思想解放的障碍不光表现在封闭、守旧，也表现在崇洋，前者易于识破，后者则易囿于盲区。在这领域已有学者作了论述^[13]，现仍有大量事情要做，自主创新更亟待加强，未来大有可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科学的艺术史研究还应特别注意真正的“艺术史之父”（贡布里希语）黑格尔的思想和方法，目前似可在正反两方面着力。

1.站到哲学的高度，将艺术定义及其本质的界定和艺术史学的理论把握有机结合起来，促使后者真正脱离美术学的框架。艺术定义是艺术史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的艺术史应具有完整的概念意义，而非仅仅是视觉图像的演变史——以黑格尔为师，将听觉艺术、综合艺术等门类引入艺术史范畴，而不仅仅突破雅、俗艺术的界限。

2.回归艺术本体，让艺术科学真正独立于哲学和美学，终极目标在于揭示艺术自身发展规律，而非仅仅将艺术特殊地作为哲学一般的表现形态——走出黑格尔的阴影，而又不简单回归瓦萨里、温克尔曼、贡布里希乃至西方新艺术史家。

借用哲学的语言，如此表述应该说也是一种辩证法，可称两点论。毋庸置疑，对这两点的任何偏向都会造成科学的艺术论与艺术史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艺术学学科品格的可疑和分裂。自然，事物总是存在正反两面性。如果我们认知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真正打通各门类艺术的同时打通艺术论和艺术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艺术观和艺术史观，就有可能使得中国艺术学摆脱欧美艺术学附庸的尴尬，从而真正形成艺术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展望已经超出本文的论题范围了。

（原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

【注释】

[1]（德）汉斯·贝尔廷：《瓦萨里和他的遗产——艺术史是一个发展进程吗？》，《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www.xing528.com)

[2]参见（美）M.李普曼：《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陈池瑜：《现代艺术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章。

[3]（英）R.G.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4]《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5]引自（德）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目前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似乎对艺术史原理这一概念有意无意地采取回避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瑞士人沃尔夫林的名著《艺术史原理》（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国内中译本无论1997年的辽宁版还是2004年的人大版，书名均改作《艺术风格学》。

[7]（德）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8]（英）斯蒂芬·巴恩：《新艺术史有多少革命性？》，常宁生译，载《世界艺术》1998年第4期。

[9]参见刘道广：《艺术学：莫后退》，载《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0]张道一：《艺术学研究》第1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1]潘耀昌《作为美术史基础的世界美术史》一文谈到美术史的时候指出：“中外的分法，实质上是拿一部中国缺席的世界美术通史与一部中国美术国别史并列。中、西的分法也不合理，拿中、西取代世界，不是中国中心就是西方中心的世界观显然不可取。只有东西才相称，比如日本人的东洋与西洋之分，但如何处置伊斯兰、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呢？这种分法最大的弊端是，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或者说，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文脉。这是不可取的，不符合当今世界公认的文化价值观。”（《走出巴贝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笔者对此颇有同感，艺术史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12]王小岩：《世界艺术500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肖鹰：《中西艺术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晓、曾遂今：《龙凤的足迹：中国艺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史仲文：《中国艺术史导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长北：《中国艺术史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另外，还应提及的是李希凡先生主持编撰的多卷本《中华艺术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自然分量厚重，也不缺乏深度，但也只能归入区域艺术史的范畴。

[13]参见何怀硕：《西方霸权下中国艺术的慎思》，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