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布恩兄弟文恒理和小文惠廉

文惠廉夫妇来上海的第二年，1847年5月17日次子在上海县城出生。

文惠廉给这个儿子取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威廉·琼斯·布恩（William Jones Boone），不知是否寄予厚望？37年后（1884年）小威廉·琼斯·布恩不负父亲的期望，在上海受任为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四任主教。

历史上为了区分，称小文惠廉或文惠廉第二或布恩主教第二，他和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是同父异母亲兄弟。

文惠廉主教的长子亨利·威廉·布恩（Henry William Boone），中文名文恒理，1839年6月7日出生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幼年生活颠沛流离，后来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厦门，三岁那年母亲病逝鼓浪屿，六岁随同父亲和继母来上海，成年后回美国念书，纽约内外科学院毕业，22岁（1861年）返回中国，在上海开私人诊所为外籍侨民行医。

从上面这一段经历来看，文恒理和父亲的志向似乎并不相同，根本没有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打算，但后来终归逃不脱宿命，因为是老布恩主教的儿子，开私人诊所是为了挣钱过日子，他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医疗宣教士，每个星期抽出两个下午去圣公会上海县城医务所工作，为贫民免费诊治。

上海城隍庙上海县城旧址

当时（19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对洋人洋教洋医十分反感以至恐惧，即使不收一文钱，来洋医馆看病的人也极少。

1863年，年轻的亨利医生收留一个被人抛弃在县城街头的霍乱病人，在诊所百般救治起死回生，从此美国圣公会诊所在上海县城名声大振，百姓开始前往求医。

零距离和传染病患者接触等于零距离和死神接触，在医药学还未发达如今天的160年前可以这么说，那位街头患者病愈以后，亨利医生很快被传染上霍乱久治不愈。行善有时候得用你的生命为代价。

1862年、1863年、1864年，这几个年头，是上海建城史上的黑暗时期，太平军轮番攻城，战乱饥荒加速瘟疫横行，灾难降临到每一寸地面和每一个家庭，无论上海县城还是上海租界，无论华人还是洋人。

1863年上海大瘟疫的牵累，老布恩主教和夫人过早离开人世，1864年文恒理离开上海回美国治病，他的心境是灰暗的，父亲、生母和继母都死了，上海成了他的伤心地，此后他在旧金山开业行医十多年。

和兄长的人生路相似又不相同，小文惠廉（小布恩）幼年在上海父母身边呵护长大，少年时被送回美国读书，1869年获神职人员身份返回中国，那一年，父母已经去世，兄长在美国，在上海他再也没有童年时温暖的家，除了父亲冰冷的坟墓。

布恩兄弟俩对职业的选择显而易见不同，威廉（小布恩）和父亲一样，选择做一个传教士，而亨利则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单纯的医生，因为年轻时上海经历的心理阴影，但是终归逃不脱布恩（Boone）这个姓氏，他的人生早已安排在他出生之前。

不是唯心论，是事实。想想看，生为美国圣公会对华传教第一人的儿子，生为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重要神职人员的兄长，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Yes”还是“No”？

小布恩（小文惠廉）回到中国11年后，1880年，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扩大同仁医馆急需医学专家，纽约美国圣公会总部任命文恒理为驻华教会医生并同仁医院院长。8月31日，他再一次踏上中国大陆，12月14日上海同仁医院成立后主持医院工作扩大医院规模，同时期创建并主持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工作，走访乡镇免费为贫民行医。1887年当选中华博医学会中国地区代表出席华盛顿国际医学会议，同年当选上海博医学会副主席……这一次回来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比他想象的长久，整整三十年，1910年因年事已高长期患病提交辞呈返回美国，1925年逝世，享年86岁。

在亨利·威廉·布恩的主导下，上海同仁医院逐步发展为现代化医疗体系医院而名声传扬海内外。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在关于医院历史源脉的简介中连文恒理院长的名字也不屑提到。

1880年，文恒理从美国重返上海担任同仁医院院长，一年后小文惠廉从武汉调到上海，1885年升任美国圣公会中国地区主教。

较之兄长对实用科学的执著，小布恩（William Jones Boone）从年轻起就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的兴趣。

普林斯顿大学，当年的新泽西州大学，全美著名五所高校之一，强调对学生科学人文双重素质的教学，建校格言：“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公共项目建设，积极参与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领导国际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坚持“博爱、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尊重学生宗教信仰，支持学生宗教社团活动，重在培养学生人文主义精神，包括为世界人无偿付出的志愿者精神。

小威廉·琼斯·布恩在这样的氛围中长成，性格热情，充满英雄主义幻想。

和身边的同学不一样，在美国，他是一个孤儿，孤独迫使他早早自立，他巴不得快一点回到中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1865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接下来先后在费城西敏寺神学院（即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亚历山大市新教圣公会弗吉尼亚神学院求学深造。

