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历史：英法侵略与人民斗争

1.云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马嘉理事件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曾多次派武装探险队、冒险家深入云南，企图打开中国边疆的“后门”。1874年，英国派遣陆军上校柏郎率领200人的武装“远征队”入侵云南，英国驻华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缅甸迎接。马嘉理入滇至中缅边境腾越（今腾冲），他对城郊关隘进行绘图、摄影，为了阻止此行为，当地人民将其团团围住，让其交出照片并督促他离开当地。

马嘉理于1875年1月在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2月，“远征队”悍然闯进云南境内腾越厅蛮允街（今盈江县茫允镇），被当地民众发现并阻止。侵略者强行前进，马嘉理骄横至极，首先开枪射杀我边民多人。在场的汉族、回族、傣族、景颇族等各族民众忍无可忍，奋力反击，打死了马嘉理等6人，并把“远征队”赶回缅甸。

事件发生后，腐败的清政府在英国的威胁下，被迫于1876年9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除“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英国人还获得了可以派员到云南调查游历等许多权益。

（2）片马事件

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占领全缅甸。同年，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英缅甸条约》，取得了“会同勘定”中缅边界的权利，企图以缅甸为基地进入中国。1891年，英军侵入我野人山、江心坡。之后，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公然将西至印度东北角的阿萨姆、东至高黎贡山等本属中国的广阔领土规定为“未定界”。1894年，英国政府照会中国，要以高黎贡山来划分中缅北段边界，此后又不断对我片马地区进行武力侵占。片马人民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侵略斗争。

1911年1月 英国派上校军官郝滋率1000多名士兵侵占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当地傈僳、景颇等族人民在傈僳族头人勒墨夺帕的率领下，以弓弩英勇反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经过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英国于1926年被迫承认片马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军拒不撤兵，仍然强占片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缅两国于1960年10月签订边界条约，片马地区153平方公里的土地回到祖国怀抱。

（3）班洪事件

与缅甸接壤的云南临沧市沧源县阿佤山区，矿藏资源丰富。明清时期，班洪等地就建起了著名的茂隆银厂和波龙银厂。1891年，英国人组织了一个缅甸有限公司侵入阿佤山采掘波龙银矿，进而企图夺取中国的班洪地区。1897年，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英方官员擅自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线，把我国班洪等地所属大片领土划入英属缅甸境内，并以此长期对清政府纠缠这段所谓未定界问题。

英国侵略者掠夺开采我波龙银矿20年后，他们又将魔爪伸向茂隆银厂。1934年，英国派2000人武装入侵，强占班洪矿区。班洪王胡玉山召集阿佤山10余名部落头人，集合佤族民众近千人抗英保厂。在省内各方面力量和全国舆论的支持声援下，佤族武装打退了侵略者的多次进攻。1941年12月，日军入侵缅甸，英军撤离班洪。1960年中缅划界，班洪重归祖国。

（4）维护铁路权利的斗争

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人取得了修筑滇越铁路的权利。云南各族人民因不满法国人勘测选线时，专门绕行云南物产富庶、人口稠密的地区，于1902年起先后爆发了杨自元、周云祥领导的两次起义，线路被迫东移至现今的位置。

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云南段长465公里，1903年开工，1910年通车，7年间投入民工30万人，由于条件极端艰苦，死亡六七万人，此路实由中国人用血肉之躯筑成。清政府派来充当铁路公司“会办”的贺宗章在所写的《幻影谈》里说：“工价每日六角……火食概由苦力自备。……席地而卧，潮湿尤重。……病亡相继……外（国）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工）棚，随覆以土……监工意（大利）人，待苦力尤酷虐，稍有停歇，鞭棒随之……呜呼！此路实为吾国人血肉所造成矣！”

随着滇越铁路的修建，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的势力亦伸入云南，它们在昆明和蒙自设立分行，发行大量纸币，贬低中国币值，榨取云南白银。外国商品由铁路大量输入倾销，而云南丰富的矿产和原料则被廉价掠夺，加上英、法帝国主义者利用大烟毒害云南民众，又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云南内地，传播天主教、基督教，设立医院、学校、教堂，刺探云南经济情报，实施文化侵略政策，使云南在本已积贫积弱的中国中，陷于贫苦不堪的境地。

（5）维护七府矿权的斗争

1902年，英法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批准《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七属，即今昆明、澄江、建水、文山、楚雄、元江、永胜等地，当时统称为七府矿产区。章程规定，如无矿可开，可选其他地方“互抵”，也就是说当时全省20多府州厅皆可开矿，限期60年，如果“矿务兴旺”还可延长25年。

由于云南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维护矿权的斗争，因此最终以赔款150万两白银换取《矿务章程》作废，赔款分6期，由云南10年还清。

