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商标申请量超过铜奔马和马超龙雀

说到关于马的文物，最出名的，恐怕要算是武威出土的铜奔马。50多年来，学术界从历史学、考古学、美学、宗教学、铸造学、畜牧学等多种学科视野对铜奔马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969年，当地农民在雷台开挖地道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后经专家鉴定，是一处东汉晚期的大型砖石墓葬。墓室顶端呈拱形，由序列整齐的砖块堆砌而成，砖石之间未用任何粘剂，全靠力学的作用相互支撑。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其中墓道长19.34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及配以左右耳室三处。墓室顶端有一个已经封堵的盗墓洞，但幸运的是，虽经盗掘，墓葬中依然出土了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古钱币近3万枚，铜车马仪仗俑99件。其中有一件铜奔马艺术价值最高，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重7.15公斤，马呈飞奔状，三足腾空，昂首扬尾，右后足下踏一飞鸟，巧妙利用力学原理使其平衡，铸造技巧精湛，堪称青铜艺术极品，现珍存于甘肃省博物馆。

（一）铜奔马遇上“伯乐”

1971年9月中下旬，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西北地区。9月17日中午，代表团乘专机从乌鲁木齐飞抵兰州。尽管在兰州的日程安排很紧，郭沫若还是提出要抽时间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文物。9月19日中午的外事活动结束后，郭沫若在当地领导陪同下来到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

当郭沫若站在雷台出土的这组铜车马队伍面前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对那件铜奔马作品赞叹不已，向在场的同志们说：“我到过很多国家，看到过很多马的雕像和骑士骑在马上的雕像，那些雕像最古的也只有几百年，从未见过超过一千年的。而我们的祖先，却在将近两千年前就制造出这样生动绝妙的器物，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坊间多有传闻，是郭沫若将铜奔马命名为“马踏飞燕”。然而，这一细节在其秘书王廷芳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及。据甘肃省博物馆初世宾回忆：这批文物在省博物馆初步整理期间，王毅正在省博物馆等候分派工作，他曾亲耳听到王毅将铜奔马称作“马踏飞燕”，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也都称铜奔马为“马踏飞燕”。郭沫若来访时，铜奔马陈列在西一楼北厅进方厅假墙拐角的突出位置。负责布置展览的初世宾叫徐乐尧专写一较大卡片，墨书“马踏飞燕”四字，放置于一白色方形展台上，十分醒目。虽然郭沫若没有命名“马踏飞燕”，但是他肯定了这一名称，也是不争的事实。“郭老对铜奔马赞不绝口，说回京要邀请‘马踏飞燕’等甘肃文物参加全国‘文革’出土文物展。在故宫武英殿，他曾对全国‘文革’出土文物展筹展同志夸赞‘甘肃马踏飞燕来了要压倒一切！’”

1971年12月，一批修复后的文物补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中，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那匹铜奔马，成了最耀眼的明星，吸引了成千上万中外观众驻足观看。很多外国政要访问中国期间，也慕名或被安排前来参观。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等，都在故宫目睹了铜奔马的英姿和风采。

铜奔马在故宫展览时，使用的名称是“马踏飞燕”。其实，铜奔马送北京之前，初世宾就通过观察发现，“马踏飞燕”虽形象生动，叫起来也朗朗上口，但欠准确、科学，该马后蹄所踏之鸟，尾不分叉，明显是鹰隼一类。于是，由初世宾做主，在送京档案名称栏中将“马踏飞燕”改作“铜奔马”。自北京展览时起，文物界开始使用“铜奔马”名称，当然，“马踏飞燕”更能迎合普通观众的口味。展览期间，有些国家正式提出，希望在他们的国家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中国政府同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和准备，决定首先在法国举办“文革”以来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1973年2月，法、英两国同时派代表团到北京商谈文物展出的安排问题。商谈进行得相当顺利。当得知我方提出的展出目录中不包括铜奔马时，两个代表团的反应十分强烈，一再要求能包括这件珍品。在大使馆的斡旋之下，中国政府决定同意将铜奔马送往法英两国展出。

2月22日晚上，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和英国两个谈判代表团。当郭沫若宣布中国政府的决定时，会见厅内一片欢腾，所有的客人都热烈鼓掌。继法国、英国之后，铜奔马又到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美国等国展出，观众累计达500万人次。观者如云，好评如潮，真是“四海盛赞铜奔马”！凡有铜奔马参加的文物外展，都以它作为海报和宣传画的主图案。铜奔马成为当之无愧的“外交使者”，在那个特殊年代，与乒乓球一起，为推动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铜奔马侧面剪影被确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1996年，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国宝）。2002年，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二）铜奔马的文化类型

中国旅游标志 1983年10月，铜奔马图形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旅游报》公布的名称是“天马”，《人民日报》公布名称为“马超龙雀”。

