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史学勃兴与蜀学发端

在成都汉魏六朝的学术研究中，史学是一个很有成就的领域，产生了杰出的史学家。成都史学进入兴盛期，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重要著作。

（一）《蜀王本纪》及其作者

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他书征引皆作《蜀记》。相传是西汉扬雄所著，扬雄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杂家，除了文学、语言、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后人将记述四川早期历史的史书《蜀王本纪》也归入他的著作。此书广泛采集古蜀传说和早期著述，对四川古代历史作了精辟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蜀王本纪》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其书于地理类中，是记录蜀中掌故的地方志书，原与正史中的本纪不同，所以《隋书》《新唐书》纪皆作记，实属杂记蜀事之书，不当用帝王本纪之纪。

《蜀王本纪》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出于来敏、秦宓以后。《汉书·扬雄传》及《艺文志》所著录的扬雄著作，其中也没有《蜀本纪》。《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扬雄与刘歆同仕新莽朝，皆以学问知名于世，又相知最深，扬雄若作此书，《七略》不容不载。班固作《汉书》时，去扬雄之殁仅四十余年；他作《扬雄传》，对于扬雄的著作，备列无遗，未提到《蜀王本纪》。桓谭与刘歆、扬雄年辈相及，同仕莽朝，桓谭作《新论》，对扬雄推崇备至，也未提及《蜀本纪》。这些默证都证实：《蜀本纪》不是扬雄著作。

扬雄既非《蜀本纪》的作者，为何唐以后的人都深信《蜀王本纪》出于扬雄，绝无异议？魏晋以后，天下一统，左思作《三都赋》，世人争相抄写，一时洛阳纸贵。有人模仿《三都赋》而作《蜀都赋》，托名扬雄，也就盛传于世。南朝《昭明文选》不收此赋，至南宋时始载于《古文苑》。后世既信《蜀都赋》为扬雄所作，更不怀疑《蜀本纪》是扬雄所著了。真相是：汉末刘焉幕友来敏、秦宓精于古史和蜀中掌故，荟萃诸家传闻，成《本蜀论》。蜀汉时，谯周《古史考》既是阐述秦宓旧说，《蜀王本纪》荟萃于谯周，正当时代风尚与传授系统，他才是被埋没的作者。^[37]

（二）谯周与《古史考》

谯周是蜀汉时期的著名人物，蜀汉巴西西充国（阆中）人，字允南。蜀汉学者，是著名学者秦宓的学生，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不少。耽古笃学，精研六经，尤善书、礼二经，亦习天文、图谶、术数。建兴（223－237）中，为益州劝学从事，徙典学从事，总领全州学者。历任太子仆、家令、中散大夫、光禄大夫。不参与政事，以儒者见礼。著有《仇国论》，认为魏、蜀大小悬殊，强弱异势，蜀汉不可能吞魏，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景耀六年（263）冬，魏伐蜀，主张降魏。蜀亡，魏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为阳城亭侯。因此，他又得以在魏、晋为官。谯周所著《古史考》是订补《史记》阙误的精审之作。此书已经亡佚，幸有章宗源辑本，是今日研究先秦史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参考书。此外，还著有《法训》《五经论》等百余篇，皆佚失。

（三）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南充市）人。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曾仕蜀汉为观阁令史；蜀亡仕西晋，历任著作郎、阳平令、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史学方面，著述颇为丰富。今天能看到的只有一部《三国志》和辑佚的《益部耆旧传》。陈寿人品很好，他在蜀汉为官时，从不讨好飞扬跋扈的宦官黄皓，因而多次遭到贬斥。他具有优良的史德，虽然其父当年曾因追随马谡，失守街亭，而被诸葛亮处以重刑，但在写《三国志》时，却能据实写史。取魏、吴史书材料，自撰蜀国史，纂成《三国志》，秉笔直书，文字简洁、取材得当，是一部富有史料价值的断代史。《三国志》对诸葛亮的功绩给予应有的高度评价，对其他人物也如实记述，言必有据，不以个人好恶褒贬人物。因此，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班固、范晔并称“良史”。他所著的《三国志》，由于史料价值高、文笔精练、生动，在二十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被列为史学上品和史家楷模。

（四）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蜀郡江原县（今成都崇州市）人，生于西晋惠帝初年（公元3世纪末），卒于东晋穆帝末（公元4世纪中叶），他一生主要年代，是在中国历史战乱频繁的五胡十六国的成汉统治时期度过的。常璩家族本是江原望族，但在他少年时，家境已经败落。他在清贫的生活中长大。他自幼聪明好学，饱览家中保存的文化历史典籍，成为蜀中学识渊博的佼佼者。

