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讲孔孟老庄|儒学拾遗、四书五经、知识产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篇》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

——《礼记·曲礼篇》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

《论语》和《孟子》被定为四书五经里最重要的儒学著作。自古以来大家都很热衷读这两本书，连皇帝也是。

同时代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书，比如《尚书》《礼记》《中庸》《大学》，但是这些书有个麻烦，弄不清到底是谁编的、谁著的。尤其是它们有可能是后来的人用孔子的名义，甚至是用唐尧、虞舜、夏禹、文王的名义发表的伪作。

古代中国与市场经济时期的西方，对知识产权的问题想法非常不一样。西方人警惕的是他的著作被剽窃被歪曲，这样损害了他的知识产权。古代中国不是走市场这条路，有些人有什么见解，都希望被认为是圣贤之说，认为是口含天宪，嘴里说出来的就是老天爷制定的最高大道。因此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词，他认为把这个说成是唐尧的话、说成是虞舜的话、说成是皇帝的话、说成是孔子的话，能显得高级，一下子就流传开了，这是他所得意的。所以我刚才说的《尚书》《礼记》《中庸》《大学》这一些书，考证它们的来源、它们的背景会有一些问题。

这些书没有完全读过，不要紧，但是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言，已经被我们的民族所接受，已经被我们的老百姓所接受，几千年来大家都重复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它。

先提一下《尚书》，或者叫《书经》，或者简称《书》。它里面记载了一些古代人物的重要的语言，尤其是《大禹谟》一篇。相传虞舜把天下禅让给大禹的时候，给大禹留下了四句话十六个字，但是后来证明并不是虞舜说的，而是后世西汉时的一些人所留下的。

这四句话很有名，第一句是“人心惟危”，人心相当危险。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这句话是说给夏禹的，夏禹现在当了帝王，要警惕自己的心，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不能有享乐之心、骄傲之心、自满之心、暴戾之心。如果有了这些心，就会被推倒，就会被反对，就会从一个伟大的圣人变成一个无道昏君。掌握了权力以后，要能掌握得住自己的心，不让自己的心思乱了，不让自己胡来。

当然，“人心惟危”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心也有危险性，变来变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下一句“道心惟微”，“微”当精微讲。追求天下有道，按照道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这个道的掌握要很精致、很敬畏，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必须恰到好处，精细入微。

然后是“惟精惟一”，现在当了帝王，记住心思要专、要细、要精密，不能够留空子，不能够出麻烦。最后是“允执厥中”，“允”就是公允，得公公正正的，永远掌握着这个世界最准确的那个地方，也是中庸之道。掌握着最正确最合适的地方，不要偏左，不要偏右，也不要偏前，不要偏后。

《尚书》上有这么一段话，还是挺有意思的，说明就是掌权的人也要有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

《礼记》中重要的话就更多了，首先它提出了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那种所谓对世界大同的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出贤人来，又讲诚信，又能够注重和睦和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父母当父母，也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而是对天下的父母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去尊敬，对天下的孩子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这叫大同。这段话在《礼记》里非常重要。

《礼记》里面还有一些话说得也非常好。“毋不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保持敬意。“俨若思”，要很严肃地思考各种问题。“安定辞”，无论说什么话，都要在一种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不是在盛怒之中，不是在吹牛的情况下，不是跟喝了酒似的拍桌子，别咋呼，要安定。“安民哉”，如果能做到对人保持尊敬态度，思考的时候很庄严很郑重，说话的时候态度很安定，老百姓就心安了。这话真是有道理。“傲不可长”，骄傲之心不能让它增长；“欲不可从”，不能说有什么欲望就干什么；“志不可满”，志向不能说得太满，要压倒所有的人，那可能吗？适可而止，不要满；“乐不可及”，享乐不能至极。

