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稻作农业区的形成
成都平原为内河冲积平原，北起安县南境，南达邛崃、新津县，西起都江堰市，东到金堂县，长约140公里，宽40至60公里，总面积约为6500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1]成都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温暖湿润，无霜期高达300天左右；加之河流纵横，地势平坦，土层厚实肥沃，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距今5000年前，已具有农耕经济的雏形。杜宇进入成都平原后，致力于农作物的选育栽培，史载江原县“小亭有好稻田”，而杜宇又恰好与江原女结合，这反映了蜀人对于水稻生产的重视程度。杜宇也因此被尊称为“杜主”或“土主”，成为农事保护神；二千多年来，受到四川人民崇敬，各地自发立庙祭祀，迄止民国时期，四川农村还随处可见“土主庙”。这是古蜀先民为开发成都平原稻作经济所做重要贡献。
但是，成都平原为四川盆地白垩系内海遗存，地势低洼，玉垒山（今九顶山）横亘岷江、湔江、雒水、绵水上游，江水不畅；东部龙泉山又阻碍江水东去，夏秋季节，洪水泛滥；冬春季节，也常常是水乡泽国。据《蜀王本纪》，蜀人大规模治水活动大约开始于杜宇氏统治的后期，最初成效甚微，即所谓“望帝不能治水”。后由荆人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决玉山”，开凿玉垒山（今九顶山）泄洪道，即初步开创了都江堰宝瓶口分水工程。同时，鳖灵可能在位于金堂境内龙泉山与云顶山之间开凿了泄内江洪水的水道（金堂峡）。由于鳖灵导洪得法，减轻了成都平原的洪涝灾害，蜀人得以在“陆处”生活。望帝因之禅让王位于开明氏。古蜀对岷江、沱江上游水患的初步整治，为开发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都平原灌溉农业的最终奠基人是秦蜀守李冰。李冰继张若任蜀守后，在蜀王开明治水工程的基础上，创建了人类水利史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至今造福四川人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盛有养生之饶”的稻作农业区。这一工程大约开创于公元前276至前256年，主要包括鱼嘴分水岭、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项工程，与之配套的还有检江（外江）、郫江（内江）等疏导工程。工程完成后，当时就能“溉田万顷”（约合今70万亩）。以后，随着历代对工程的不断完善，灌区也逐步扩大，显示其永恒的价值。李冰在治水的过程中，还开凿了四川第一口卤井—广都盐井（在今仁寿县、双流区境内），为巴蜀人民创造了更为可靠的生存条件。据《华阳国志·蜀志》，从此，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未卷入全国性战乱，成都的稻作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开拓。西汉景帝时，庐江文翁为蜀守，穿凿了湔江口水利工程，灌溉繁田一千七百余顷，史称繁县“有泉水稻田”。西汉末，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守，“造起陂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东汉时，冯颢为成都令，“开稻田百顷”。地方大吏兴修水利，造福一方，有力地促进了蜀地农业生产的发展。1974年在都江堰外金刚堤发现东汉建宁元年（168）所造李冰石像一躯，题记为“都水掾”，说明当时都江堰已经有专设职官管理。在水利设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稻作区的水利灌溉网络已经形成，在彭县、成都发掘的东汉墓中，曾出土为数不少的陶制水田模型，水田呈方形，中有沟渠，渠中养鱼，水田秧窝密布，周遭有进出水口，可以调节水量和水温。稻田中还有田埂围成的沤制绿肥的小区。与此同时，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在蜀地汉墓中，曾发现不少铁锸、铁镰等农具，还有一手执锸、一手执箕的农夫造型。可见，成都地区农业达到精耕细作的阶段。据统计，汉代绵、雒（今德阳市）膏腴之地，每亩水田能收三十至五十斛（约合今390至580公斤），取得了当时的高产水平。汉代民歌已经反映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给人们带来的安宁富足的田园生活：“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从三星堆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大量青铜、陶制酒器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遗存酒肆和饮酒图像，无不反映出成都地区粮食资源的丰富。
