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层的微新闻生产者：社会学视角研究

除了各种机构，大量的微新闻是由个体生产的，这些个体从事着不同的工作，隶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在此，就以下几个群体做一番分析。

1.职业新闻人

在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生产往往是由职业人士完成的，新闻是由受过专业教育的记者、编辑、摄影师、播音员等人员生产、发布的。这些职业有较高门槛，除了要求专业技能之外，还存在政治和市场的考量，普通人没有多少参与的机会。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者不再只是这些职业新闻人，普通用户也能参与其中，并且由于普通用户数量非常庞大，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现象似乎面临着很大的冲击。甚至由于媒体经营的困境，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的处境有些尴尬，一些职业新闻人不得不改换职业，重新选择，例如从一名记者转行做自媒体人，或者成为直播带货赚钱的网红。

新形态新闻的形式多样，不过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依然作为非常有影响力的新闻形态，与其他形态的新闻同台竞技。在内容异常丰富的信息社会里，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在过去，传统媒体由于社会上的媒体资源稀缺，可以旱涝保收，如今则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去争取注意力。对于职业新闻人来说，他们除了经济收入可能受冲击之外，工作的内容和技能也有了很多不同。他们需要学习各种新的媒介技术和传播能力，需要掌握一些过去不需要掌握的软件和工具，工作的流程和模式需要适应24小时全天候、融媒体新闻的要求。

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平台在不断转型，传统媒体将其触角伸入到新闻网站、公众号、短视频等多个领域。职业新闻人的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职业行为，工作规范与之前的差别不大，都需要遵循媒体机构和政府部门对其提出的种种规定。

各种自媒体平台是面向所有人开发的，有些职业新闻人开设了自媒体账号，在工作之余也会发布一些新闻和评论，这些内容往往是在工作之余完成的，似乎与其工作无关，但很多新闻人其实会在自媒体上表明自己的媒体人身份，因此，如果不是匿名并隐藏身份，那么他在自媒体上的内容生产很大程度是其工作的延续，他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会继续扩展到自媒体空间。在自媒体世界中，由于与其本职工作的界限并不分明，他扮演着多种角色，如凭借他特有的身份和影响力，为某些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或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站台鼓吹，又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煽风点火。因此，2020年有关部门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对职业新闻人使用自媒体做了很多限制。

当然，职业新闻人不可能完全与社交媒体隔离。在这个人人都在使用手机、对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强的社会，职业新闻人不可能不使用微信、微博、QQ、抖音，不可能不去浏览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相反地，这些渠道也是他工作的平台，是他获取新闻素材的方式。职业新闻人也生活在社交媒体中，可以开设独立的公众号或其他自媒体平台，当他在使用微信将照片、文字发布到朋友圈的时候，同样也是在发布一种消息。这些生活化的消息，与普通用户的微新闻生产相似，当然，他们可以更加专业，了解更多内幕，有着不一样的视野，以及属于职业新闻人独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使得他们的朋友圈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2.普通网民

在这个人人都握有麦克风的时代，普通网民虽然主要是信息消费者，但同时还扮演着信息生产者的角色，也即“草根记者”。所谓“草根记者”，“指的是利用便捷的科技手段（主要是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络），并以个人身份从事新闻采集和发布活动的一般社会公民，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新闻采集和发布活动不受专业新闻组织的约束”。^[13]

普通网民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成分也相对复杂。在这里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力、社会经济水平较为一般的人群。这些群体可被称为大众，或者群众。不同的学者在不同语境下对其有不同界定。

然而，普通网民的新闻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甚至很多人未必有那么多的兴趣关注社会上的大事。他们平时也会花大量时间在微博、微信上，一方面浏览、阅读各种新闻，另一方面也会参与点赞、跟帖、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大众舆论。与此同时，他们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各种微新闻。

普通网民平时接触的主要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看似鸡毛蒜皮的事，他们在社会中并不起眼，没有多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的表达权受媒体的局限，没有多大的空间。媒体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他们多种技能和机会，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表达力。现在他们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扮演一个业余记者的角色，将身边的事情发布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交媒体释放了广大用户的表达欲，甚至导致一种晒图癖：吃饭之前，必须先拍个照到朋友圈才开吃；到了某地，必先拿起手机来一张自拍照上传到微信。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想着拍照上传，并且上传之后，等着朋友的点赞和评论，不发朋友圈就仿佛失魂落魄一般，没人给他点赞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这种过度社交的现象，并不少见。他们忙着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忙着与朋友点赞互动，就像话痨一样，在朋友圈上唠个不停，难以停息。

当然，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么极端，只会不时地发几条朋友圈晒一晒。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自己转的，这是微新闻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些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微新闻，都是随手拍随手上传，在轻而易举中完成的。

