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

从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到“三个乐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新闻观不断发展，对于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业的本质、新闻传播规律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嬗变，资产阶级新闻观始终紧紧围绕维护阶级利益这一根本核心，同时更加注重媒介技术的运用，注重传播效果，注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的革新，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阶级利益、服务于社会和大众。

（一）新闻实质

普利策说，真实对新闻来说犹如女人的贞操一样重要。《新闻学原理》的作者卡斯柏·约斯特对此有一经典论述：“一切新闻的主要因素是真实……真实性是判断真正新闻的准绳。衡量一个新闻内在的真实性，也就是衡量这个新闻的品质。”^[57]任《泰晤士报》主编达36年之久的约翰·德莱恩则说：“新闻记者的职责与史家相同，就是不顾一切地寻找事实真相，所以他所贡献给读者的，不是政策、国策之类，而只是尽他们力量所能得到的真相。”^[58]资产阶级新闻观强调新闻真实，特别是对新闻报道中新闻要素的真实性有着严格的要求。提及新闻真实性时，往往会涉及“真相”，强调真相的揭露，这也反映了新闻选择趋向于刺激性强、反常的事实。为了避免或减少负面报道的纠纷与争端，新闻记者不得不对报道事实进行逐一核实，以确保传播内容确凿有据，经得起质疑，从而形成了一种严格的专业传统。这种传统意味着：注重具体而微的事实个体，鲜有从总体、宽泛的角度谈论新闻真实性。事实是否发生，事实概括、描述是否准确得当，成了判断新闻真实性的主要标准。对真实性的要求，在资产阶级新闻观中，体现于职业道德规范与法规之中。如美国1923年问世的《新闻规约》第4条规定——

真诚、真实、准确——对读者的忠实，是一切报纸名副其实的基础。

从各方面考虑，报纸一定要忠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不能做到完整或正确，或者不去力求得到这些必要的品质，都是不可原谅的。

英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发表不真实报道或言论，对其职务或特别职业产生大的影响，给其带来损失者，可以“恶意捏造”定罪。法国则规定，凡是发表出于恶意制造并有可能扰乱公众安宁的消息者都要受到惩处。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基石。

对新闻真实的追求，产生了客观报道的重要理念。资产阶级新闻观认为，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让人们对外部世界形成独立的见解。因此，客观性成为资产阶级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报道原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容。西方新闻界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报道新闻，要说明其来源；详细介绍新闻的出处；报道有争议的事件，要说明纠纷的性质；对某个人或机构提出指控，一定要予其以回答的权利；记者必须尽最大努力用事实说话，事实越完整越好，读者会自己做出判断。

客观性的概念是由美联社负责人奥利弗·格拉姆林于1938年在其著作《美联社：新闻的历史》中提出的。格拉姆林在书里引用了内战时美联社记者劳伦斯·戈布赖特的一个说明：“我的任务就是传播事实，我的机构不允许我就我传播的事实做任何评论。”^[59]《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将客观性的定义扩展为一种体制来论述，即一种理念、假设、实践和制度的集合体，总之，是“一种有其自身生命力的文化形式”。但阿特休尔认为所谓的客观性是一条虚假的法则，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阿特休尔还特别指出，“客观性法则似乎仅限于美国本土使用。当美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就没有必要反映‘双方的观点’，平等地对待争执双方，如要那样做的话就不属于爱国了”。^[60]内外有别，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新闻观“两张皮”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程媒体直播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严格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控制新闻舆论，让客观主义原则沦为摆设和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研究与新闻实践方面，资产阶级新闻观大量引入了传播学的理念，更加注重受众与媒介的观念，注重传播技巧和方法的灵活运用，在技术层面和表达层面不断求新，使舆论引导更有隐蔽性和有效性。先后出现的新闻客观主义、新新闻主义^[61]、精确新闻体^[62]、调查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63]等，在思想上开拓了新闻观念的视野，为新闻传播方式的革新打开了广阔天空，体现了对新闻实践的不断反思、对新闻传播规律的不断探索。而在不同发展阶段，新闻价值观的变迁，由低级趣味的黄色新闻，到重要性依据，直至追求新奇的极速、瞬间、后篱笆等操作原则^[64]，则影射出不同的利益驱动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媒体的市场取向逐渐取代新闻专业理念。市场利润的诱惑使许多记者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一边竭力塑造“第四权力”的形象，一边却被市场吞噬。市场以利益为中心，无论是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新闻选择，还是对操作流程和规则，完全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致使媒体低俗化和煽情主义泛滥，日益远离民众的呼声和监督职责。美国报业经济协会200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0%以上的民众认为煽动性新闻不在于新闻价值，而是为了刺激新闻消费。

（二）媒体属性

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媒体的属性，即站在何方立场，维护何方利益。资产阶级新闻观一直标榜新闻独立，不依附于任何力量，那么西方媒体果真割断了与社会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果真有遗世独立的资本，始终不卑不亢、不亲不疏吗？其新闻理念与新闻实践是否一致？