（6）反洋教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天主教在今昭通市盐津县建盖教堂，设立主教公署。中法战争后，天主教全面侵入云南，主教公署迁到昆明。英国基督教新教1877年传入云南，并向全省扩张。天主教、基督教配合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搜集情报，欺压民众，作恶多端。对此，云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883年，洱源、巍山、永平、永胜、华坪等地发生了捣毁法国天主教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1900年，法国驻昆领事方苏雅组织洋枪队镇压云南人民，愤怒的昆明民众捣毁了平政街天主堂、主教公署、修道院，方苏雅连夜逃走。1905年，今迪庆州德钦县藏族、汉族民众奋起围攻教堂，驱逐胡作非为的英法传教士，烧毁教堂，形成大规模反洋教斗争。贡山县怒族、藏族、傈僳族200多人围攻、火烧白哈罗教堂，驱逐法国传教士。

2.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1）杜文秀起义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它的影响下，云南也爆发了数十起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其中最突出的是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

清咸丰六年（1856年），滇西回民杜文秀“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率领蒙化（巍山）农民在大仓乡小围埂村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占大理后，推举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成立了包括回族、汉族、白族、彝族、傣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等10多个民族参加的反清民族联合政权，将清朝大理提督衙门改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府。起义军使用白色旗帜，所以又称“白旗军”。

杜文秀农民起义政权所推行的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治五年（1866年），起义军攻占了云南省内的53座城池。同治七年（1868年），杜文秀发动重兵十八大师围攻昆明失利后，退守大理。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全国反清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率兵大举进攻大理。次年，在大军压境大理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杜文秀为了使群众免遭清军屠杀，自己吞食孔雀胆以身殉职。清军入城后，血洗了大理城。杜文秀起义坚持了18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云南当局的反动统治，并使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增强了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今在大理留有杜文秀墓及帅府等文物古迹，在大理市博物馆内有杜文秀起义史迹的展览。

（2）李文学起义

就在杜文秀起义的同一年1856年，彝族农民李文学领导哀牢山彝族、汉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等各族人民起义。起义军在弥渡建立“夷家兵马大元帅”政权，控制了哀牢山上段（今巍山县）至下段（今墨江县）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与大理杜文秀起义军相互支援，声势浩大。起义坚持20年之久，后来李文学遭叛徒出卖被捕遇难，起义遂告失败。

3.云南辛亥革命

（1）云南陆军讲武堂

1909年，清朝实行新政，云南编立新军，成立陆军讲武堂。同盟会云南负责人李根源利用云贵总督的信任，参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之后，他担任讲武堂的监督、总办，大批留学日本回国的云南同盟会成员进入讲武堂担任教官。在他们的努力下，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在清末各省创办的新式陆军学校中成绩最为突出，而且成为云南民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云南陆军讲武堂到1935年止共办22期，每期一年半至二年，开设步、骑、炮、工四科，共培养学生9000余人。其中，培养的著名将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叶剑英，还有周保中、朱培德、范石生、龙云、卢汉等40余名上将，以及50余名中将和200余名少将，可谓“帅星闪耀，名将辈出”。他们后来成为云南辛亥革命、护国首义的骨干，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原委员长崔庸健、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等。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可谓是将帅摇篮。

（2）重九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云南积极响应。云南辛亥革命有三次大的起义：腾越起义（1911年10月27日）、重九起义（1911年10月30日）、临安起义（1911年11月1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昆明重九起义。

1911年10月30日即农历九月初九，蔡锷、唐继尧率领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脱离清朝。革命党人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为骨干，分为两路举事，先是在北校场打响第一枪，从北门街进攻军械局，接着巫家坝一路也紧急出发攻占云贵总督府。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在五华山成立了云南军政府（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参议院议长兼军政部长，唐继尧、谢汝翼分掌兵权，结束了云南的封建帝制。

4.护国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由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维持100天，权力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而在这段时期，云南军政当局内部也出现矛盾，蔡锷向袁世凯自请调离云南，袁世凯命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唐继尧从此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建立“筹安会”，筹划变更国体。12月12日，又宣布实行帝制，以次年元旦改元“洪宪”。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李烈钧和从北京返回云南的蔡锷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装讨袁。云南“以一隅而为天下先”，从而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护国运动。

云南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同时组成了讨袁“护国军”3个军。第一军，蔡锷任总司令，进攻四川，3万护国军打败10万北洋军；第二军，李烈钧任总司令，进攻两广；第三军，唐继尧兼任总司令，留守云南，负责后援。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先后宣布独立，通电迫袁退位。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在不久之后气病身亡，83天的皇帝梦遂成泡影。

护国首义是云南人民的光荣，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也在昆明留下了护国桥、护国门、护国路、护国纪念标等遗迹。