从全国范围看，当时水稻的种植主要在南方，北方只有很少水田种稻，直到西汉中期，江南“楚越之地”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2]。汉代成都的稻作农业无论从种植面积、生产技术，还是亩产量，都居于全国首位。成都稻作农业的发展，还可以从蜀地稻米的大量外运中得到证明：在刘邦的攻楚战争和汉代的大饥荒时期，成都的稻米都通过长江水道源源不绝地运往中原地区，或由关中人民入蜀就食，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都稻作农业因之成为刘邦赢得楚汉战争胜利和后来稳定西汉王朝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对此有明确认识，如《三国志·蜀志》：“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遭逢分裂割据、政权更迭的影响，蜀地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战乱规模却不算大，成都稻作农业继续得到发展。蜀汉推行“务农植谷”措施，提高粮食产量。诸葛亮注重保护农家的再生产能力，“惟劝农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诸葛亮集·治人第六》）。既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增强农家的经济实力。蜀汉政权设立大司农，统辖全国农业；郡县督农负责各地农事；另设屯骑校尉专管军队屯田。同时，对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十分重视，政府专设“堰官”管理，还派出1200名士兵养护堰渠和疏浚水道。水利工程的巩固和加强，有力促进了蜀汉农业的发展，呈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储积饶”的兴盛局面。
魏晋时期的文献，充分反映了成都地区稻作农业区的盛况。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平原生气蓬勃的农村景象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在沟渠纵横、田土错落的农田中，水稻和各种粮食作物发育良好，丰收景象历历在目。《华阳国志·蜀志》多处记载成都平原水稻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大幅增加的史实：繁县[3]“有泉水稻田”；江原县（今崇州市）“小亭有好稻田”；广都县（今双流区、仁寿县境）“有盐井、渔田之饶”；“江西[4]有好稻田”；什邡县“有美田”。当时隶属益州的蜀郡、广汉、犍为并称“三蜀”，由于“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称望”。蜀汉丞相诸葛亮廉洁奉公，曾向后主坦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三国志·蜀志》）这是一个田产数量不多的中等农家，依靠成都稻作农业的优越条件，就可以维持“自有余饶”的小康家庭生活。
成都地区在遭受短暂战乱蹂躏之后，农业复苏往往也很快。西晋太安二年（303），蜀地遭受流民战乱，据《华阳国志》载：“三蜀民流迸，南入东下，野无烟火，虏掠无处。”但在李雄踞蜀后不久，成都农业恢复了生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东晋义熙元年（405）谯纵割据益州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但到元嘉义熙九年（413）以后，成都地区又很快出现岁岁丰稔的兴旺景象。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都稻作农业区虽然受到战乱的破坏，出现盛衰起伏交替局面，但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亩产量肯定是超过前代的。这表明，当时稻作农业已经具备抵御风险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先秦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成都稻作农业的形成时期。由于岷江、湔江水利工程的逐步完成，与之配套的分流沟渠网络“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稻成为主要农作物，优质稻田遍布各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成都汉墓出土陶水田模型显示的“秧窝”看，最迟在东汉时期，成都平原水稻的栽培技术已从原始直播法演变为移栽（插秧）法。而当时居于农业领先地位的江淮地区，水稻生产还处于“火耕水耨”的直播栽培阶段，而江南地区直至唐代才实施秧苗的移栽（插秧）技术。[5]水稻移栽技术被学者称之为水稻生产“质的飞跃”，移栽有利于耙田、除草、施肥、分蘖，实现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还可间种、复种，使双季、三季农作物的栽培成为可能。成都平原粮食产量的激增，与水稻移栽技术的成功实施直接相关。
（二）凿井技术的发明，结束了蜀地缺盐的历史
西汉至蜀汉，四川井盐生产有较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井盐产地的增加。据《华阳国志》，秦代四川井盐产地仅广都（今双流区）和南安（今乐山市）两县。到西汉中叶，全川井盐产地已达14处：巫县（巫山县）、临江县（今忠县）、朐忍县（今云阳县）、成都县、临邛县（今邛崃市）、广都县、汶山县（今茂县）、牛鞞县（今简阳市）、南安县、江阳县（今泸州市）、武阳县（今彭山市）、汉阳县（今长宁县）、定笮县（今盐源县）、汉安县（今江安县）。在14县中，今成都市范围即占3县：成都、广都、临邛县。从生产情况看，成都地区亦居全川前列，广都县盐井数量很多，“凡有小井十数所”。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一年中，即“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
