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

最近拜读了“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朱寿桐先生的大作《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以下简称朱著）[5]，受益匪浅。朱著洋洋29万言，分上、中、下三编，除绪论和余论外，全书共六章，该书是南中国学术文丛第一辑之一。纵览全书，笔者以为“孤绝”二字是朱著的关键词，也是朱寿桐先生走近鲁迅、解析鲁迅的一把钥匙。

朱著的绪论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分析鲁迅，对鲁迅所处的英哲文化地位作了一番历史的认定。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新月派文人体现出来的是绅士文化倾向，文学研究会关注“血和泪”及左翼文人倡导“普罗”文学显示着平民型的文化指向，而鲁迅则代表着典型的现代英哲文化倾向。“立人”为英哲文化观的核心，鲁迅的英哲文学观念主要以“众数”为比照对象，在相对于群类的意义上强调个人的价值。鲁迅的这种英哲文化观既与“民本”思想的传统不符，也有悖于新传统主流话语，使得他处于一种缺少对话者及承传者的孤绝地位。鲁迅大多数创作构思模式都可以概括为英哲人士与庸众的对垒和冲突。鲁迅文学创作所展示的不可企及的思想境界和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推向了历史的孤绝境地；很少有人能够在思想和创作上坦言拜鲁迅为师，步鲁迅后尘。这样的历史情形更加强化了鲁迅的孤绝。鲁迅不仅生前寂寞，即使他去世后，他仍然是一面孤绝之旗。朱先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鲁迅英哲文化深层意蕴缺乏认识，甚至将鲁迅置于平民化的肤浅层面上作出了偏差性的误解。

鲁迅代表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良心，代表着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鲁迅的人本观、社会观、文化观乃至文学观中的全部建构，包括那些为鲁迅所一贯坚持的大量思想成果，更是鲁迅精神资源的基础与核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为现代学术展现的是他们各自的精神现象，而鲁迅为现代学术乃至现代文化提供的却是丰富的精神资源。朱著强调：这就是鲁迅这个历史人物不同于时代其他人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言必称鲁迅”现象出现的原因。当我们明白鲁迅之博大、深刻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精神魅力和人格内涵已经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无可争议的标高取得了精神资源意义之后，对于所谓“言必称鲁迅”的现象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朱著认为，我们在言说鲁迅的时候，应以博大的胸怀来对待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居心的酷评鲁迅的现象。这是因为，首先，这毕竟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开明风气的形成，大家应泰然处之。其次，酷评鲁迅不仅丝毫不能影响鲁迅的卓越和伟大，而且正是在确证了鲁迅作为精神资源主体的价值的基础，确认了鲁迅不可逾越的历史地位。

且看朱著在“言说”鲁迅的过程中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朱著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令人拍案叫绝。朱先生从文学事业的三种本体脉络：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来把握、分析新文学的重大现象。他认为现代文学在各个时期都是三种本体并行发展，现代文学现象因而显得纷繁复杂；当代文学的批评本体严重弱化，致使当代文学史的架构不像现代文学这么丰富，也不如拥有强烈、活跃的批评本体的现代文学那么复杂而精彩。本体色彩过于单一的当代文学尚不足以成为学术本体的对象，而只能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当代文学不像现代文学那样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里寥寥数语，就道出了当代文学之所以不如现代文学成就之大的关键，给人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这种论点比仅仅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因而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成就的观点要高明得多！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等人认为鲁迅后来中断了小说创作，令人扼腕叹息。朱先生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从创作本体出发误解了鲁迅的批评本体传统。从批评本体方面而言，鲁迅的“创作”一直并未中断，他的创作就是履行一个人生批评家和社会历史批评家的职能，在履行这一职能时，他可以启用包括小说在内的任何一种文体，也可以放弃小说这种文体而一心一意地写作杂感这种“战斗的阜利通”。就是在阅读鲁迅小说的时候，从批评本体阅读，应当与从创作本体阅读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可能更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因为鲁迅全部创作的立意就在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不过，鲁迅后期毕竟放弃了小说创作，这是不争的事实。鲁迅是江郎才尽，还是另有隐情？朱著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对象大多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的小说的审美对象侧重于反面素质的美：缺陷美、软弱美、失败美，因而不能体现鲁迅的审美理想。朱著认为，这是鲁迅小说创作中止的一个原因。朱先生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他的小说中审美价值体系尚不完备。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是从否定意义上显示审美价值倾向的。早年撰写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里，他所期待过的“超人”、“英哲”、“明哲之士”，才是他审美价值观中真正具有正面素质的美的形象，但他们在《呐喊》、《彷徨》中基本没出现过。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中倒是出现了一些肯定的形象，如《理水》中的大禹、《非攻》中的墨子、《铸剑》中的黑衣人等。历史小说中的肯定形象表明，鲁迅是多么期待寻索出具有正面美的素质的审美对象！可是，鲁迅审美理想中的“超人”、“英哲”不但没有客观社会基础和历史的现实性，而且在他思想体系中不占有巩固的地位。这才是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的真正原因！这是浅陋如笔者，迄今为止读到的有关鲁迅中止小说创作的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得最到位的一种！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披露，《孔乙己》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是他最满意的一篇，而且还亲自译成了日文。可是为什么鲁迅未将它收进他自己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呢？朱著分析说，鲁迅自己认为《孔乙己》表现了“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那确实是对一般社会人性缺陷的批判，与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左翼文化氛围并不十分协调。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中接受了“阶级论”学说，并且主动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向梁实秋等鼓吹的人性论发起过猛烈的攻击。因此鲁迅会觉得单纯从人性缺陷的角度批判“一般社会苦人的凉薄”的确有些不太合时宜。这种分析入情入理，丝毫也不显得牵强附会。

