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研究-美国大学理念的导入

美国大学理念的导入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留美学生群体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不仅对数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旧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且促进了西方教育理论的快速传播。大量的西方教育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不再假道日本，而是直接由欧美各国输入。在此期间，留美学生陆续回国，他们成为导入美国大学理念的中坚力量。

（一） 留学生群体对美国大学理念的引介

从1909年开始派遣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至1929年，仅由庚子赔款派遣或享受庚子赔款津贴的各类留美学生就达1800余人。^[26]再加上自费留学美国的学生，留美学生人数相当可观。20世纪20年代前后，留美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凭借系统的科学理论训练以及全新的学术、思想理念，迅速成为传播美国大学理念的核心力量。

1.传播美国教育理论

留学生负笈美国，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历史使命。他们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将满腔的报国之心全部投入教育救国的具体实践中。留美学生归国后，通过兴办学术团体、翻译西方教育著作、创办教育杂志等形式，广泛传播美国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他们既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改革的主力军。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内文化教育界涌现了大批文化教育团体，很多留美学生成为众多教育学术群体的创办人和骨干力量。例如，任鸿隽、赵元任创办了中国科学社，郭秉文创办了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蒋梦麟创办了新教育共进社，廖世承创办了中国中等教育协进会，陈鹤琴创办了幼稚教育研究会，艾韦、陆志伟创办了中国测验学会，俞庆棠创办了中国社会教育社，陶行知创办了中国教育社和国难教育社，张耀翔创办了中华心理学会，邰爽秋创办了中华庙产促进会，等等。^[27]在宣传介绍美国教育理论方面，以留美学生为主体创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影响最大的全国性教育社团之一，该社由中华新教育共进会、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团体于1921年改组而成，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学术进步、力谋教育进步为宗旨。该社团下设年会、董事部、总事务所三个机构。年会是会员代表参加的常会，一年一次，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最高权力和决策事务大会。董事部则是主持社务开展和实施的领导机构，董事包括司库：张伯苓、范源濂、汪兆铭，部长：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交际：郭秉文、袁希涛、李建勋。董事部成员大多具有留美背景或考察美国大学教育的经历。总事务所是执行年会和董事会议决事务的机构，下设32个学术委员会，一位主任干事全权负责，陶行知为首任主任干事。^[28]在各委员会的3名负责人 （主任、副主任、书记）中，留美学生少则1名，多则3名，占有相当的比重，如教育行政委员会主任邓萃英，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郭秉文，女子教育委员会主任俞庆棠，国语字母委员会副主任庄泽宣、书记陈鹤琴，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主任张耀翔、副主任陆志韦、书记陈鹤琴等。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宣传美国教育理论，美国教育家克伯屈、麦柯尔等来华讲学，就是由该社出面邀请促成。该社还积极推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和教育心理测验等，被称为当时国内宣传介绍美国各种新教育、新教法的重镇。^[29]

其次，借助教育学术团体，留美学生创办教育刊物，撰写文章，形成了宣传、介绍美国大学的高潮。1919 年2 月，留美学生组织创办了 《新教育》。该刊先后由留美学生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担任主编，编辑人员共有41人（孟禄为美国人），其中留美学生34人，占近90%，而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达19人。难怪有学者评论说“《新教育》简直就是一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同人杂志’”^[30]。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最古老、课程设置最全面的教育学院，历史上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育史学家孟禄、进步主义运动先驱克伯屈、教育心理学体系创始人桑代克等都曾执教于此。20世纪上半叶，约有1000名中国留学生曾在此学习，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达45名之多。我国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界名人，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蒋梦麟、张伯苓等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由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教育》，从1919年2月创刊，到1925年10月停刊，6年多的时间里，大量介绍了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潮。《新教育》每期发行均在万份以上，风行全国，为中国教育界打开了研究、借鉴西方现代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窗口。除《新教育》外，《留美学生年报》 《留美学生季报》 《教育杂志》 《教育与职业》《教育与民众》《中华教育界》《教育丛刊》等杂志也大量刊印了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文章。从表4-3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状况，还对美国的具体教育实践如课程设置、大学职能、学位制度、招生制度、入学条件等做了针对性介绍与研究。

