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型与偏反型思维模式的差异

钱穆认为中西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生活方式、心理气质，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调和力强，是中和型思维，表现出中和性；西方文化则冲突性更大，是偏反型思维，表现出分别性。

关于“中和型”，钱穆说：“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82]“中”不是在中间的意思，在中间跟在这边或在那边一样，也都是一偏。“所谓中，是一个‘大中至正’之中，是一个大局面全体之中。兼包两偏都在内。中国古人又讲‘中庸’，‘不易之谓庸’。因偏而生反动，就是易。得到一个大中至正，便不会有反动，故称‘不易’。”^[83]偏反型作为中和型的反面，是由于“任何一物，有全体，有一偏，或偏在这一边，或偏在那一边……我们的思想理论行动，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起初不觉得，慢慢儿会发现毛病。毛病是偏左的就反对偏右的，偏右的就反对偏左的。所以有‘偏’必有‘反’。往往每一个理论行动，太偏在某一边了，容易发生反动。反动只是反到相反的那边去……称之曰‘偏反’。文化走上了偏路，定会有反动，这是一种自然过程。但这样总不很好。我们要找出一‘中和’”^[84]。

首先，就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言，西方文化以对立二分的思维看待世界，中国则以整体性思维看待世界。自由与独立的前提是思维向外看，往外倾，以异己的双方构成世界的对立两面。古希腊城邦文化是注重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文化，古罗马文化是要求联合向前的帝国文化。但不论是强调个体，还是强调联合，都是注重对立二分思维的分别性。古罗马城邦与广阔的征服地之间是两隔的、对立的，不是融合一体的，没有融合一体的文化，所以古罗马政权灭亡之后，就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权。中世纪的贵族封建制也还是古罗马帝国制的偏反。中世纪的宗教社会把宗教人生与现实人生、教会神权与俗世人权、封建贵族和平民社会分得等级森严。近代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直接用人文主义对抗封建专制，启蒙运动则用理性主义对抗宗教神学，科学与宗教最终分道扬镳，宗教人生走向衰弱，俗世人生蓬勃发展。现代西方工商社会出现了经济人生同完整人生的分离与异化，人与社会的分化与对立、生产与需要的分别与扭曲。这些都是在对立二分的思维下，由一种分别走向另一种分别，这种背离过程可能被称为“革命”，实则是“偏反”。

钱穆提出中国文化是中和型的文化，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以中庸之道实现对偏反和对立的超越。“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又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85]中国文化从事物的两面性理解事物，从两个事物的关联处理解世界整体。中国灵魂深处的和合性特征，使中国文化具备宽容的气度，具有兼收并蓄、平和、博大的胸怀。

其次，就人生观而言，西方文化强调自由，讲权利，中国文化强调和合，讲道义。中国古人试图超越阶级，不讲阶级联合与斗争，看重个人的平等，也看重以个体修养获得人生自由，人生与世界视为浑然自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中国人不讲自由，却获得超越的自由，比通过联合、斗争追求自由更加有效，更容易获得幸福，也更加高明。古希腊把人看作灵魂与肉体两部分，灵魂是理性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肉体是感官的物质世界的存在，要么完全依赖宗教，注重灵魂，要么崇尚理性精神，去开发科学和技术，要么注重肉体享受，崇尚物质的索取。西方社会在偏反方向前进，总容易走上偏颇的道路，产生的是各自一套相互冲突的理论，成就的是各行各业的专家。钱穆相信将来中国社会真走上正轨，将不会以西方许多对立着的名目来构建社会，而是会建立一个大中至正的社会，一个不偏不倚的和谐社会。钱穆还相信照中国道理讲政治的，必定是大政治家；照中国思想讲军事的，必定是大军事家；照中国文化讲教育的，必定是大教育家。中国基于一体中和的思维，讲修为，讲道义，讲个人与家庭、国家、天下一贯而下的一体性，结果是中国在历史上早早地实现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西方基于两体对立的思维，讲自由、平等、权利，结果陷入长期的分裂、无尽的纷争。