托尔斯泰的译介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从狭窄的“影响研究”视角看来，还很难找到托尔斯泰文学在“五四”新文学中印刻的具体、明确而清晰成块带状的迹象。朱先生的观点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俄国文学对新文学的最主要影响乃作用于文学观念，“五四”作家是观念论而不是方法上倾心于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这种观点完全跳出了只从“影响研究”的思维窠臼。

朱著对一些在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或定见进行了剖析，重审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忽视了的观点，或者辩证了一种普遍流传而实则偏颇的凝固的认识，因而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关于鲁迅的“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们读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中有所了解。朱著经过分析认为，鲁迅作出这么重大的人生抉择，绝不仅仅是“画片”（幻灯片）事件刺激的结果。想通过文学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潜藏在鲁迅心底里的一种长久的意识和一贯的观念，“画片”事件只不过是将这种意识、观念激发出来的一个重要契机。

再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似乎成了鲁迅创作内容和风格的最有力、最权威的表述。朱著披露，鲁迅似乎并不十分满意这种概括，更多的场合鲁迅宁愿重复“揭露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类的自述。原因可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说法较为简单，容易引起歧义。“不幸”者的指向比较清楚，一般是劳动者和下层平民，尤其是农民。可“不争”的意思比较模糊。“不争”并不仅仅是不加抗争的意思，而且更包含着“不挣”（即不思挣扎）和不“争气”的内容。朱先生补充说，似乎后两者更符合鲁迅的原意。由此可见，鲁迅所“怒”的“不争”，不是针对下层平民没有反抗的行动而言，而是针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具体地说是针对他们那种不思挣扎、不生愤激、惯于逆来顺受的庸众心态而言的。朱著还分析了《呐喊》中“不幸”者“不争”的三个层次：从闰土“觉得苦”但“形容不出”，到华老栓、单四嫂子和七斤们似乎完全麻痹了痛觉神经，感受不到痛苦，再到阿Q这样主动地忘却或索性自己欣赏自己的痛苦。相比之下，鲁迅最愤怒的“不争”乃是阿Q式的。经过上述的条分缕析之后，朱著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思想的完整表述应是，“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争”则直接对应这样的痛苦。鲁迅所强调的痛苦当然是精神方面的，是国民灵魂上的愚弱与病态。鲁迅自己清楚地表白过他的《阿Q正传》主旨“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

《阿Q正传》、《药》是鲁迅影响较大的两篇小说，朱著认为有关两篇小说的主旨有不少偏颇。长期以来，关于阿Q具有某种“革命性”的大加发挥，说《阿Q正传》实际上是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广泛流行的观点，朱著不以为然。在鲁迅看来，像阿Q这样的庸众是不应该去“发动”的，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点反抗性不仅不会导致他们真正走向“革命”，而且会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卑劣、更加可恶的境地。一个本性怯弱的庸众其内在的反抗性被诱发出来后，是不可能按照革命的逻辑向着真正的敌人冲锋陷阵的。阿Q有了“革命”的意识后，想到“第一个该死的”便是小D，采取革命行动的第一个对象则是静修庵的尼姑。