表4-3　部分教育期刊上关于美国大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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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教育期刊上刊登译介美国大学的文章外，留美学生还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众多极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其中关于美国大学的著作和译著主要有：范静生的《范静生先生调查美国教育之报告》，汪懋祖的《美国教育彻览》，太玄等的《欧战后各国教育之改造》，陶孟和等的《大学校之教育》，杨廉的《西洋教育史》，庄泽宣的《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美国艾略特著、谢冰译的《大学之行政》，美国威尔铿斯著、郑若谷译的 《大学教育新论》，日本马俊健次郎著、洪秋雨译的《欧美大学生活》，孟宪成的《大学教育》，曹炎申编著的《美国教育》，罗廷光的《最近欧美教育纵览》，董任坚的《大学教育论丛》，刘文辂编写的《八年欧美考察教育团报告》，何炳松译述的《美国教育制度》，姜琦编译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蒋丰臻编写的 《视察教育世界一周记》，陈国儒等编写的《各国教育谈》，郑若谷编写的《大学教育的理想》，常导之编写的 《各国教育制度》，等等。关于西方教育测验和教育心理学的译述和专著有：陈鹤琴和廖世承合编的《智力测验法》，陈选善编写的《测验概要》，华超译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廖世承翻译的《教育心理学》，陆志韦翻译的《教育心理学概论》，等等。其中关于西方教育科学、教育方法的译述和专注有：郑晓沧翻译的 《教育科学研究》，杨廉翻译的 《设计教学法》，曾作忠、赵廷为合译的《道尔顿制教育》，俞子夷翻译的《普通教学法》，郑晓沧、沈子善翻译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王琎翻译的《科学教授法原理》，孟宪承、俞庆棠翻译的《教育方法原论》，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留美学生或直接译介欧美最新的学术著作，或运用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观点进行研究，提出全新的理论架构。“留美学生在学术界传播西方人文学科中，实力最强、特色最明、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这几个学科。”^[31]这些著作的出版代表着中国教育开始全面系统地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为我国研究欧美教育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为中国近代教育实践做了理论铺垫。

2.广泛参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工作

20世纪20年代，留美学生归国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成为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或担任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管理者，直接关系到近代高等教育政策的走向；或在民国大学中担任主要领导，直接参与到现代大学的改革与实践；或直接参与一线教学科研工作，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各学科发展的奠基人。1931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名人录》，内载教育界名人1103人，其中国外留学出身的共904人，又以留美学生最多，为552人，占留学生出身人数的61.06%。^[32]从日本学者阿部洋整理的1925 年和1931年美国和日本留学归国者职业分类 （表4-4）来看，留美归国学生在高等学校任教授的比例明显高于日本归国学生。这与前文中分析的留美学生的专业选择更为广泛且获得学位层次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留美学生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而且熟知欧美最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回国后受到了各高等学校的青睐，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纷纷聘请留美归国人员来校任教，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

表4-4　留学归国者职业分类表　（1925年、1931年）^[33]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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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学学生归国后的任职情况为例，1909年至1922年赴美留学归国者516人，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任职者155人，占30.04%；1916年以后的5批清华学校归国专科生共38人，在高等学校任职者14人，占36.84%。1914年以后的4批清华学校归国女留学生共28人，在高等学校任职者5人，占17.86%。^[34]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47人，除1人在美国病故外，其余46人回国后，有18人在高校工作，在中等以下学校工作的无一人。大量留美学生的加入使民国时期高校拥有了高质量的师资力量，为民国大学实现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人员支撑。从表4-5部分留美学生归国后的任职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留美学生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熏陶与科学方法训练，回国后很快在教育领域崭露头角，各领风骚。

第一，他们广泛涉足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参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如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的韦悫曾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曾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的朱经农曾担任教育部次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的任鸿隽曾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的雷沛鸿曾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的邓萃英曾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程其保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王峰喈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的郑通和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留美学生直接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参与了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起草和制定，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宏观布局。

第二，众多留美归国学生担任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等职务。据相关资料显示，到1932年为止，在国立大学中由留美归国学生担任校长的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等。省立大学中，有东陆大学校长华秀升、燕京大学校长周诒春、具体负责东北大学校务的秘书长萧恩承等。在教会大学中，有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等。在私立大学中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留美学生在国立、省立、教会大学中的校长数量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大都是大学中实力最强、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大学。在统计的42名校长中，留美学生18位，占总数的42.86%，留英、留德、留法的学生占26.19%，留日学生占14.29%。这些大学校长厉行改革、恪尽职守，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现代大学理念迅速取代了之前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并被快速应用于民国大学改革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大学的本土化转型，为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谱写了中国大学发展史光辉的一页。

表4-5　部分留美人员的国内任职简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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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高校的实际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留美归国学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师资匮乏一直是困扰近代大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留美学生大量归国后，迅速取代了外国教习，成为高校师资的主要来源。1937年，清华大学教授共有94人，其中留美者69人。据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统计，1941年2月至1944年3月间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2448人，其中留学出身共1913人，占78.15%，留学生中留美者934 人，占留学生48.82%。留美学生学习专业广泛，系统接受了西方专业知识训练，他们回国后将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理论、学说、观点、实验方法等都带到了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他们创办新专业，开设新课程，促进现代学科专业体系的逐渐发展完善；他们编写教材，潜心著述，创办学术杂志，出版学术刊物，不仅对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高校学术研究发展起到了开疆拓土的引领作用。