又比如“不妄说人”，不要随随便便地讨人的好，有时候讨好并不是靠得住的。“不辞费”，不要说很多空话，说很多没有用的话。“不逾节”，不要超过应有的分寸和限度。“不侵侮”，别欺负人。“不好狎”，别什么事都当玩笑来看待，不要拿事不当事看，认认真真地对待。

《礼记》中的这些话，是很有意义的。《礼记》中还有些话，虽然不知道它的来源，但是思路特别棒。譬如讲音乐的话，“乐者，天地之和也”，天和地和谐了，就出现了乐音，就出现了音乐，就出现了礼乐。这话说得太大，很难作为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来讨论，但是把音乐看成是天地之和，我觉得这种见解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庸》有段有名的话，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个君子，一个精英，尊重的是人的美好的道德和天性。但是光有天性还不行，还要追求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注意力是非常广大的，要走向的地方，要走向的境界，也是非常广大的。但是光广大，不行，小的方面也要注意。精微，要注意；细节，也要注意。“极高明而道中庸”，这话说得很漂亮。这个人非常高明，是高端人士，境界非常高，认识非常深。但同时，道中庸，无论做什么事，都把握得很准确，很合适，很正常，很有持续性。“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要懂得过去的事，要尊重传统，这样才能够把现在的事，把新的规矩办好。要很厚道，很诚实，同时，又很注意礼节，心里头厚道了，大面上的礼节，也不能有差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

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荀子·致士篇》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荀子·正名篇》

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荀子·子道篇》(www.xing528.com)

接下来特别讲一讲《大学》和《荀子》。

《大学》最主要的地方是它阐明了被中国人几千年来所接受的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想让这个国家好，先修身把自己弄得好好的，然后才能齐家，个人好了，家就能好。家管好了，国家就能管好。国家管好了，天下就能管好，叫平天下，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文讲得很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大的学问里的根本原则，就是要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美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当初这些书并不是写给小孩和老百姓读的，是给权力系统、君王大臣、士大夫们读的，所以强调要明明德，要亲民，要止于至善，要把至美至善当作标准，不能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诸如自己当神仙、长生不老等这些东西。

对国家的治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至善，“知止而后有定”，有了目的就能够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就能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就能够更平安了；平安以后才能够思考，才能有所获得、有所认识、有所发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各种事情都有前后的逻辑关系。“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先在哪儿使劲，下一步在哪儿使劲，就靠近大道了。“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想让天下人都执行、都明白、都理解最大的德行最大的道理，也就是想做到平天下，先得把国治好；想把国治好，得先把家管好，家都管不好，国怎么能弄得好！要想把家管好，先自己修身，先从自己做起，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态度、自己的道德能不能做到完美？能做到完美，家就是最幸福的家庭。然后家庭幸福了，国家也能幸福，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虽然逻辑上不完全靠得住，但是它有它的重要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文化立国，以道德立国，以文化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注重世道人心，等等，都和《大学》的思想逻辑有密切的关系。

再说一下《荀子》。荀子也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有许多自己的思想主张，最重要的思想和孟子是对着干的。他认为人性当中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在后天通过学习，通过文化的浸润，通过师长的帮助，通过整个社会正气的熏陶，会变得越来越少，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好的环境，没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没有正道的引领，那么一个人的各种缺点、各种问题就都会暴露出来，这个社会就会混乱，就会产生麻烦。

这话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但是为什么荀子这样说，而孟子是那样说？我想谈我个人的一点独出心裁的体会。我觉得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不是特别注意学科的分类、角度的分类、学问的分类，我们更注意的是它的整体性，就是这个学问能够使人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它的角度不完全一样。

孔子和孟子的性善论，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是从一个文学的角度、一个人学的角度，乃至于一个诗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人既然是有人性，人性是希望自己过美好的生活，人性没有说是希望自己过恶劣的生活、危险的生活、害人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性善论是对人性的美好的呼唤，这个是对天良的呼唤，这个最像文学的角度，最像诗学的角度。