中国旅游协会原常务副会长佟华龄说：“当时我们在选择这个方案的时候，觉得它的意义可能比长城和熊猫更好一些。因为铜奔马是代表奔腾的、发展的中国旅游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有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它是一个文物。所以，最后选中了铜奔马。”《旅游报》题为《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的文章称：天马的意义还在于鼓励旅游者“寄游兴于天马，纵情参观游览”。

1998年，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共54个）名单产生。国家旅游局向这些城市颁发了奖杯，奖杯由铭牌基座、长城烽火台、浮雕地球、铜奔马四部分构成。如今，在我国几百个优秀旅游城市的中心地段，几乎都可以看到由奖杯按比例放大做成的雕塑。

商标　中国商标网显示，截止到2022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共受理“马踏飞燕”商标申请72件，“马超龙雀”商标申请23件，“铜奔马”商标申请26件。另外，受理包含“天马”字段的商标申请2185件，包含“铜马”字段的商标申请58件。这些商标中既有文字标识，也有图形标识，涵盖的商品和服务五花八门。以“马踏飞燕”商标为例。最早申请注册“马踏飞燕”商标的是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申请日期为1985年8月1日，注册公告日期为1986年5月30日。甘肃省最早申请人是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日期为2002年1月18日，注册公告日期为2003年3月7日。武威市第一家成功注册“马踏飞燕”商标的是武威市环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日期为2012年9月17日，注册公告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

中国旅游标志图形由国家旅游局发布，但是长期以来，国家旅游局相关部门并未对其进行商标注册，致使这一标志被滥用，有的企业还进行了抢注。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于2006年6月29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了《关于请对中国旅游标志图形“马踏飞燕”进行法律保护的函》。2006年8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复函中指出，“自即日起，其他任何人将该标志或标志相似的图形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我局将予以驳回；对未经授权使用的，你局可请求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但是，你局对‘马踏飞燕’享有的权利，不得影响此前申请或已注册商标的使用。”(www.xing528.com)

邮票　1973年11月20日发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编号邮票第六枚图案为浅棕色衬底上的铜奔马侧视图。这是铜奔马首次成为我国邮票设计元素。1992年4月17日发行的《'92中国友好观光年》纪念邮资明信片邮资主图为深棕色衬底上的白色铜奔马侧面剪影。明信片上还印有吉祥物“阿福”。1997年1月1日发行的《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图案为长城上空腾飞的彩色铜奔马侧面剪影。2002年1月10日发行的普通邮资明信片邮资图为铜奔马侧视图，上下辅以祥云。2012年8月1日发行的《丝绸之路》特种邮票第三枚“大漠雄关”近景配图为铜奔马侧视图。2013年5月19日，第三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中国邮政发行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主票图案为铜奔马侧视图。

国外发行的铜奔马邮票目前所见有两种：一种是联合国1996年发行的纪念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成立50周年邮票，图案为浅棕色衬底上的灰白色铜奔马右侧像。另一种是保加利亚2014年发行的纪念保中建交65周年小型张邮票，图案为铜奔马侧视图，小型张印有保加利亚岩刻艺术作品“马达尔骑士”以及中、保两国国旗。

宣传语 2018年6月2日，“天马行空　自在武威”被确定为武威市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宣传口号。旅游文化资源富集的凉州区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宣传口号着力呈现的也是“天马”符号：“天马故乡　醉美凉州”。

（三）萦绕在铜奔马身上的迷雾

研究铜奔马主人问题，或雷台1号墓墓主人问题，墓葬断代是关键。以往提出的“张江说”“张奂说”“张绣说”等等，都是基于雷台1号墓为汉墓的基本判断。

单继刚《武威雷台汉墓》一文从铭文、墓制和钱币等方面分析，认为1号墓应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186—219年）下葬的。在此基础上，又根据龟钮将军银印、随葬品丰富与豪华程度、棺木痕迹等因素，推测此墓应为比二千石的将军夫妻合葬墓。再从陶碗刻文“张家奴字益宗”判断，墓主人应姓张。并推定因此，雷台1号墓为东汉“张某将军”夫妻合葬墓。后来的许多研究把铜马刻文作为断定墓主人的根据，实际上是错误的。《武威雷台汉墓》一文亦未作此主张。首先，刻文中提到的人与入葬人无关。“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守张掖长张君”实为一人，儿子是“守张掖长张君郎君阿那”、两位夫人分别是“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他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冀张君”“冀张君夫人”则组成另外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六人，显然不存在合葬的可能性，与棺木数也不符合（棺木只有两具）。刻有铭文的铜车马及附属御奴、从婢等，应为墓主人下属或亲属赙赠的随葬物。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此墓的营建规模及其众多的随葬陈设，绝非相当于县级的三四百石的官吏所能拥有。

铜车马仪仗佣队

1992年8月9日，《中国文物报》刊登了何双全写的《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文章根据墓葬结构、形制、随葬品特征，提出了河西地区区分汉墓、晋墓和前凉墓的一般断代标准，继而认为：雷台墓规模、结构、形制都与晋墓一脉相承，“甚至那些细微处也不例外，如仿木建筑照墙、藻井图案墓顶、用砖、筑墓法、室内装饰，随葬品中的陶器、铜叉、铜削、琥珀珠等与敦煌辛店台晋墓出土者基本相同。又如铜俑、铜马、铜独角兽、木牛。”