再次，就历史、民族和国家而言，西方文化尚分离，中国文化尚统一。钱穆说：“我拿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喜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86]中西的中和性与分别性，在历史上有鲜明的表现。古希腊有希腊人，有希腊的社会、民族，却没有希腊国，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不愿意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宁愿是分散的联盟，这是分别性超过了和合性。古罗马人兴起，向外征服，吞并了意大利半岛，建立的国家还叫罗马，不叫意大利，继续往外扩张，直到成为横跨欧洲、非洲、亚洲的罗马帝国，罗马还是这个帝国的中心，整个罗马帝国只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还是分别性多过了和合性。秦汉统一了中国，秦和汉成为中国的朝代名称。刘邦是丰沛人，汉代兴起，不能说是丰沛人向外征服，西汉的中心是洛阳，不在丰沛。这表明中国的和合性多于分别性。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国之分，南北朝之分，五代十国之分，宋、辽、金之分，但中国历史的常态是和合，变局是分裂。西方历史的常态是分裂，变局是和合，从古希腊开始，直到现代西方国家，除了古罗马帝国是合，其余全是分。西方人好分，中国人好合，这也是由于各自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使然，是中西文化一大差异。

中西文化的中和性与分别性差异，具体表现在民族与国家的调和力上。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树立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理想开始，秦汉就形成了国家的大一统，构建了大群人生的政治制度，促进了民族融合，之后历代的民族融合规模更大，文化思想在传承中走向精细化和综合，在别出中不断丰富，对佛教文化的包容、吸收与改造，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极强的调和能力和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性还体现在和平主义，中国文化无论多强盛，对外一向是温和的。在西方文化中，希腊人有自己的民族，却没能融凝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所以很容易被其他民族打败，失去存在的依据；罗马人有统一的国家，却没有融凝成一个文化、心灵相通的民族，仍然是罗马城与被征服地的形式统一，所以罗马帝国一旦衰弱战败，就再也无法复兴统一，以至于后来欧洲列国争霸并立。

中西文化的中和性与分别性差异，还具体表现在文化的完整性上。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的完整性，正表露在我们中国人每一人的身上。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一切从每一人之身上开始。西方则不然，做一宗教家，该是要注重修身了，但他并不要齐家治国。科学家也有科学家们的修身，但只要成一个科学家。发明原子弹也是科学，但不管到发明以后事。中国人又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整个中国只如一个人，整个天下则像一个家。”^[87]人是文化种子，所以把一切归结到个人身上，使个人成为完整而健全人格的个人，家也是完整而和睦的家，国家成为完整而全面发展、团结统一的国家，天下成为完整而和谐、太平的天下，从个人修身一直推到世界大同，就在于坚持完整性和统一性。西方把个人看作是同他人、同社会分别开来的原子，由个人原子组成国家和社会。西方文化“主要乃由几部分更端迭起的历史积叠堆垛而来。但在务于向外觅取生存之一节上，则可目为其文化传统之共同精神”^[88]。就整体上来说，近代西方文化是由许多方面堆垛在一起的多角形发展的文化，朝着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多个方向发展。“西方文化，其长处乃在多彩多姿，向外传播。其短处则在相互抵触，并不完整。”^[89]总之，西方文化向外伸张是长处，但也存在向心凝聚无力，完整性、会通性不足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危险、病症就在多角上，多角发展越向前，离中心越远，越容易把中心迷失。而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寄托在每个人身上。穷则独善其身，首先影响自己，其次可以影响家人，影响到朋友和邻里。

钱穆最后指出，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将注意力投向西方，一波又一波学习西方的冲动，使中国传统文化连同自身的中和性一并遭受批判，趋于淡化。西方文化的分别性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萌发、滋生，以至中国人在看待中西文化时近于迷茫，以为新的就是外国的，旧的就是中国的；西方的全是先进的，中国的全是落后的；看不起自己，看重西方。因此原本中国传统文化是常与变一起讲的，现在部分中国人定要全盘西化，只要变不要常。诸如此类，恰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分别性影响。

综上所述，钱穆坚持从具体的历史出发，全面地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详实地对比了中西文化的历史演进、文化精神形成和文化缺陷，以及中西文化的各个要素和总体差异，最后认定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系统，在很多方面不存在是非、好坏、高下之分，只是各自民族的客观条件不同，各有所好而已。而且中西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进展与逻辑，中西文化很难找到一个标准，说谁先进谁落后。

