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人类理性的存在方式

经过科学哲学正反两方面论辩的洗礼，形而上学不仅没有被排斥掉，反而在科学中的存在更具有合法性了。康德的一番话切实反映了这一状况。他说：“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至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任何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要求；然而完全放弃它又办不到。”[21]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形而上学被消解不了呢？固然科学哲学的肯定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理由，但是那是从形而上学的具体效用来论证的，还不就是形而上学的存在本身。只有形而上学首先存在，然后才有存在的价值意义。所以，形而上学的存在不仅要揭示它对科学的效用价值，而且还要显现自身的本体存在意义。而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意义就在于它植根于人的本性历史构造中，它是人类理性的存在方式。

把形而上学作为人的本性看待是从康德开始，又由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的。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 “我们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的子女一样，生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同于其他任何科学的基本特点，即它是自然界本身建立在我们心里的东西”[22]。所以，“一切真实的形而上学都是出自思维能力自身的本性，因而绝对是构思出来的”，[23]但是，它们不纯是任意的虚构，而是从理性的本性出来，并且在那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合乎理性的。因此，形而上学属于把其学说建立在先验原则基础上的纯粹哲学，在纯粹哲学中，又是研究 “知性的那些确定的对象”。[24]而使一个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系统，尤其是有形自然的形而上学系统臻于完善的构架，就是范畴表。如此，形而上学为一般科学知识提供概念基础。海德格尔之所以同意形而上学属于 “人的本性”是因为，“对存在者的超出活动发生在此在之本质中……这种超出活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25]。所以，只要我们生存着，我们就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只要人生存，人就以某种方式进行哲思。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使形而上学运转起来，而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获得自身，并且才获得其明确的任务。如此，形而上学作为哲学之首，“‘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并不消除形而上学。只要人还是理性的动物，则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要人还把自身理解为理性的动物，那么，按康德的话说，形而上学就属于人之本性”[26]。

形而上学作为人的理性的自然趋向固然可以为形而上学的必然存在提供辩护，但是，如果把人的本性看做是静态的，那就还有独断论之感。所以，在我们看来，形而上学所归属的人的本性，绝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某种本性，更不是什么上帝的造物和绝对精神的流射产物，而是在人的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逐步演化和进化的产物。而形而上学一旦产生，就对人的历史活动产生先验性的构思从而掌握和推进人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形而上学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其研究的主题也随着历史的进展和自身的演化，更加丰富和充实起来。如此的结果，形而上学不仅是历史的造物，而且那些 “上帝”、“绝对精神”等概念及其演绎的体系都是历史的造物。形而上学既展示自己为一种历史的运思过程，又是这种运思的历史结果，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形而上学是理性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历史性的存在。为了说明我们的问题，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形而上学的生成和发展史。