普通人不太可能经常遇上重要的事情，也写不出多少重要的新闻，不过，即便如此，这些以晒生活为主的微新闻，也不乏读者。他朋友圈里的人，经常会给他点赞，或者加个评论，有些时候是互相的，一个点赞，一个回赞，是一种新的人情往来的方式。

这些微新闻，也并非没有价值，事实上，他朋友圈的人，借此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如可以获知他最近去了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心情怎么样，等等。并且，还可以有很多实用价值，如了解到哪家商店在打折，最近在流行些什么，哪个景点在办花展，当天的交通路况，等等。

自媒体有一种网络日记的特性，用户可以将每天的所见所感写下来。在疫情期间，写下来的日记，及时在网络上发布，同样也具有微新闻的特性。不过，从社会影响力来看，普通人的微新闻大多数也就局限于他的朋友圈，并不能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去，其微博阅读量也有限，公众号粉丝数也一直徘徊不前。从一个草根最后成长为一个网红的，不是没有，但属于凤毛麟角，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很多条件，不见得只要努力就可以达成。

不过，就新闻事件来说，特别是那些突发事件，新闻记者往往没有预见性，难以出现在第一现场。“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在突发新闻的报道上，专业新闻根本就拼不过在现场的当事人和旁观者。”^[14]

然而，在新闻现场的很多普通人，这时往往会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当时的场景，写下自己的心情，汇报发生的事情，成为在第一现场的业余记者，如温州动车组事故发生时，不少乘客汇报了自己的遭遇。这些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具有新闻价值。尽管普通人的微新闻是碎片化的，并不完整，但他们第一时间在第一现场发出，让职业新闻人关注到有关事件，并记录下专业记者之后没法拍到的图片或视频，因此普通人的这类微新闻生产有其独特的价值。

3.农民工

农民工阶层，也在新老更替中。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前者选择留在城市生活，后者最后选择回乡。老一代农民工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他们早期的身份是农民，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选择进城务工，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做的体力活。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也会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有一些识字的农民工偶尔也会看看报纸，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媒介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很难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声，对自己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利益受损的事情，不太有机会和能力找媒体去诉说和表达。他们在媒体中往往是被忽视的群体，在电视剧中很难成为主角形象，广告也不太愿意用他们的形象来做宣传，虽然新闻中会提及他们，但是由于社会对农民工这个群体并不太友好，因此新闻中呈现出来的农民工形象也不是那么光辉、高大。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则多少有些不同。他们来自农村，但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文化水平还可以，虽然上网、使用社交媒体未必那么娴熟，但不会有什么障碍。在社交媒体中他们不愿缺席，不会只满足于听听收音机、看看电视剧，单纯做一个文化的消费者，而是会非常主动地使用各种社交媒体。他们上传自己的图片、文字，看到的、听到的各种微新闻；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圈，用微信、QQ等来交友或谈恋爱，使用手机来学习或娱乐；他们的网络生活与城里的年轻人相差不多。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拥有同样的表达权利，但从社会阶层来说，他们毕竟还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并没有太多的提升，从事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保障，往往不是很稳定，干的工作大多是一些城里人不愿做的体力活，或者是一些非常辛苦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他们想要努力留在城市中，但面对高昂的房价，却又不太现实，与城市的年轻人相比，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依然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发出的声音并不大，说的话并没有多少人当回事，没法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也进不了城里人的网络圈子，只能在老乡群、同学群等圈子里发声。他们生活在城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并没有真正被城市所接纳，只是生活在城市的外围空间，没有进入城市的核心空间。

4.微商生意人

在电子商务发展之后，传统的商业生态逐步被打破。过去，人们看到广告之后，会到实体店去购买商品，实体店的生意可以让店主和员工维生。但在有了各种网上购物平台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各种实体书店，它们失去了顾客，纷纷倒闭；之后，各种电器商店、数码产品店、水果店、蔬菜店的经营变得困难，接二连三地倒闭。而与此同时，淘宝店家得以兴起，部分星级店铺的生意越做越火爆。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在街上摆地摊；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网上摆地摊。于是微商开始流行起来。在积累了大量粉丝后，带货是流量变现常见的手段。明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带动很多商品的销售。而普通人借助于全能的朋友圈，也可以做些小生意。有些人微商生意经营得不错，甚至辞了工作，专职从事微商。因此，在社交媒体中，除了政治性、社会性、生活化的各种微新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商业信息。这些信息可谓是一种广告，也是一种销售，但同样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例如，在某些节日前后，发布鲜花销售信息，告知卖家地点、价格、购买方式以及其他种种消息，对于那些想要购买鲜花的用户来说，这解决了他们的烦恼，不必为去哪里买花而发愁。