钱穆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有两大特点。第一，以历史为依据，力图客观、均衡看待中西文化，但事实上他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自尊。钱穆认为，中西文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无所谓高低、好坏的情况，这方面仅仅是各自有不同的喜好，无法比较孰优孰劣，主张相互尊重，各从所好；二是对中西文化某方面做出优劣评判的情况，主张中西互鉴，取长补短。钱穆的这一观点基本是客观的，符合中西文化的客观实际情况，但也有多处过分地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长和批判了西方文化的缺点。钱穆的民族情结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特定时代能够不附庸大流，也是值得敬佩的。整体上钱穆并没有因为民族文化自尊心而彻底否定西方文化，倒是全盘西化论者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趋于极端。第二，钱穆看待中西文化的依据是其文化学树立起来的框架，但他没有在这一框架中提炼出评判中西文化的标准。钱穆的文化学框架存在缺陷，所以其看待中西文化也就容易出现偏差，如他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科学，发展中国的新科学和新工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人道精神和民本思想，不需要借鉴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观念。

钱穆对西方文化个性的分析尽管有部分夸大和偏颇，但却基本抓住了西方文化的主要病症，抓住了西方文化的关键个性，这些方面也被现今的西方社会所证实。西方是商业主导的文化，西方人走向全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商业利益的驱使，对商业的依赖反映在西方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外倾型心理气质，使得西方宗教和物质文明都有极大的发展，开发出现代科学，但过度追求物质利益，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钱穆比较中西文化，主要是为了烘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真理的标尺评判中国文化，反对文化一元论和文化普遍主义。钱穆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他坚信文化大同小异。但钱穆还是夸大了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地抬高了中国文化。但总体上而言，他既指出中国文化的弱症所在，又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既提倡中国应当学习西方的科学，又肯定中国人文精神的价值。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为其展望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走向，奠定了基于历史的坚实基础。

钱穆的中西文化观，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非常明确地指证了中西文化有各自优点和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圆满，但也确实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可大可久”的历史特征，也非常精准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不足，但他对中国文化不足的完善，显得比较保守，顾虑太多。或许是由于近现代中国主流学者都偏向于激进，钱穆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显出保守的一面，以警示世人。钱穆突出强调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既要争取学到中国所欠缺的，又要防止西方文化缺陷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譬如当代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钱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就已有如此远见，可见其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走向，有非常深刻而长远的考量，因而我们更应该注意钱穆对中国新文化的设想和意见。

【注释】

[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8页。

[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1页。

[3]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9页。

[4]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5]本文遵照钱穆所界定的西欧文化，以此指代西方文化，后面不再另作说明。

[6]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通史》（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7页。

[7]钱穆：《历史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8页。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5页。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页。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页。

[1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20页。

[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页。

[14]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2页。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页。

[1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页。

[1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1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2页。

[1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8页。

[20]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7页。

[2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9页。

[22]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1页。

[2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0页。

[2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6页。

[2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6页。

[26]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5页。

[27]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6页。

[28]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29]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30]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31]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8页。

[32]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9页。

[33]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8、119页。

[34]钱穆：《世界文化之新生》，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5、116页。

[35]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2、63页。

[3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0页。

[3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7页。

[3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62页。(www.xing528.com)

[3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6页。

[4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63页。

[4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8页。

[4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8页。

[43]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页。

[44]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页。

[45]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1页。

[4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2页。

[4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2页。

[4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2页。

[49]钱穆：《文学化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3页。

[50]钱穆：《文学化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6页。

[51]钱穆：《文学化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1页。

[5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8页。

[5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0页。

[5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8页。

[5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页。

[5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8、129页。

[5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1页。

[5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页。

[5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20页。

[60]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3页。

[6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6、137页。

[6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8、149页。

[6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8、189页。

[6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7页。

[6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3页。

[6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页。

[6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2、63页。

[6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3页。

[6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5页。

[7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3页。

[71]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84页。

[72]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3页。

[73]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4页。

[7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页。

[75]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2页。

[76]钱穆：《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2-192页。

[77]钱穆：《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6页。

[7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0页。

[79]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0、171页。

[80]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24页。

[8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7、28页。

[82]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9页。

[83]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6页。

[8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6页。

[85]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0页。

[8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页。

[8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9页。

[8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2页。

[8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