新教圣公会弗吉尼亚神学院建于1823年，20世纪改名弗吉尼亚神学院，是美国最大的主教神学院，办学宗旨为培养新教教会高层领导者服务（见前文介绍），设有牧师发展管理博士、教育领导学管理博士等神学及非神学等专业文凭认证。

文惠廉父子先后进入这所神学院就读，理想一致、目标一致、行动方法一致。

1868年，年仅22岁的小布恩（小文惠廉）从弗吉尼亚神学院毕业，在亚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州）通过仪式成为牧师，1869年和新婚妻子一道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上海——他的出生地，他的第二故乡。

1869年，美国圣公会总部送行仪式，小布恩发表讲话，对父亲充满罗曼蒂克的描述，称他为：“高智商高天赋的人才”，“信仰上帝的话，从未动摇”，自己一定要像父亲一样“成为明天的太阳，在上帝约定的时间里，把光播散到黑夜之中……”他说“主的声音”召唤他“去中国”……

弗尼吉亚神学院

1869年，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二任主教韦廉臣对华中地区的开发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急需传教士来武昌教区，所以1870年小布恩和妻子从上海来武汉。

少年时离开上海去美国求学，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开始，长江沿线还未开埠，在华美国圣公会文惠廉主教一行往中国内地开辟教区的设想迟迟不能施行。如今，子承父志，来到中国内陆长江中游城市武汉，小布恩内心的感慨可以想象得到。

国内史料中我没有找到他在武汉生活工作的详细记载，1906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教会任务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美国教会主教在中国的使命》（英文版）一书找到有关小布恩主教（即布恩主教第二）当年在武昌文华书院工作的点滴记载。

根据这部书的记载：当年小布恩在武昌教区主管教育，刚开始在青龙巷男童学校（文华书院小学部），1870年后在昙华林花园山文华书院新校区，具体工作职责不详，以他的受教育的程度推测，可能是学校管理者兼教员，当年和他一起的工作伙伴有和韦廉臣主教一道来武汉的华人传教士颜永京。

1874年文华书院附设布伦女校（The Jane Bohlen School），身为文华书院的高层管理者的小布恩非常兴奋，在给美国圣公会总部的工作汇报中，他写道：“这所学校计划是相当可观的，建有四十个中国女孩和一个外籍老师的（教学和居住的）房间……”(www.xing528.com)

布伦女校当时建在花园山文华书院校区，20世纪初迁往小东门，改名圣希理达女子中学（今武汉二十五中）。

这一年（1874年）花园山昙华林校区很热闹，除了布伦女校的建设，还有圣彼得医院（St Peter's Hospital）的建设——这所医院（建筑）在湖北中医药学院校园里我一直没找到踪迹，后来才知道文华书院建筑自晚清以来改变很多，很多历史上有记载的建筑今天都没有了，原因很多，例如20世纪初年拆毁旧建筑原地重建新建筑（第二代建筑），例如20世纪末年拆毁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兴建无价值的当代建筑。

豆瓣上曾看到几张历史资料图片，清晰标识圣彼得医院的位置在花园山东端南坡今湖北中医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交界处（当年文华书院校区），仿中式古典风格，殿堂式建筑，白粉墙、琉璃瓦，檐角高耸、长廊四围，如同当时（清朝末年）官宦人家府邸，完全看不出是洋医院。

中国教会医院历史年表记载：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这一记载与文华书院圣彼得医院创建日期相吻合。

另外，上海有记载说：纽约罗氏兄弟（Seth Low＆William Low）1894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教区建圣彼得医院——和武汉史录出入很大，存疑。

圣彼得医院（St Peter's Hospital）于辛亥革命后（1911年）迁出文华书院（当时文华大学）校区，和伊丽莎白·彭勒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合并，改名美国圣公会武昌同仁医院，在今天黄鹤楼南路和彭刘杨路之间一座王府花园内扩建医疗楼，直接为武汉三镇民众服务。譬如我就是在这间医院出生的，那一年（1950年）外籍医护人员已经离开中国，武昌同仁医院改名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后来改名武汉市第三医院至今。

1875年11月，小布恩的妻子在武昌去世，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不满6岁，数年后小布恩再婚，娶亨丽亚特·F.哈里斯小姐（Miss Henrietta F.Harris）。

晚清文华书院教师和学生

1877年9月1日，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合并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成立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急需有经验的教学人才，1878年，华人传教士颜永京从武昌文华书院调往上海圣约翰书院任职，此后他一直在上海直到去世。