北京大学吴荣曾从古钱学角度得出了和何双全类似的结论。《“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一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有小型的五朱，直径为1.6厘米。五朱出现于三国早期。如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其年代似更晚一些。这种钱在魏晋的窖藏钱币中很常见。出于墓葬者也不少，如西安田王晋墓中曾有出土，据简报墓的年代约为元康。敦煌祁家湾321号墓也出这种小五朱，墓的年代为晋惠帝泰熙元年。上述两墓的年代都在290年左右。同样出小五朱的雷台墓，其年代也应靠近西晋为合适。”这个证据可谓“铁证”。小五朱是东汉以后出现的货币，雷台1号墓中存在小五朱，因此，此墓绝非汉墓。

1985年，学者提出假设：从东汉末直至西晋永宁初，在凉州州郡任过职的要员中，没有地位非常显赫的“张姓高级官吏”，没有人能配得上这座“王者之墓”，故应跳出这个范围另外寻找墓主人。如果雷台墓和前凉张氏有什么联系的话，它很可能是前凉第四世张骏之墓。当时，在断代问题上尚未形成突破，所以“张骏说”还只是一个猜想。虽然辛敏、何双全、吴荣曾提供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但是，仍然缺乏直接证据。包含墓主人姓名的墓志或记载随葬品清单的木（简）牍文牒始终未出现。在间接证据方面，仍需要继续借助其他考古发现，如对于东岳台、灵均台的发掘，以及对于雷台墓葬的进一步发掘，比较参鉴，以证实或证伪张骏的墓主人身份。

（四）铜奔马的命名问题

197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一书收录了署名甘叔勃的文章《雷台东汉墓出土的成组铜车马》，文中使用了“马踏飞燕”名称。但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马踏之鸟尾端齐平不分叉，不符合燕子尾部特征。另外，鸟的形体明显比燕子要大。比较来看，鹰隼之类的可能性更高。

1983年10月25日，《旅游报》发表了《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的消息，称“天马的图形标志是根据一九六九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一件东汉青铜雕塑设计的。该青铜雕塑原称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后经考证，该马所踏的并非燕子，而是古代传说中的龙雀（即风神），而马也非凡马而是神马，故正名为天马。”《人民日报》于1983年12月5日发表《“马超龙雀”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的消息，称“武威出土的马超龙雀，原称马踏飞燕。后经考证，所谓飞燕并非燕子，而是古代传说中的龙雀，而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早在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中，就有‘龙雀’和‘天马’的说法。马超龙雀是东汉时期的一件青铜瑰宝。”

这两篇报道关于“天马”和“马超龙雀”的描述，反映了兰州大学牛龙菲的研究成果。牛龙菲把铜奔马铸像视为已被董卓熔毁的东汉平乐观“飞廉并铜马”的“副本”，并根据张衡《东京赋》中“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记载，解释了作品的含义：“此武威雷台之半汉天马，不仅无须有待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者的自然之风，而且也不屑于与飞廉风神相提并论。它自然凌翥于天汉之半，无所待而作逍遥之游。其四蹄疾于飞廉，神威震慑龙雀。在其一蹄之下，‘龙雀’—飞廉风神正处于回首惊视的一刹那之间，而同一瞬间，此半汉天马却早已超越其前。”所谓“马超龙雀”，刻画的正是“行空天马超越风神龙雀”的瞬间景象。

“马超龙雀”虽轰动一时，但终未被学术界接受，约有两个原因：一是“龙雀”形象与马踏之物形象严重不符。“龙雀”（飞廉，风神）据汉末学者注释，龙身豹尾，双翼似足，兼有龙蛇、鸟雀之形。二是“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中的“龙雀”与“天马”并无直接关系。由三国薛综及唐人李善、吕延济的注解可知，“龙雀”“天马”是由西汉中央官署铸造、分属不同宫殿建筑单元，历经西汉末年战乱劫余的两件精美铜铸艺术品，表现龙雀蜿蜒太空、神马遨游云汉之意，而不是同一件艺术品的两个组成部分。

“铜奔马”是文物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名称。这个名称虽短，但包含质地、特征、器形信息，符合文物定名规范。它的不足在于，对特征的概括不太准确。无论是“马踏飞燕”“天马”“马超龙雀”，还是“铜奔马”“铜猎骑”，以及目前见到的几乎所有名称，讲述的都是关于速度的故事，其要义无非是通过所踏之物的速度之快反衬马的速度更快而已。就这一点来说，这些名称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无论如何争鸣，铜奔马已成武威的一个文化符号。“铜奔马”是武威深厚历史文化的缩影，以其为代表的底蕴深厚的凉州文化是历史留给武威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