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系列重要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对工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发明又被很快地应用到实际的工作生产中，并形成工厂制度，进一步确立了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1771年阿克莱特建立的英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已经预示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随后瓦特发明蒸汽机。从此，英国开始进入一个工业生产的新阶段，与原来的家庭手工业相比，工厂生产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使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代替了原来使用自然性资源的风力、水力等；二是机器的使用范围变大，突破了原来对建造工厂的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在空间上也改变了工厂的传统布局；三是可以不断扩大和扩展工厂规模，一些大型的工厂从单一城市遍布全国，生产率也不断提高[1]。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动力织布机统计见表2.1。
表2.1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动力织布机统计
（来源：陈爱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市化［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52-54.）
由于技术进步，英国工业发展的重点从乡村地区的纺织品生产转向钢铁生产，以及后来的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工业产品生产。最初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为目标，随着19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张，也日渐扩展出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人们向新兴城市化地区聚集，导致乡村人口减少，人口在从南到北、从西部乡村到南部威尔士的广阔区域迁移中进行了重新布局[2]。
许多早期的居民定居点都选择在水源充足、交通便捷、土地肥沃、能养育大量人口的地方，因此河流宽度最窄的河谷地带是最理想的城镇选址。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的选址，只要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和财力支持，就可以克服不利的自然因素，摆脱这些限制。在英国，国家电力、燃气、上下水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布局，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城市选址在地理上的限制[3]。英国制造业城市集聚区域如图2.1所示。
工业化的推进伴随着城镇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部分新的工业城镇人口规模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达到原来的两到三倍。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过度拥挤和疾病产生，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特别是在新兴城市中人群高度密集，在拥挤的街道和住房中产生疾病的可能性更大[4]。1851年后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见表2.2。
表2.2 1851年后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来源：葛利德.规划引介［M］.王雅娟，张尚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图2.1 英国制造业城市集聚区域
（来源：詹克斯，伯顿，威廉姆斯.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M］.周玉鹏，龙洋，楚先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新工具的发明，特别是生产产品比手工制品快得多的机器的发明，引起劳动性质以及劳动力职能的巨大变化[5]，也大大拓宽了城市各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范围。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经济的爆炸性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城市本身的“爆炸”，即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1801—1901年英国人口增长统计见表2.3，1801—1901年英国城市人口增长统计见表2.4。
表2.3 1801—1901年英国人口增长统计
表2.4 1801—1901年英国城市人口增长统计
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生产加工工厂在为世界各地市场生产商品的同时，也扩大了城市核心地区的范围，这些城市核心地区成为城区内主要的人流物流集散区，而随后的1830年，新的铁路运输网的产生再次扩大了城市规模，但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的拥挤景象[6]。
几个世纪以来，城市的布局都很紧凑，城市的范围以及工作地点的距离和交通设施的局限，将人们限制在轻松步行或骑马可达的距离范围内。随着机械化交通方式的发展，人们可以比步行走得更远更快，城市空间也开始水平蔓延开来。而铁路的发展，使比较富裕的人们即使要到城市中心通勤上班，也可以将住宅搬得更远，从而使城市发展出现郊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这是英国最近150多年以来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表2.5～表2.7所示为英国城市人口分析表。
表2.5 英国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来源：林秀玉.工业革命与英国都市化特征之探析［J］.闽江学院学报，2004，25（6）：91-94.）
表2.6 英国四大城市人口增长统计
(www.xing528.com)
（来源：陆伟芳.英国中产阶级与19世纪城市发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3）：113-118.）
表2.7 英国大城市人口外迁的变化趋势（1961—1991年）
（来源：詹克斯，伯顿，威廉姆斯.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M］.周玉鹏，龙洋，楚先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这期间有许多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学者，开始觉察到工业化生产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他们更多地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来控制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并以城市协调与均衡增长为主要目的，霍华德及其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事实上这种“社会城市”思想并没有阻止或减慢城市的扩张，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扩张、土地扩张、工业扩张三股强大的扩张力量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期内始终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且这些扩张运动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即使大家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生命经济，人们依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阻止和抑制。这三个扩张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们的不合理性和破坏性，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三个扩张运动的进程不但没有减慢，反而加快了。随着混乱情况的扩大，谋求对城市有计划地分散，达到动态平衡和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减小了。当前向郊区无计划的蔓延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都市的拥挤和枯萎取代了区域设计和城市秩序[7]。
铁路运输网的持续修建，并不能完全满足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汽车的大量使用，再一次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城市空间增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城市空间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并随之对城市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产生影响[8]。这与大规模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有很大关系。