哲学被称为 “爱智慧”之学，源于希腊语philos（爱）和so－phia（智）。这里的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种追求。智 （soph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首先用来指称工艺技术，指称智慧还是后来的事情。[27]拥有先进的技术、工具、工艺，具有理性超凡的领悟能力、解释能力和推理能力，是每一个民族的普遍现象。譬如中国的周大夫伯阳父在周幽王二年 （前780年）就用 “阴阳”关系来解释地震现象；太史史伯就提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的不同于巫术、宗教的理性思想。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公元前685年的管仲就提出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思想，公元前662年史嚣提出政治思想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28]。以上思想表明中国是非常有智慧的民族。但是，有智慧并不一定有专门追寻智慧的学问。雅斯贝尔斯所谓的 “轴心时代”所列各大民族都富有智慧，但是，只有希腊民族产生出 “爱智慧”的哲学和科学的特殊现象。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 “惊异”，一种对 “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事物 “原因”的理性追问。基于此理性的追问，人类逐渐进化生成了一系列的语言、文字、概念、判断、推理的知识体系。在对事物原因的理性追问中，有一种追问是对事物终极原因的追问，这种终极性追问方式和由此追问方式所得到的知识结果、语言范式就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意识到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的本性，也是第一个把 “研究是者自身 （又译存在者之存在或存在本身）以及出于它的本性的属性的科学”[29]界定为第一哲学，把研究是者的某个部分或性质界定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就被后人称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为 “存在者之存在及其属性”也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前身就是巴曼尼德的哲学命题 “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能被思维者和存在者是同一的”。前者是对事物本体的确定，后者是对事物何以被认识的言说。因此，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一开始就有两个：研究 “存在者何以存在”的本体论和研究 “存在者何以被认识”的认识论。不过认识论研究多被巴曼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思考为真理论和心理学的内容，因此其形而上学重点还是研究本体论。可以说，从巴曼尼德提出命题到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命名，形而上学才经历了由“有”到 “名”的统一，所以我们把形而上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称之为 “巴曼尼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思考的主题是存在者之存在，其样式是本体论。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者之存在揭示为 “四因”，即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的前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个元素、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都是探讨的质料因；恩培多克勒的爱和恨、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探讨的是动力因；巴曼尼德的存在、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探讨的是形式因，只有 “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创造，和其他各因一起概括、总结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成果，成为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物理学、逻辑学划归理论科学，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划归为实践科学，把美学和诗学划归为技术科学。所以，他的形而上学不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和实践科学。到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逻辑学被用来论证上帝存在和教会教义的真理性，在研究主题上并没有新的进展，因此，虽然有人认为神学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的形态，但是就理性本身的成长而言，上帝存在虽然需要理性论证的支撑，但是它却属于信仰范畴，不属于理性本身。(www.xing528.com)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信仰对理性的统治，理性在文艺复兴中苏醒，经过宗教改革对主体自由信仰的解放和奥康剃刀对信仰和理性的分割，理性终于逐渐独立起来，运思存在者如何存在的知识主题。不过这个时候理性思考的重点不再是存在者本身，而是存在者如何被认识，以及人们如何得到真理性认识了。弗朗西斯·培根首先将理性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提倡用归纳法得出第一原理，加上后来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开创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笛卡尔则将理性建立在心灵推理之上，确立了理性主体——我思，把具有广延的物质世界和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世界分离，从而把过去的客观实体改造为主观实体，让知识成为我思对客观实体的反映。不过笛卡尔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几何推理法，要求真理、知识像数学几何定理那样被确证无误地演绎推理出来。加上后来的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开创了唯理论的认识论路线。所以培根和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可作为理性对终极性原因探索的第二个形态，只不过这个形态的主题是 “什么是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亦即 “什么样的认识具有真理性”以及 “何以得到这样的真理认识”。培根—笛卡尔形而上学与当时的自然科学交织在一起，因为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受益于形而上学开创的认识论路线，但是，这个路线对于自然科学而言还只是方法论指导，要得出真正确定性的知识还需要自然科学本身对形而上学提供的本体存在和认识方法进行改造。经由伽利略的转化，把认识的对象分成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前者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后者是主观的、不可测量的。客观的、可测量的事物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以得到确切性知识；主观的、不可测量的事物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得不到确切性知识。从此，科学被缩减为自然科学，科学和哲学也就相分离，当然形而上学也被逐渐孤立起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的建立和成熟，以研究存在者存在的本质和属性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便在自然科学面前显得封闭、独断起来，失去了以往 “科学皇后”的地位，成了被科学遗弃的 “贵妇”。尽管如此，被自然科学抛弃的是形而上学的某个样式，但并不就是形而上学本身。自然科学依然需要对自己 “能够认识什么”、“需要人认识什么”进行终极性论证，在自己“拒斥形而上学”的狭隘批判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形而上学，也就是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依次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提倡能被认识的存在只有 “经验”，能被证实的存在也只有“经验”。科学主义形而上学不仅消解掉了本体论，而且排斥价值，从而经过休谟的论证，导向了 “不可知论”，为科学主义形而上学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经验主义的发展对形而上学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挑战。如果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并且如果形而上学，正如很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既涉及非物质的存在体，是先天地进行规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例如休谟的挑战，认为必须摧毁形而上学，如果不这样的话，至少有实质的改变。休谟的观点导致了康德的出现，后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针对经验主义的挑战，他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即要为形而上学找到一块地盘，发现可构成我们知识的必要条件的概念出现。康德把形而上学看成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是人的本性，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为自然科学知识提供概念基础，从而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进行改造，建立新的范畴表，使形而上学表现为新的逻辑学样式，为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提供彻底性和严格性论证；此外，康德还努力为信仰和意志自由保留地盘，阐明形而上学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使我们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这就是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其目标是达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从此，康德第一次把逻辑学和实践哲学 （到洛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发展为价值论）纳入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和存在样式中。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形而上学又重新复活了，就像凤凰涅槃一般，尽管是一新的形式。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造就了西方形而上学研究最旺盛的时代。康德的形而上学建构是对理性和感性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互不僭越但是又互相补充，因此他的形而上学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后来的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离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企图用概念演绎的逻辑学体系演绎出自然界、人类社会、科学认识的存在和成果，从而遭到自然科学家的强烈诟病，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样式也被作为形而上学的代表而使形而上学蒙上了不好的名声。但是从形而上学的本质来看，黑格尔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具体样式而已，并且是对康德逻辑学样式的极端化。因此，我们把康德形而上学界定为形而上学发展的第三种历史形态，他不仅论证了在经验主义形而上学批判和自然科学背景下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扩展了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和丰富了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