（1）第四权力：理想与现实有多少落差。资产阶级新闻观标榜新闻独立，媒体被称为拥有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力量，即第四权力。但这种观点几乎被市场和高度的垄断泯灭了。20世纪初，大的媒体集团垄断了新闻与意见资源，媒体的独立开始瓦解。竞争导致了新闻与节目资源高度集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媒体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追逐对象，不惜牺牲公共利益，社会责任意识陷入盲区。传媒界同时追求“成本极小化”的目标，用简单、标准化或“互相观摩”的方式制作节目，广告商的口味决定着媒体的内容，传播内容的雷同使独立思考彻底化为泡影。媒体高度垄断，大量中小媒体的独立被鲸吞了。^[65]越来越多的媒体依附于资本雄厚的集团，关心的是盈利多少，以及如何挤垮对手。“独立”已成为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媒体高度集中的体制正在使其化为泡影。

（2）根源：经济不独立，立场能独立吗？综观西方世界的媒体体制，基本为私营、公营、国有三种所有制形式。从所有制上讲，西方绝大多数新闻传播机构和传播媒介为私人所有，成为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传播媒介逐步集中在少数垄断集团中，追逐利润是以西方私有制为基础的新闻传播机构又一大特征。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传播机构和传播媒介，在自由主义理论思想支配下，其新闻传播活动享有相对的自由，与政府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英国独立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都是私营媒体。它们往往依托大财团，以营利为目的，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迎合受众，监督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各自财团的利益。以英国广播公司、日本放送协会和德国电台、电视台为代表的公营媒体以播放社会教育和少儿节目为主，不刊播广告，它们通过国家立法而建立，并受到政府保护，其负责人由政府任命、视听费由政府代收，因而本能地维护政府的主张，反映政府的立场，强调对社会负责。国有媒体主要以法国为代表，其负责人、工作方针、经费均由政府决定和提供，因此自觉站在政府的立场、宣传其政策与观点，节目严肃，强调健康，但缺乏活力。

（3）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媒体的属性，即代表谁的立场、为谁说话。阿特休尔认为，新闻媒介是统治阶级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但资产阶级新闻观一直标榜新闻独立，事实上，真正独立的媒体，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私营媒体离不开大公司的资本支持，公营媒体和国有媒体离不开政府的经费与政策支持，它们毫无疑问地要为利益集团、为政府服务，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维护其利益，宣传其政策与主张。对新闻自由的追逐，对新闻独立的标榜，使新闻观呈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观念与行为之间的纠结：一方面，自觉维护其利益集团，为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却不肯承认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这种“人格分裂”的矛盾做法，其虚伪性不言而喻。

（三）媒体功能

媒体在社会系统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是资产阶级新闻观一直关注的问题，对其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正面功能说和查尔斯·莱特的负面功能说影响最大，也最成熟，得到普遍认可。1948年，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与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媒介的三大功能：(www.xing528.com)

（1）监视环境。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人类必须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和发展，才能使自身适应并生存下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瞭望哨”的作用，这是指新闻媒体准确、客观地反映客观现实社会，再现原貌及重要发展的功能，也就是向人们提供有关经济、公众与社会的重要新闻等，帮助人们确定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这一功能要求新闻传播准确、客观、及时、有效。（2）协调社会。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体，社会各组成部分协调发展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新闻传媒具有联络、沟通、协调社会系统各部分的功能。“新闻是监督。评论或解释性报道就是联系。”^[66]传媒协调社会，首先表现于引导舆论，协调思想，其次是强化社会规范，维护社会价值观，同时监督政府，促进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有效沟通的渠道。（3）传承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创新基础之上。只有将前人的智慧、知识、经验加以记录、整理、保存并传给后代，才能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过去这种功能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来实现，随着新闻传媒的发展，文化传承的功能凭借媒体传播得以实现。媒体将科学知识、社会经验、文化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规范传播给大众，使社会文化得以延续与传承。

1975年，社会学家莱特提出了媒体的第四大功能——提供娱乐。在他的理论下，媒体具有四项功能——

（1）环境监视功能。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2）解释与规定功能——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3）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称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相对应。（4）提供娱乐功能——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在当代社会，传媒成为提供娱乐消遣的主要渠道。

显然，这两位学者对于传媒前三项功能的认识趋于一致，娱乐功能的提出丰富了媒介功能观。1948年，扎拉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则提出了传媒的负面功能：（1）持续不懈的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实，成为失去判断力的单面人。（2）为了迎合大众的不良趣味，降格觅俗，使大众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3）占用甚至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时间，沦为沙发上的土豆。（4）麻醉大众的精神，使其沉醉于虚幻的满足中，从而剥夺其行动能力。

资产阶级新闻观对于传媒功能的认识，从正面、反面，从积极、消极的不同方向予以考察和剖析，尤其是对传媒负面功能的深刻揭示，对于当下信息时代媒体如何提高传播的质量与品位，减少有害信息的泛滥，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规范与控制