5.红军长征过云南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领导的中央红军，以及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先后经过云南。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进入扎西镇（今昭通市威信县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3万多人，乘虚直逼昆明，虚晃一枪折向西北挺进金沙江，抢占了今昆明市禄劝彝族自治县皎平渡口，用七只木船九天九夜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等大凉山彝族区。

1936年3月5日，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2万余人进入云南，4月26日进占丽江，次日到达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分别从五个渡口，两天两夜渡过金沙江，4月30日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市），进行休整。红军受到藏民的欢迎，贺龙、萧克等亲临松赞林寺，拜访活佛、喇嘛，并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松赞林寺为红军筹粮2万多斤，还派僧侣担任向导，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威信扎西会议旧址、寻甸柯渡丹桂村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禄劝县皎平渡口、丽江石鼓渡口、中甸中心镇公堂红军指挥部旧址等纪念地，为云南近现代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6.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1）龙云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搭乘他的专机同往与会。会议期间，龙云与朱德、叶剑英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战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深受鼓舞，抗战信心大增。

龙云为彝族，云南昭通人，1927年之后相继任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执掌云南党政军权长达18年。他与中共领导人的这次会面，是他一生重大转折的开始。作为云南抗战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龙云，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决心和勇气，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www.xing528.com)

（2）滇军出省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人民为挽救国土沦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云南先后组成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新三军开赴抗日前线，加上陆续补充战斗减员，共出动兵力达22万人。这些部队的全部武装和大半给养皆由云南自筹。对此，朱德在1938年8月21日致函龙云高度赞扬：“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据统计，参与抗战八年的时间里，云南历年征兵累计38万余人，加上参与抗战前原有的第六十军的4万余人，云南各族人民至少把42万子弟送上抗日疆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全面抗战刚一开始，云南即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组编成第六十军，由云南彝族卢汉任军长，开赴抗日前线。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任光、安娥等专为六十军谱写了一首军歌：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了抗敌的战场。

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1938年3月，六十军奉命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英勇阻击日军，坚守阵地达27个昼夜，伤亡1.8万余人，终于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就连当时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八年抗战中，滇军伤亡官兵10万余人，其中牺牲的滇籍高级将领有中将军长王甲本、中将军长唐淮源、少将师长寸性奇、少将旅长陈钟书、少将团长严家训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滇军主力开赴越南，在河内接受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这是中国唯一一次的出境受降，也是中华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上光荣。

（3）修筑滇缅公路

抗战期间，身处后方的云南人民为抗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功绩。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我国沿海交通口岸均被日寇控制，打通对外交通的孔道成了当务之急。1938年初，云南各族民众，组成数十万人的劳动大军，在条件极其艰苦、工程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仅用了短短几个月，就修通了一条由昆明直通缅甸腊戍的公路——滇缅公路，全长达1146公里，成为西南后方的唯一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舆论认为：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继长城运河之后的又一巨大工程”。

1942年5月，日军在占领腊戍后，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滇西，占领了怒江以西约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寇在占领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甚至灭绝人性地向保山等地投放霍乱、鼠疫细菌，使大量人口死亡。滇西各族人民无比愤怒，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阻止了敌人东进的企图。1944年初，同盟国军队与云南境内的军队向日寇发起反攻，云南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16万军队供应粮秣军需，运送弹药、伤兵，保证前方给养。

（4）开辟驼峰航线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线——滇缅公路。中美被迫共同开辟“驼峰航线”来代替滇缅公路，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物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汀江和阿萨姆邦，东至中国昆明。提供给中国的物资从美国运至印度卡拉奇，再到汀江和阿萨姆邦，然后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中国昆明巫家坝、呈贡、羊街、杨林、沾益、云南驿等机场。日军得知航线开通后，专门派遣战斗机从缅甸密支那起飞，拦截没有防御能力的运输机，航线被迫北移，飞越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一地区山峰高度超过5000米，飞行高度最高达到6500米。由于航线在世界高海拔地区，有的山峰太高，飞机只能在雪峰山谷间穿行，使航线看起来像骆驼的峰背，因此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极高。“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80万吨战略物资，但也因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共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与驼峰航线相关的“飞虎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昆明、重庆等大后方重要城市进行轰炸。1941年12月，由美国民间自发组织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来到中国，在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将军的带领下，驾驶99架飞机在空中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其中在昆明上空以9∶0的辉煌战绩轰动国内外。半年时间里，飞虎队就击落和摧毁敌机400多架。在战斗中，多名飞虎队队员英勇牺牲，把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1942年7月，飞虎队宣告解散，先后被改编、扩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1943年，驼峰航线运输也归陈纳德指挥。整个“二战”期间，飞虎队击毁日机2600架，击沉日舰44艘，击毙日军66700人，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5）抗战重要根据地

云南是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其主要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解决因抗战云南人口骤增100多万的吃饭问题，征调农产品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四川。