到了荀子这儿，他是从教育学的角度，他认为人不经过教育，不会很文明，不会彬彬有礼，不会什么事儿都按照规则、秩序来办理。各种的缺陷、各种的野蛮无知和愚蠢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称荀子的性恶论是从教育学的角度。

老子和庄子及其他道家是从哲学的角度，而且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带有神学色彩的角度来讨论人生的。至于法家，可以说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就是怎么样先管住再说，管好了，富国强兵。管理者要有权，要有势，要敢于执行法律，从严管理。在这点上，他和荀子接近，人性是有恶的一面的，没有足够的强制、足够的权威、足够的势头，管不好。

名家，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是从语法学的角度，来研究人间的各种道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墨家，墨子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从伦理的角度，从人类品德理想化的角度，讲述他的学问。他摩顶放踵，把头发磨没了，把头顶磨得很不像样，把脚丫子也累坏了。他自己要受苦，要贡献给民众，不光是爱自己的家里人，爱自己的亲人，还爱其他人。墨子带有一种献身的精神、一种贡献的精神。

他们的角度不完全一样，说法也不完全一样，不可以很轻易地就否定谁。我们讲儒家讲得多，因为儒家的影响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能不讲。

荀子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说法，他说“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就是那些流言蜚语，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口耳相传，没有什么根据，都在那儿瞎说。或者说有什么事，但是又没有人知道它是真是假，或者忽然把人捧起来，或者是一下子被人骂上，一下子责任被推到身上，变成被舆论攻击的对象，一下成了名人，这名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根据。

荀子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但是照样有流言、流说、流事、流谋，各种的计谋，你给我出这主意，我给他出那个主意，还有流誉、流愬，君子千万别随便信什么流言蜚语，千万别跟着传假消息。荀子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分辨真伪信息。他又说“无稽之言”，就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考察过的那些话；“不见之行”，没有亲眼看见过的、没有实际表现过的行为；“不闻之谋”，从来没听人在公开的大众的场合亮出来的谋略，不要轻信。

荀子有些说法和孔子是一致的，他说“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小人没得到好处的时候，整天发愁得不到；“既已得之，又恐失之”，得到了好处，比如说有了学位，涨了工资，得了奖金，甚至于被提拔了，又整天怕哪天会失去已经得到的这些好处。所以这样的人“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他终身都是忧虑的，一天都没有高兴的事。

孟子也说君子有终身之忧，但是孟子说的是忧国忧民，而荀子说的是为自己的私利而一生忧愁，这些说法都很有意思。今天，我们都应该问自己，荀子说的流言蜚语我们听见过没有？我们传播过没有？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犯傻，跟着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甚至于传播一些谣言、一些错误的东西？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阳明《传习录》

整体来说，中国儒学的势力非常大，在宋朝和明朝，儒学确实也有很多的发展，成了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实际上它继承的还是孔孟的传统，只是在分析上、讲解上、说法上有不同。国外讲起宋明的理学和心学，把它称为“新儒学”。

首先，宋朝有“程朱理学”，程指的是程颐、程颢，朱指的是朱熹。理学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孔曰成仁，孔子讲的是仁；孟曰取义，孟子讲的是义。仁也好，义也好，在朱熹看来，它都是天理，是一种先验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早就存在的。人认识到了，它存在；人认识不到，它也存在。比如说，唐尧、虞舜、夏禹三人被认为是古代的圣人，那个时候，天下人民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讲那么多的儒学，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儒学所讲的那种天理。他们是仁爱的君主，他们是讲义、讲道理、讲原则的君主，他们是非常完美的君主，所以他们非常棒，那个时候的日子就过得非常好，天理始终没有变。

先验的并不是人自己决定的这个道理。譬如说，我前面说的，世道人心好，社会就好，帝王、君王处处在德行上做出表率，成为模范，就起教化的作用，整个社会也就会比较好。如果君王，乃至于一些诸侯，整天争权夺利，玩阴谋诡计，打打杀杀，互相算计，老百姓学会的也是阴谋诡计，打打杀杀，整天算计，那样老百姓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朱熹说这个理，比事实的存在还重要。所以后世的一些哲学家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举一个例子。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造飞机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但是飞机原理，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