（二） 美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推动了美国大学理念的传播

1915年以后，在中国的教育界中，留美归国学生是一个最富活力的群体，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教育界名人如杜威、孟禄、克伯屈、艾略特等人纷纷来华考察、讲学，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大学理念的传播。据统计，1919年到1931年，外国重要教育团体和教育家来华考察、讲学共11次，其中除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和欧洲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外，其余9次均为美国教育家，占全部的81.81%。^[36]这其中包括：

1919年5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应国立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

1921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院教务主任及教育史专家孟禄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

1921年9月，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神学教授巴敦率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团”来华。

1922年6月，科学专家推士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中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关人才的工作。

1925年7月，道尔顿制的创始人帕克赫斯特女士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来华讲演。

1927年3月，设计教学法的倡导者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学。

1927年9月，康奈尔大学生物学系主任丹尼博士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来华讲学。

1931年2月，文纳特卡制的创始人华虚朋来华访问。^[37]

在众多来华讲学的美国学者中，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04年杜威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杜威的到来，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快成为世界著名的教育研究重镇，世界很多留学生慕名而来，这其中包括后来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庄泽宣、汪懋祖等人。1919年4月，杜威应邀来华讲学，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在中国的14个省市举行了百余场演讲。这是近代以来第一位世界级的大教育家在中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讲学活动。杜威讲学内容广泛，其中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的讲演总计16次，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总计16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总计15次，关于思维类型的讲演总计8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3次。讲学成果最终集结为《杜威五大讲演》出版，此书仅在杜威离华前就再版十次，每次印数达1万册，足见杜威在中国教育界产生的轰动效应。杜威来华期间恰逢中国新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文化和科学、民主思想如饥似渴。胡适在杜威离开中国当天发表演讲时所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38]杜威来华讲学，将实用主义理论带到中国，在近代中国演变成了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教育思潮，深刻影响了中国各层面的教育改革。

（三） 教育行政官员访美加快了美国大学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为了全面了解美国教育，我国教育界人士纷纷走出国门，亲赴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从1912年到1937年，中国官方和民间派遣赴美国考察9起，其中绝大多数为考察高等教育。这其中包括：

1913年10月至1914年夏，江苏省教育会派遣俞子夷、陈容、郭秉文赴美国、英国等地考察，考察的内容主要以教学法为主，回国后他们发起了设计教学法与道尔顿制的实践与推广工作。

1915年4月9日至1915年8月25日，黄炎培随农商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他利用这一机会，考察了美国25座城市的近50所学校，包括19所中学、12所小学、6所师范学校、6所实业学校、4所大学、2所幼稚园，其重点则是关注美国的职业教育。^[39]

1917年8月到1918年11月，张伯苓为筹办南开大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紧随其后的严修、范源濂、孙子文等人也为筹办南开大学赴美考察。

1919年3月8日至1919年9月20日，郭秉文、陶履恭受全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及各省教育会委托，考察欧美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

1919年11月25日，教育部派袁观澜、陈宝泉、任诚等12人组成教育考察团，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1个国家考察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回国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次考察团的报告，即《八年欧美考察教育团报告》，该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大学的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等具体的办学实践。同时还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师范教育做了翔实的介绍。

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间，蔡元培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他在美国停留了3个月之久，共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旧金山大学、夏威夷大学等10余所大学。在此期间，他还与美国高等教育司长、美国大学校长进行交流，了解美国大学与教育行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的经费分配等具体问题。此外，他还考察了职业教育局、农业部、工业部等多个部门，借以了解美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1912年12月17日至1929年9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再次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意大利等地，考察高等教育办学情况并为南开大学筹集办学经费。

1932年6月18日，教育部派遣程其保、杨廉、郭有守、李熙谋、杭立武等人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

从考察人员的构成来看，考察人员以大学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为主，他们具有深厚的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同时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著名学者田正平认为，考察人员可分为三个层次：属于第一层次是蔡元培、范源濂、袁观澜（希涛）、严修。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曾三次出任教育总长，袁观澜做过教育部次长，而年届六十、做过晚清学部侍郎的严修，从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以来一直站在历次教育改革的前列。上述4人都有长期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经历，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蔡、范二人在此之前就有长期留学国外的体验。属于第二层次的陈宝泉、郭秉文、张伯苓等与前面提及的蔡元培、范源濂都是当时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其中多数人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而多次往来于南洋各埠、美国、菲律宾、日本的黄炎培，他的头衔虽然只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会长，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教育家，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实际影响。属于第三层次的是一批在教育部、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员，如邹辑、任城、程其保、杨廉等。这批人在当时虽然职务并不显赫，但却掌握着一些有影响的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实权，能把自己的考察所得在办学实践和政策制定中予以贯彻。^[40]他们的经历、地位和学术素养对于美国大学理念的宣传与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留美归国学生与中美教育界人士的推动下，美国大学理念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高等教育由模仿日本转而走向模仿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是按照美国大学模式逐步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