二是征调民工近280万人，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50万人，修扩机场100万人，滇西反攻战参加后勤运输的老百姓至少30万人。

三是全面抗战八年中，滇省人民捐献寒衣、军鞋、药品等成绩卓著，最突出的是1941年在全国“捐款购买飞机”活动中，共捐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

四是昆明作为抗战的重要工业区，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生产出许多全国第一的工业产品，譬如全国最大的发电机、最大的电动机、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组装汽车等，还生产出飞机、枪弹、炸药等大量军工民用产品，极大地支援了前线。

（6）滇西抗战

1942年5月3日，日军从缅甸侵入我国怒江以西，大片领土沦为敌占区，云南由抗日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日前线。在腾冲沦陷区，爱国绅士张问德出面组织民众抗敌，被云南省政府任命为腾冲县县长。1943年8月，日军驻腾冲最高司令官田岛致函“邀请”张问德“会谈”，张问德复函断然拒绝，凛然斥敌，受到国民政府表彰，被誉为全国“沦陷区500多县长之人杰楷模”。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中、美、英三国军队发起缅北和滇西反攻战。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第十一和第二十两个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经过攻克松山、激战龙陵、光复腾冲三大战役，先后收复失地，将日寇赶出国门。1945年1月27日，滇西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度军队在缅甸芒友会师，标志着滇西反攻战的完全胜利。当时的《民主周刊》指出：全中国“收复失地，实滇省为最早”。为纪念光复腾冲战役中牺牲的第二十集团军9000名阵亡将士，李根源倡建的“国殇墓园”，于1945年7月7日在腾冲县城落成。

（7）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众多高等学校纷纷南迁，先后迁入云南的有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10余所，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三校始迁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滇整整8年。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共培养学生8000余人，其中毕业生3800多人，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因而驰名中外。联大师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者共171人，其中有1999年国庆节前夕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等8人，以及1957年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杨振宁、李政道。

7.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奋斗

（1）“一二·一”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人民渴望和平安定、重建家园，蒋介石则要发动内战，消灭异己，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省立英语专修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及社会人士6000多人在西南联大草坪上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反动派军警特务包围校园，开枪打炮，对师生们进行恫吓。为此，从11月26日起昆明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抗议并且揭露反动派的罪行。12月1日，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到各校殴打罢课师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了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和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4人，重伤1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大中学校学生与反动派进一步展开了英勇斗争，全国广大人民对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给予广泛支持。一个以学生为主、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制造“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李宗黄调离云南。1946年3月17日，昆明大中学校3万学生举行隆重的四烈士盛大出殡仪式。至此，运动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序幕，它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个里程碑。云南师范大学内的“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及四烈士墓，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李公朴、闻一多惨案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反对暗杀和暴动，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言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后，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其中李公朴先生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先生被列为第二名。

李公朴，是著名的民主战士、“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6年7月11日晚上被特务暗杀于昆明大兴街学院坡。闻一多，是西南联大教授，在1946年7月15日到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了李公朴死难报告会，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回家途中在西仓坡宿舍门前被特务杀害。

“李闻惨案”是继“一二·一”惨案之后在昆明发生的又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血案的罪行。他指出：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种反动逆流，是反动派想用这种卑鄙手段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惨案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如今，昆明青云街与大兴坡交汇处有李公朴殉难处碑，西仓坡6号有闻一多殉难处碑，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内有闻一多和李公朴衣冠冢。

（3）昆明起义和云南解放

1946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滇东南和滇南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先后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1948年春天，又在滇南、滇中和滇西相继发动游击战争。1949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自救军一纵队与桂西游击队正式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在滇桂黔边纵队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云南全省游击战争、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迅速发展，滇西和滇西北分别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或自卫团，大批汉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傈僳族、怒族等群众加入自卫军，举行起义或暴动。

1949年5月，根据中央分局的通知，云南省工委和滇桂黔边工委合并，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云南全省游击队与滇桂黔边纵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统一指挥全区的游击队伍。“边纵”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组建了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共3万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游击战争的烈火遍及云南110个县市中的90多个县，解放了县城61座，在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钳制了敌人5个军的兵力；又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争取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促使其起义。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11月15日贵阳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残余部队和军事指挥机关，纷纷退入云南，到达沾益、曲靖一带。贵州省政府残余机关也从盘县退入滇境。省外军政头目纷纷经昆明逃往香港，国民党集团东逃西散，形成一片慌乱崩溃景象。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也解放了云南31个县城和全省1／3人口的地方，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已经动摇。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革命活动更加活跃。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向毛泽东、朱德致电并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蒋介石获悉卢汉起义后，命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起义部队和昆明人民从12月16日展开了昆明保卫战。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2月22日，昆明10余万市民在拓东广场隆重集会欢迎解放军，陈赓在会上宣布：云南从今天起完全解放。从此，地处祖国西南的这块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