空气的原理、气压的原理、力学的原理、浮力的原理，这些原理，人造不造飞机，都有；造不造是技术的问题，和科学认知问题没有关系，一架飞机也不造，照样有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有气压的原理，有能源的原理，还有能量的转换原理，等等。

各种东西都是这样，战争有战争的原理，希特勒发动战争，开始势不可当，最后一败涂地，因为他违背了天理。种族灭绝政策、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这是不符合天理的，大概就是这种逻辑和道理。

明朝有个哲学家叫吕坤，他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理念，一个是理，另一个是势。理就是大道、天理、先验的道理，不需要证明的道理、公理。势就是势力、力量，就是形势造成人必须服从的一种状态。而且理比势重要，因为即便势很厉害，如果不符合天理，终究是要失败的。

朱熹还有一句有名的话，我当年特别不爱听，他说人这一辈子是天理和人欲做斗争，要“存天理，灭人欲”，要把自己那点私利和欲望灭了。我觉得这个说得不太好，人的欲望有正当的欲望，连孔子都没说要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哪能灭得去。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解释，也有道理，就是这里所说的人欲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君王说的，针对皇帝说的。就是皇帝治国平天下，要按照天理来做，按照仁义道德来做，按照人性的美好的方面来做，按照文明礼貌、周到君子的手段来做，按照王道的手段来做。而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贪欲或者是愤怒等，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伤害自己的老百姓。确实有这方面的含义，而且朱熹这人还挺牛，他跟朝廷发生过各式各样的矛盾，在世的时候被整得不轻。皇上说他是伪学，说他宣传的那一套是假的，还说他是搞朋党，拉拢自己的势力。

再有就是明朝的王阳明。王阳明这人能文能武，但是他和朱熹的理论有一些矛盾，他认为这个理不是靠对外界的观察。朱熹提倡人要想诚心诚意，得从格物致知开始，先要很好地观察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里面找到真知灼见，人的心就正了。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曾经想格物致知，研究竹子，要从竹子身上找出世界的大道理来，结果他什么也没找到，还得了重病。那次对竹子的观察把他累得够呛，后来他认识到理实际上就在心里。如果这心里没有那种感受，没有那种认识，没有那种激动，得不到一种动力，讲多少道理也没用。

王阳明这一点和朱熹的说法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他也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语言。比如“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没有看到这朵花的时候，你是很寂寞的，那么美好的花，没有人看到，它也是很寂寞的。“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你一来看这花，它一下子颜色也鲜明了。它哪个地方好看，哪个地方不好看，哪个地方是红的，哪个地方是白的，哪个地方是黄的，你心里也有了印象，你对这花也有了喜爱，这既是你的胜利，也是花的胜利。花再好看，没有人看见，我们讨论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理和心的问题也是这样，理讲得再好，但是它不能和人心结合起来，它不能深入人心，它不能变成人的内心、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来回地讲又有什么作用呢？只能入耳不能入心，如果又能入耳又能入心，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王阳明曾和他的一个学生王艮聊天，他问王艮，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了？王艮说看见满大街都是圣人。这是王艮从王阳明那儿学的，说圣人在哪儿，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圣人，人只要接受了孔孟的思想，接受了仁义道德思想，就可以当圣人，人人都可以当圣人。王阳明马上接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看着满大街都是圣人，那么满大街的人看着你也是圣人。他强调人的主体的能动性，一个人用最好的思想、最好的心思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得到的也是最美好的对待。

当然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有不够周到、不够完全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努力，对延续儒家的文化传统、学统、道统，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有许多儒家的经典，有许多美好的语言，当然也有遗憾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容不迫地来加以体会，加以学习，来丰富我们的精神资源，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