除了目的性非常强的微商之外，在社交媒体平台，还有不少账号或者微信群在传递各种实用的买卖信息，互通有无，为买家和卖家牵线搭桥。例如，某高校学生将自己的朋友圈命名为“商大学生圈”，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每天从早到晚在为同学发布各种消息，例如寻购二手教材，出售二手空调，家教兼职信息，寻物启事，便捷求助，等等。这些实用的信息为广大同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社区居民中，也有人建立了信息交流的微信群。如笔者所在的社区，就有人建了二手闲置群、家长交流群、房子车子群、求职群等。类似“商大学生圈”这种粉丝模式，由于信息都是某学生自己一个人在发，其他用户想要发信息，需要经过他的审核、编辑，因此互动性稍微弱一些。而微信群模式，则是群里的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互动性强；互动对象主要是群里的人，微信群人数一般限500人。这一类的信息，兼备商业性、实用性和新闻性，信息发布功能与商品销售功能同时在发挥作用。这类新闻通常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经济新闻，很多时候直接以新闻素材的形式出现。例如，一名昵称为“亦凡”的人，在微信群里配图发了一条信息：“全自动二手洗衣机，体积小不占空间，有人要吗？”这则微新闻的内容放在宏观世界，就是类似某地某企业因产业升级而甩卖旧设备的新闻。因为微信群里发布的往往是日常生活空间的微观经济活动，并且未加修饰，直观地呈现了有关内容，使新闻素材直接成了新闻作品，因此，微新闻与传统新闻相比显得有所不同。

生活在这个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作为经济人的人们，对于商品、品牌、交易信息有强烈的需求，不仅仅是作为受众，也是作为传播者，通过这些信息交换，为许多人排忧解难。

5.社会精英(www.xing528.com)

社会精英掌握着话语权，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了解到各种信息。他们的朋友圈，不太会披露很多个人的信息和动态，而是比较多地涉及一些公共话题和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社会公众人物。过多地展露私人信息，会惹来麻烦。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里发表的关于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字，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精英发布的微新闻。他基于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素养，将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告知其他人。这则微新闻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李文亮被称为“吹哨者”。不过，这类微新闻，由于不是来自职业新闻人，与传统新闻存在很大的不同，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小道消息”“谣言”。

在微博中，除了明星、网红拥有较多的粉丝之外，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获取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方面，同样存在类似知识鸿沟、数字鸿沟的一种鸿沟，可谓社交鸿沟。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具有更大的社交魅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资源。

过去那些有能力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文字、露脸发言的人，在新媒体时代，应该说是第一批早早用起社交媒体的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也拥有较高的人气。这些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在硬件设备上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地购买使用、升级改造，并且有更强的传播力，他们能够获取的注意力资源要远远多于普通网民。

社会精英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都不缺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话语权需要他们自己去经营和运作，如早早地开设微博、公众号或其他自媒体账号，并经常性地发一些帖子。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相比普通人可以更容易吸引到粉丝，因此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之下，他们的粉丝数量增长更快、数量更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大V了。

大V的粉丝数非常惊人，多的高达上千万，公众号上的推文阅读量动辄10万+，随随便便说的一句话，也能引来无数人的点赞和转发。当然，大V也分成多种，有些大V由于线下的工作、业务实在太多、太忙，不太能够顾得上在微博发帖，例如韩寒，难得发几条微博。不过，很多大V经常在微博上发帖且和粉丝互动，对于这些大V来说，因为有那么多的粉丝在关注着他，单纯为了犒赏粉丝，就有必要每天都上去互动一下。有些则是出于商业的考量，积聚粉丝，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收割流量。还有一些则是出于政治利益所需，想要表达某些观点。不管什么样的大V，那么多粉丝关注他们，也就赋予了他们某种力量。技术可以赋能，粉丝可以赋权，拥有的粉丝越多，他们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这种力量不是政府给予的，而是脱离政府权力体系的。因此，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善加利用。

对于个体来说，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努力经营好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也很重要，例如经常在上面发一些帖子，制造一些互动，可以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吸引更多粉丝的关注。吸引和维护粉丝是自媒体经营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来说，也是如此。人气高的微博，就如办了一份个人报纸、一家个人电台或电视台。当然，为了更好地经营好自己的账号，组成一个团队，招聘一些助理，也是很多大V惯用的策略。

6.明星

明星本人未必有这么多的时间，因此亲自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的明星并不多，一般会雇佣专人，或者由经纪公司打理其个人账号。他们的账号会依据形象管理的需要，发布各种新闻，那些有助于明星塑造良好形象的内容会被重点突出和强调，而那些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则会被遮盖。总的来说，明星的绯闻、丑闻比较多。绯闻本身有助于保持明星在公众中的知名度，提升热度，但也会给明星带来很多的困扰，因此，需要合理运用，才能产生自己想要的效果。丑闻则不一样，它往往是贬义的，具有杀伤力，会损害明星的形象，甚至给明星的事业和前途带来冲击，有些甚至是致命的。