李雄建立成国后，他担任过掌管档案、图籍的官吏，使他得以涉猎官府库存的大量秘藏图书，特别是有价值的历史、地理、风俗书籍。他擅长著书立说，大约在李寿夺取政权后，他用正史体裁写成《汉之书》共10卷，主要记述巴蜀割据政权、李氏功臣和当时益、梁、荆、宁四州历史地理情况。

东晋元和二年（346），桓温伐蜀，李势在常璩劝说下投降东晋。常璩随李势到了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以后，着手撰写《华阳国志》，于孝武帝二年（374）完成。全书共10篇，《隋书·经籍志》记为12卷。到南宋时书已残缺，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经史学家李塈采集《两汉史》和陈寿《益部耆旧传》引述，补足12卷。其篇目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寿·势志》《汉中士女》《后贤志》《序志》。其中，《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是记述古代四川、云南和陕西南部历史地理情况的。其余各卷是记述东汉以来上述地区割据政权的兴衰更迭史事和古今著名人物事迹的。

由于作者学识宏博，取材精审、文笔生动，《华阳国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今日史家研究四川古代史，仍把它作为信史而广泛引证。

除了上述史学著作外，魏晋时期的史学著作还有广汉李尤的《蜀记》、李膺的《益州记》、李尤与刘珍合著的《汉纪》、梓州王崇的《蜀书》、崇庆常宽的《后贤传》，可惜这些史书绝大部分早已失佚，只有李膺的《益州记》通过辑佚尚能看到部分内容。

总之，汉魏六朝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天文历法、辞赋文学、教育、史学为代表的城市科学文化出现了兴盛局面，落下闳创制的太初历，是蜀中天文学长期积累的结果。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遵四大名家的辞赋作品，“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名列西汉文坛前茅。司马相如则是汉赋的奠基者和卓越代表。严君平吸取周易和老子学说的精髓，完成《老子指归》13卷。此书成为道家始祖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创立天师正一道的理论依据。成都文化学术的这些光辉成就，使它跃居古代西南文化学术中心，开辟了古代蜀学的先河。

【注释】

[1]（清）嘉庆《四川通志》卷六二：“古所称蜀地肥饶及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之说，大抵指成都近地言之，而巴、阆、邛、僰间，穹谷嵁岩，去水泽绝远，类多硗瘠之区，自不能如江东浙西之湖田、圩田，衍至数倍也。”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第二册，第2205页。

[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3]汉代旧县，蜀汉刘禅时改新繁县，今属新都区。参阅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41－242页。

[4]“江西”应为环绕成都城北的郫江，即后称府河以西地方。

[5]［日］西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6]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44页。

[7]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8]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9]西禾：《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10]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1]李家瑞：《两汉时代云南的铁器》，《文物》1962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2]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3]蒙文通：《成都二江考（附论大城、少城、七桥、十八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14]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5]田怀清：《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开发》，《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

[16]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第113页。

[17]张希鲁：《西楼文选》，昭通地区行署文化局，1985年12月。

[18]任乃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

[20]徐中舒：《试论岷山庄王和滇王庄蹺的关系》，《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张毅：《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期。

[22]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3]《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江玉祥译，曾媛媛校，载《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第263页。

[24]《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江玉祥译，曾媛媛校，载《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第263页。

[2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327页。

[26]《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说：“邛都（今西昌）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高节实中，或寄生，可为杖。”《史记·西南夷列传》斐马因《集解》：“韦昭曰：‘邛县之竹，属蜀。’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可见邛竹是一种“高节实中”的植物。

[27]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版，第220页。

[29]王治来：《中亚史》卷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30]参阅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3页。

[31]参看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1、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1995年版；蓝勇：《南方丝绸之路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四川钱省币学会、云南省钱币学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2]刘世旭：《南方丝绸之路出土海贝与贝币考》；叶大槐：《南丝路使用贝币浅见》；张善熙：《试谈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贝币》；张学君：《三星堆海贝来源与南方丝绸之路几个问题》，均见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学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3]郑德坤：《理番县的石板墓文化》，《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6年第9卷第2期。转引自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第49－5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仅江川李家山墓地即出土8079颗，晋宁石寨山更多。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35]有关落下闳的资料及其成就，详见吕子方《天数在蜀》一文，载《中国科技史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鲁子健：《古代天文学的探索及四川天然气的发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巴蜀科技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37]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3月创刊号，引自《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