公共汽车和私人小汽车的发展，导致名副其实的郊区化“爆炸”，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英国，乘客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行程是乘坐小汽车出行行程的2倍，而现在，乘客乘坐小汽车出行的行程是乘坐公共汽车出行行程的11.4倍。那时，骑自行车出行的行程也超过乘坐小汽车出行的行程，而现在乘坐小汽车出行的行程是骑自行车出行行程的5倍。尽管没有同一时期内有关步行出行行程的变化纪录，但仅仅是考虑它本身，在最近的20年里，步行出行行程占总行程的比例从40%下降到了30%。此外，据交通部门最新的统计表明，交通所消耗的能源占所有主要能源消耗的1/3，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增长[9]。英国不同地区每周人均交通距离情况见表2.8。
表2.8 英国不同地区每周人均交通距离情况 单位：km
（来源：詹克斯，伯顿，威廉姆斯.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M］.周玉鹏，龙洋，楚先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郊区发展的速度都非常快。1921—1939年伦敦建成区面积扩大了3倍，有50万居民从城区内迁到了郊区。1939年，伦敦的地下铁路和电气化郊区铁路，已从市中心向外延伸了24 km，同时离市中心8—24 km处沿线都建满了低密度住房。伦敦周围的小城镇由于交通方便，随着工业大发展，居住人口也大量增加[10]。1927年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成立，以倡导卫星城理论和实践的恩温任技术总顾问，采用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市、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案。工业化时期伦敦城的发展如图2.2所示。
图2.2 工业化时期伦敦城的发展
（来源：陈锦富.城市规划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针对重建城市与城市更新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三份奠定英国战后城市规划体系构成基础的重要的国家研究报告，分别为《巴罗报告》（1940年）、《尤斯瓦特报告》（1942年）和《斯科特报告》（1942年），它们的核心内容依次是关于工业人口重新分布、土地开发地价控制与土地开发补偿及赔偿政策、农业区开发方面等。这三份国家研究报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英国城市机构改革。《城市规划大臣任命法》（1943年）、《城乡规划法》（1944年）和《土地利用的控制》（1944年）等一系列法规与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特免观念、所有权意识、有限君主和契约关系、财产与责任观念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则为西方城市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的城市思想和制度框架，这种早期的城市规划思想为现代城市提供了启蒙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城市发展取向[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的重建工作提上日程。由于人口大量增加，需要增加新建住宅、学校、商店和交通设施等。1942年由艾伯克隆比主持编制大伦敦规划，重点考虑合理分布工业和人口，提出疏散城市中心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在距离伦敦中心半径约48 km的范围内，通过划定内城、城郊、绿带和外围乡村四个地域圈层来控制市区的扩大与蔓延。
英国战后有一些规划理论学者要求对城市规划及其效果进行实验性调查。特别是以彼得·霍尔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提出城市规划产生了城市控制的效果的理论，并进一步说明城市控制的效果就是城市区域向外扩展到周围农村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其具体实现方法是：在大城市和集合城市周围划定一个绿带，将必须安排在绿带以外的新的城市开发项目集中到“紧凑区间”内，或者安排在规划好的新城市以及现有城镇和村庄内，而不是小规模地分散这些开发项目；在市区内则以高密度方式容纳新的城市开发项目。理论上来说，因为这样控制了城市市区及周边的增长，也意味着郊区的扩展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然而郊区化的出现实际上使家与工作地愈来愈分离，使上下班的路途更漫长了[12]。
从伦敦市其后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实践来看，这种划定圈层的控制方法，只是在表面的区域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它所提出的缓解人口拥挤、加快建设卫星城和阻止工业用地扩张等建议，既没有考虑到伦敦产业功能的变化趋势，也没有考虑到相关因素的复杂性。防止城市蔓延的初衷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人口、工业的强力推动仍然在快速地驱动着城市空间增长。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主要政治与经济大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并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的巨大变革。工业大生产所带来的新型生产要素、社会结构、生活形态和社会需求等，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导致大量的新兴工业城市在广大的区域内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了国家经济生产的绝对中心、要素集聚中心和创新中心，并以其巨大集聚效应快速推动着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到了20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已经从19世纪中叶的50%增至75%，美国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890年的35.1%增至1920年的50%，这样的城市人口集聚速度是西方世界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3]。
19世纪初，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农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这场工业革命把美国从农业经济国家转变为以大规模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国家。同时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们离开农场进入城市。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14]。
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化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发展，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也开始出现，表现为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现象。现实问题促使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人口流动的限制解决“城市病”。他们认为通过限制城市规模，能够缓解或至少部分地解决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城市居民开创优良的生存环境、提供良好的服务设施和有效的基础设施，卫星城就是在这一倡议下的重要产物[15]。发展卫星城主要是为了疏解大城市人口规模，一定程度上减缓城市空间增长的速度。但国际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卫星城在其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及相应的建设管理成本可能远远超过其所带来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通过卫星城单纯地分散或截流人口效果不佳；二是卫星城就业-住宅不平衡；三是导致高交通（通勤）成本；四是卫星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低；五是旧城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六是城市空间依然在蔓延式发展[16]。
随着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和郊区的蔓延，城市外围的居住需求增大，城市绿带和开敞乡村地区开发的压力增大，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17]。卫星城的建设也是这个道理，城市与郊区、郊区与卫星城之间通过圈层式蔓延和填充式蔓延，使这些空间又逐渐被填充，城市又开始向新的边缘地带扩张，形成新一轮的空间增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