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作为例证，并且因此将建立在另外的不同方法基础上的结论推翻。由于很多后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们不受观察的约束而沉溺于思辨之中，他们的观点必定被实证主义者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因而是非真实的知识而摒弃。此外，实证主义者还有其实践的一面。他们不仅限于理论研究还希望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他们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由于它的纯粹理论目标和它的思辨的方法，所以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实证主义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因为它诉诸了实践的需要和要求。但是，最终19世纪实证主义者做出了让位，一是由于他们清除了伦理和美学的价值。在他们将所有学说都还原为科学学说的企图中，他们把伦理学和美学还原为经验的心理科学，从而在他们的模式中，没有为人类自由和自我留下位置。甚至一些向来具有实证主义修养的人都发现了这种态度的不适当性，转而起来反对它。其结果是形而上学的回归，这是一种关于生活、人性和价值的形而上学。另外一个方面实证主义的让位是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内部批判和逻辑实证主义自身的否定。这个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但是，因为实证主义者的语言分析对终极性理想科学语言范式的论证和求索开辟了对终极语言的形而上学论证，因此，这可以看做为形而上学发展的第四种历史形态。不过这种历史形态是由拒斥形而上学开始，而以回归形而上学为终。所以，通过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复兴，实证主义从内部发展对形而上学的实证性地肯定和回归，可以看出，形而上学不可排斥，反而会大有发展，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它在历史中、通过历史又为了历史而存在和发展。

综合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发展、变迁史，我们看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依次经历了存在、真理、逻辑和价值四大主题，与此四大主题相适应，形而上学呈现出四种存在样式，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根据这四种样式在历史上的侧重程度，形而上学表现为以下几种历史形态：巴曼尼德—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形态，经验主义认识论形态，康德的逻辑学和价值论形态，语言分析哲学形态。在人类理性本性看来，形而上学 “就是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30]这在历史早期体现为中国哲人对形而上之道的追问，古希腊巴曼尼德—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追问和据此对形而上学亦即第一哲学的命名。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形而上学的主题更加丰富的历史效果下，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命名为在人类以理解和领会作为存在方式的理性基础上，人类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和终极语言的永恒的追问和求索，其存在样式就是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逻辑学。当代形而上学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复兴，[31]也出了很多著作。在这些著作里很多人从形而上学对科学的关系着手阐释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解读为 “形而上学是哲学中研究范畴的部分：它尝试去确定和定义 （当可能时）最一般范畴，并且明确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较少一般性范畴与最一般性范畴的联系”[32]。或者是作为历史性的 “绝对预设的科学”，研究支撑着通常科学的前提。[33]把形而上学作为研究范畴、为科学提供假设，是对作为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样式的肯定和发挥，还远不是形而上学的全部。形而上学作为理性永不停歇的追寻，其结果表现为作为各种体系的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作为对终极存在、终极真理、终极价值和终极语言的终极回答；其过程表现为对这种终极回答及其样式的永不停歇的质疑和解构，在这种质疑和解构中形而上学不断发展、完善和壮大，但是没有终极的存在样式和答案，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过程和结果、建构和解构、规范和超越、生成和毁灭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