1881年，施约瑟主教中暑至身体偏瘫，需要有人接替自己圣约翰书院校长一职，对这所学校他重视非常，希望它成为中国精英荟萃地，为此殚精竭虑——他看好小布恩。

论学历，小布恩是最棒的（上文已介绍），论资历，11年文华书院的教学管理，另外一点也很重要，他是老布恩主教的儿子——史籍记载：来华传教士第二代中的多数，其工作能力和事业热情都来自其家族血缘传承——不是血统论是事实。

1881年，施约翰调小布恩到上海担任圣约翰书院校长。

从1870年来到武汉，到1881年离开武汉，小布恩在武昌文华书院待了11年。

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关于文华书院创办人之一小布恩（史称“文惠廉第二”）和武汉的关系。

小布恩，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的儿子，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四任主教，参与武昌文华书院创办，在武昌文华书院工作了11年，在武昌昙华林居住了11年——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武汉城市史籍中不见记载？

回到正题。

这一年施约瑟主教调小布恩来上海，不光是为了给圣约翰书院一个校长，更是为了给中国教区主教职位寻找一个继承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难得康复，重要的事一定得提前办理稳妥——美国圣公会对高级管理者的选择是严苛的，学历、资历、能力、品德，每一项都要高标准。

小布恩在圣约翰书院任校长期间强调英语教学，1884年任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当年美国圣公会两个教区，江苏教区和武昌教区），第二年（1885年）就任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四任主教。

第一任主教文惠廉（W.J.Boone），第二任主教即开发武昌教区的韦廉臣（C.A.William），第三任主教即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约瑟（S.J.Schereschewsky）。

1885年，施约瑟病辞，小布恩也就是小文惠廉（W.J.Boone）接任主教职，教内称“布恩主教第二”（Bishop Boone The Second）。

关于教会学校在华教育方针，1882年小文惠廉有一个讲话成为教会学校办学准则，他说：“我们要在中国教授地道的英语”——武昌文华书院和上海圣约翰书院都是这样施行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不管小布恩当年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对中国有利，假设自他提出这一教学法之后的100年到150年中国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从未间断，那么，中国和西方将得以密切交流，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程度有可能领先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901年10月5日，小布恩主教（William Jones Boone，Jr）在上海感染伤寒，病重不治，年55岁。他的哥哥文恒理是上海同仁医院院长，但是，救不了弟弟的命。

国内史料记载小布恩主教1891年去世是错误的，1891年他在武汉处理紧急教务，那一年他45岁，健康状况似乎不太好但是还没有太大问题，十年后如果不是流行病感染也许他会活得长久。

想起他年轻时在美国的告别会感言：“有声音召唤我到中国！”当年，来中国之前，所有的艰辛苦难他都得在心里有准备，其中包括献出生命。

2013年，布恩家族在美国的后代乔安娜·布恩（Joanna Boone），一个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漂亮的美国女孩，来到武汉，在武昌蒙特梭利学校但任外教。她在中国待了一年，期间由CECP（中国濒危文化保护者组织）主持人杨帆陪同访问武昌文华中学（即前武汉33中），受到学校师生热情的接待；同一期间她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希望找到布恩家族当年在武汉的历史记录。

杨帆介绍我和乔安娜认识并成为好友，2014年5月14日，我和她和杨帆，受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之托，接待从北京来武汉访问的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思·博卡斯（Max Baucus）先生。

这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因为乔安娜姓氏的启发，我想弄清楚文华书院的源脉，所以才有了昙华林布恩家族的故事。

1891年（光绪十七年），长江流域中小城镇发生由民间社团挑起的反洋教骚乱，聚众千人攻击教堂、领事馆、洋人居住区。民变风潮如瘟疫飞快地蔓延到湖北，武穴杀死传教士和海关洋员，宜昌火烧法国天主堂和美国圣公会教堂——西方九国驻华公使联名抗议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严令各地迅速控制乱局。

小布恩主教专程从上海赶来看望武汉“坚守前沿”的圣公会传教士，之后发回美国的报告说：从上海到宜昌的“骚动”已经渐渐平息，混乱时刻坚持工作的传教士值得赞扬，武昌教区（工作）稳步发展，祝福汉口教区发展顺利。和他一起来武汉的还有之前在武昌昙华林文华书院任教八年的郭斐蔚（F.R.Graves）先生。

当时武汉美国圣公会给美国总部写信说：“认为主教（小布恩主教）和郭斐蔚先生（后来接任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留在此地很不安全”，一再劝他们离开，小布恩执意在武汉待了四天，他和武汉，和武昌昙华林，感情之深厚，此处不须多说。

小布恩主教（小文惠廉主教）一生在中国，最年轻最热血迸发的十年在武汉工作，我所能搜寻到的历史上有关他一生最后一次记录也是在武汉。

2013年乔安娜·布恩（右1）、杨帆、胡榴明在汉口美国领事馆旧址前与美国驻中国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