东汉到蜀汉间临邛火井的开发利用，是成都城市经济的重要成就之一。临邛是一个富有天然资源的地区，秦汉时期，冶铁业成为重要的开发领域，卓氏、程郑等中原移民都曾在这里发家致富。临邛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和盐卤资源，但是，开采地下盐卤、天然气与开发浅层铁矿相比，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因此，从东汉后期到蜀汉时期才出现了临邛火井煮盐的奇观：
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6](www.xing528.com)
常璩以生动的文字，记载了人类能源史上这一奇特发现：临邛火井的天然气熊熊燃烧时，照亮了沉沉夜空。人们要点燃火井天然气，先将燃烧的竹木投向火井。顷刻之间，火井发出雷霆般的吼声，火焰喷发而出，周遭数十里可以看到耀眼的光亮；如果用竹筒储藏天然气，点燃后携带终日不会熄灭。当地一共有两井，一火井，一盐井。用火井天然气煮盐井的卤水，一斛水得到五斗盐；用柴火煮卤水，得盐不多。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实际上，燃料只影响成盐的时间，天然气火力强，出盐时间快；柴草火力弱，出盐时间慢。但是，同等浓度、同样数量的盐卤，无论用何种燃料煎煮，得到的盐应当是相同的，不会影响出盐多少。
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九记载：“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执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以家火则即灭。”这表明，临邛火井在蜀汉时经诸葛亮视察，并做了进一步加深的工作，天然气产量大增，人们已能熟练地使用天然气煮盐。日益发展的盐业生产成为封建国家的一大收入，自西汉开始，政府均在产盐处设立盐官，征收盐税，《三国志》王连、吕义传记载：蜀汉初，即设盐铁校尉，掌管盐铁税收。
20世纪中叶，成都、邛崃两地均出土了多种东汉井盐生产画像砖。这些砖图像大致相似。在崇山峻岭之中，有盐井、井架、输卤枧管和煮盐锅灶，正在进行生产；有采卤、司火、负薪盐工活动其间，图像生动反映了汉代成都井盐生产实况。汉代井盐开采技术的出现，结束了古蜀先民缺少食盐的历史。
漆器和金银器是成都、郫县和雒县（故城在今广汉市城北）重要特产[7]，历来闻名四方，《隋书·地理志》载，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成都漆器生产已有专门作坊，作坊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和劳动分工。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成市草（造）”“成市饱”（木木包，重复漆的意思）”铭文。贵州清镇15号出土的漆耳杯铭文说：“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舆髹羽画耳棓（杯）……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8]这一耳杯的制造过程，经历了造型、打磨、髹漆、铜饰、绘图等若干道工序，因而漆器工艺水平甚高，兼有器皿和美术品的双重价值。值得注意的是，1924－1925年在朝鲜乐浪郡（今平壤附近）古墓内，发现大量有铭文的漆器，其中即有汉代蜀郡的产品。古代四川金银器的生产集中在蜀郡和广汉郡，《汉书·贡禹传》载，西汉元帝时，“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可见两郡金银器生产规模之大。蜀郡金银器分为三种：一是金银错，二是鎏金，三是扣器，其制作过程相当精细，“雕镂扣器，百伎千工”。扣器种类繁多，“百位千品”。技艺高超的金银工匠，还在他们的作品上留下姓名，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东汉鎏铜酒尊，承盘铭文为“蜀中西工造乘舆鎏铜酒尊……金银涂文工循。”蜀郡金银器制作精美，往往以金耳，金丝镶嵌银杯，与漆器、玉器一样、成为王侯大家富丽堂皇的象征。“今富者银口黄耳，金垒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盐铁论散不足》）蜀郡制作的带环刀具，亦为世间所贵，“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汉书·酷吏传》）汉代专门设置“工官”，就是为了管理漆器和金银器生产。
（四）巧夺天工的蜀锦织造
汉代蜀锦生产已处于兴盛期，其生产集中在成都。左思《蜀都赋》说：
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这说明，以织造蜀锦为业的大量作坊，密布于成都市区，他们不停地织造和洗涤，使锦缎色调鲜艳、美观。《文选·蜀郡赋》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说：
成都织锦即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尔乃其人，自造奇锦。
（音“求选非须”，各种色调丝织品名称），氂（音“衫”，绛色）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蜀锦织工以巧夺天工的神来之笔制作出绚丽多彩的锦缎，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蜀锦作为成都重要手工业，为封建国家提供大量岁入，因此从西汉到蜀汉，政府均设“锦官”，管理蜀锦生产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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