明星的微博有很多的粉丝。人称“微博女王”的姚晨开博6个月，就成了首个粉丝数量超过100万人的明星，2021年初已有8000多万粉丝。她的微博内容主要是关于她的演艺生活以及与娱乐圈其他人的一些互动。例如，她在2021年1月17日的微博：“今日鼓浪屿阳光灿烂，电影《三贵情史》开机大吉！愿家乡风水保佑本组平安顺利。一群大孩子的‘寻爱’冒险之旅，就此启航！” 这条微博配图9张，收获点赞5800多个，跟帖留言600多条，被转发500多人次。姚晨的微博是国内外众多明星微博的一个代表，粉丝数比她多的也有，与她差不多的更多。

在媒体上出现最多的是各类娱乐明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构成一则新闻。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新闻有何价值？就微新闻角度来说，关于明星的这些报道，其实就是一种粉丝比较多的微新闻而已。明星结婚与离婚的故事，与普通人的婚姻一样，并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明星养的小狗，不见得就一定高贵，也没有必要出现在世人面前。明星的知名度比普通人高，拥有的粉丝多，除了这一点，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进入公众领域被大家讨论的必要。如果明星的生活能被作为新闻加以报道，那么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微新闻同样值得被报道，同样具有传播的价值。因为对于亲朋好友来说，由于那种亲近感，他们同样也有兴趣想要了解。

关于明星个人生活的新闻，一方面，它可以被消费；另一方面，那些对明星有着强烈情感的粉丝来说，他们会把明星当作一个自己认识的、身边的人来对待，具有人际性。因此，就情感上来说，粉丝想要了解明星的一切，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掌握他们的动态。关于明星的报道，对于非追星族来说，可能一文不值；但对于粉丝来说，则会牵动他们的心弦。在社交媒体中呈现出来的明星形象，往往是经过包装的，本着有助于塑造和维护明星的良好形象、有助于营销明星完成的作品等目的而设计的。在这些账号上，各种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不是所有发生在明星身上的事情都会公布的，更多的是为了公关的需要。看似在报道明星的日常生活，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广告。明星为各种商品做广告，当然他们也利用各种社交媒体为自己做广告。由于这种因素，我们看到的明星往往是光彩照人的，而粉丝经常会出面维护明星积极的形象。当然，由于社交媒体上存在各种消息源，除了明星掌控的发声渠道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会盯着明星，会发表涉及明星的或好或坏的各种新闻，他们未必是专门的狗仔队，也可能只是业余时间随手一拍或者随手一写，但可能会对明星形象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明星的官微、官博、官网只是其中的一个渠道而已，它在影响粉丝方面功不可没，但就自己的形象而言，它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像文章、罗志祥等许多明星的人设在一夜之间被击碎，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传播现象。

除了娱乐界的明星外，体育界、文学界、商界等一些领域的杰出人才，也有明星化的趋势。他们经常在媒体上露脸，不管是重大的事情，还是日常小事，都会被大肆报道。这些明星，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的关注之中。他们本人一般不需要利用自媒体来发布各种信息，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这样做，要么是通过新闻记者主动采访报道在媒体上亮相，要么是拥有专门的团队，以公司和组织的名义报道他们个人的活动和言论。他们也会有微信朋友圈，不过是普通人没法触及的。作为消费型社会被消费的人物，这些明星的生活被人们当作一种谈资，以求在人际交往中找到更多有共同语言的人。

由于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且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各种风险，政府官员一般不会开设自媒体账号。即便有一些官员这样做了，也会通过匿名的方式，或者以相对低调的姿态出现，不会太惹人眼球。假设个别官员成了微博中的大V，引来很多粉丝的关注，但一旦到了一定的级别，就不会再继续发布。角色的特殊要求使得他们没法做很多普通网民可以做的事情。

【注释】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3期，第55—63页。

[2]张春华：《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3]张春华：《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4]彭增军：《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5]尤可可、马广军：《“强链接”与“圈层化”：社交媒体人际连接的双螺旋》，《视听界》2020年第1期，第46—51页。

[6]张春华：《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

[7]窦锋昌：《全媒体新闻生产：案例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8]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9]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0]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1]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2]曼纽尔·卡斯特尔、米里亚·费尔南德斯-阿德沃尔、邱林川等：《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傅玉辉、何睿、薛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13]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新闻生产中的力量博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

[14]彭增军：《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