如何规范、约束媒体，使其发挥积极的功能，是媒体与政府、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新闻观对于这一议题的认识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在自由主义理论阶段，主张媒体不受政府的干涉；政府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干涉、收买或控制报刊，唯一措施是保护新闻自由；媒体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第四权力。随着垄断的高度集中，媒体被经济利益所绑架，权力的滥用、自由的泯灭，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责任理论中，认为要拯救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必须由政府、新闻界和社会大众三方合作努力，才能成功。新闻自由委员会还认为，新闻界本身和社会大众做的越多，需要政府插手的地方就越少。政府对媒体要有所控制，同时媒体应加强自律。而自由主义的核心，维护个人权益和意见的自由市场是其根本出发点，避免国家的直接干预是底线。社会责任理论的修正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核心。

在罗伯特·G.皮卡德创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中，应鼓励国家干预新闻体制和运作，这样可以抵消私人控制的负面效应，维护民主进程中新闻媒介的作用；反对私人控制媒体，提出国家必须克服创立新的媒介所有制、媒介运作和管理形式带来的危害。但这些观点不足以动摇或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固有的认识和传统，那就要尽量避免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与干涉，保持新闻自由与独立。

与理论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现实世界中政府对媒体的调控与约束：一是软性调控；二是刚性的行政调控、法律规范。

政府对传媒的刚性调控，主要涉及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保密制度、对司法系统的保护、对法庭报道的限制、对产权的保护、对广告的管理等。目前世界各国的新闻法规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立法形式正式颁布的新闻法。欧洲大多数国家和亚非一些国家采取这种方式，如法国《出版自由法》、葡萄牙《新闻法》、土耳其《新闻法》等。二是把新闻法规的有关内容写入《宪法》《刑法》《民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条款中。美国等国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而是以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为标准来审理有关新闻案件。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利以及公众的知情权等，同时还通过《诽谤法》等相关法令对媒体不负责任的虚假报道进行法律制约。英国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其通过《诽谤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按照国会的条令来建立专门的广电媒体管理机构，并颁布广播电视法案，对责任和节目内容等有非常详细的条文约束。此外，媒体还受到利益集团、行业组织、工会的约束。依靠行业组织，加强监管，是世界比较通行的做法。为了落实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英国、德国等国通过立法建立了新闻评议制度，对媒体和记者加强监管。意大利、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等国还设立了新闻委员会，负责新闻仲裁。

在美国，政府与传媒共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设有公共关系机构，希望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政府内阁设有公共事务办公室。新闻界尽管忌讳公开充当政府传声筒，却无法摆脱政府的摆布。政府甚至实行“新闻执政”，力图运用新闻媒体来提高政府形象，以巩固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并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和制度，而电视媒体则成为总统竞选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战时国防部对新闻控制尤为明显：除了要负责发放记者采访证和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外，还要实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发布相关的限制条例，并对新闻报道严密监控。此外，国防部还长期雇用公共关系专业人员在美军基地和美军专属的新闻媒体工作，目的只有一个：严密控制政府不想发布的信息，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制造假消息来误导新闻界。2014年2月12日，美国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西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2014年度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政府进行互联网监测、对谋杀记者案件不闻不问以及对媒体间接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是新闻自由面临的主要挑战。

（五）自由与责任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标签，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志之一。它主张尊重理性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媒介自由报道信息，反对任何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和干预。1951年，国际新闻自由协会提出衡量新闻传播自由的四条标准，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即：（1）采访自由：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自由，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予以便利，其业务上的正当行为，不受任何干扰；（2）传递自由：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记者采访所写成的新闻，首先必须传送一所属的新闻单位，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如果传递受阻，将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3）出版自由：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受到限制，或发行前受到检查，该项自由即遭破坏；（4）批评自由：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意见和言论自由，可以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行为。

新闻自由问题伴随着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发展始终，对于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也一直纠缠不清。20世纪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当无限制的新闻自由饱受诟病时，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它提倡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媒体有责任提供确实和重要的消息。在新闻媒介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新闻品质、服务急剧下降的现实下，新闻界如何才能免于政府干预、保护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答案是：在新闻媒体必须继续是私人性质和自由的前提下，新闻界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进行自律，注意职业水准，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服务，使人人有使用媒体的权利，使媒体成为强有力的民享工具。如果媒体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政府可以有限度地对其进行控制。

麦奎尔在其发展媒介理论中认为，媒介应该接受并执行符合国家既定政策的积极的发展任务；媒介自由应该根据经济优先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接受限制。显然，社会责任理论虽然主张新闻传媒应承担社会责任，认可政府对传媒的适当干预与控制，但是强调了新闻自由这一前提。对于自由与责任，资产积极新闻观给出的描述是：新闻自由是大前提，社会责任是在这一前提下所应承担的义务，尽可能避免政府对传媒的干涉，也就意味着新闻自由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