朱著认为那种将《药》的主旨说成是批判辛亥革命没有发动民众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朱先生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思考的重心是要改变国民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激发他们反抗和抗争的行动。在鲁迅看来，麻木愚钝的庸众贸然“起来”反抗，即“发泄”他们的“愤火”，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非常可怕的。

《呐喊》中有几篇小说是鲁迅从自我情感寄托与抒发的相对“微观”的角度展开的，“呐喊”的味道虽然淡了一些，但以醇正的真切充实了《呐喊》“表现的深切”，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作家将这些小说定位为优秀散文。朱先生认为，将《呐喊》视为小说与散文的合集，既体现了他们学问上的严谨，又暴露了他们观察角度的呆板。首先，在文体把握上认知有误。上述几篇作品从人物到情节都有明显的虚构性，而虚构性是小说最明显的特征，随笔体或散文体不过是这种小说的叙述形式而已。其次，即使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也不一定要坐实其“散文”的性质。“五四”新文学时期，人们常以身边琐事的叙写充作小说，这甚至成为创造社一脉主导的风格。这类辨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至于“五四”作家何以会出现小说散文化倾向，陈平原先生有过精到的分析。[6]关于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的原因，人们或者不假思索地揣测，或者根据鲁迅著述中的只言片语，作出了种种概括，如政治中心的诱惑；爱情的吸引；经济欲望的满足等，朱著认为上述断言如果不属于一种想当然的猜测，就是一种很不充分的推论。朱先生通过对鲁迅的著述研究，尤其是从《两地书》及他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发现：鲁迅有要在广州“做些事”的“一点野心”：一方面，他要重新振作，向“正人君子”们继续进攻，为当时的时代革命和社会改造一效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或许有人会问：在厦门不是一样可以向“正人君子”们进攻，干吗非到广州不可呢？朱著答曰：这与潜在的“人生仪式”感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有关“人生仪式”感的论述非常有创见和新意！(www.xing528.com)

在余论中，朱著也论及了世纪之交关于鲁迅的论争。2000年《收获》杂志发表了冯骥才、王朔的《鲁迅的功与“过”》、《我看鲁迅》，还重新发表了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悼鲁迅》，加上此前《岭南文化时报》发表的林贤治、谢泳等关于鲁迅评价的文章，掀起了世纪之交关于鲁迅研究和评价的一股不小不大的风波。朱著认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鲁迅的功过评价问题；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从西方人的角度（即所谓的“东方主义”的立场）出发；鲁迅反对专制又为什么被专制所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朱著从学理的角度，历史地言说和评价了鲁迅，并且声称：鲁迅仍然是“说不尽”的。

朱著在写作上有许多地方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作者善于运用“互见法”。[7]用互见法来处理材料，可以避免重复，又可以互相补充，前后照应。比如在第一章“《呐喊》论”中论及《一件小事》时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异数”，与《呐喊》整体的“忧愤深广”的基调很不协调。可是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鲁迅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备受人们的推崇，车夫那越走越高大的身影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写作习惯和人格思维。唐弢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小事”不“小”》，作过深入的分析。《一件小事》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批判意识最弱的作品，鲁迅事后再也没有提及过它，至少没将它当做自己的得意之作。何以如此？朱著认为，这是鲁迅仅有的一篇迎合时潮的作品，即鲁迅以暂时放弃了自我而响应时潮的方式“听将令”的结果，而那股时潮便是“劳工神圣”的时代命题。

在第六章《鲁迅与“主义”》中，作者又论及了《一件小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作者以极少用的讴歌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善良、正直的形象，并用异乎寻常的自忏、自责口吻解剖了自己的私心和浅薄，这些在鲁迅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朱著认为道理很简单：偶然的际遇与托尔斯泰式心理的印合。《一件小事》向我们展示了鲁迅他那托尔斯泰式的“爱”心。

用“劳工神圣”和托尔斯泰式的爱心来阐述《一件小事》这个“异数”，很有说服力，且前后补充，又避免了重复。

再如关于《故事新编》的评价问题，历来是人言言殊。关键是里面的“油滑”等问题，鲁迅自己曾说过“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在第三章《鲁迅文学传统：孤绝的价值》中，朱著认为从批评本体角度读《故事新编》，会使我们很自然地免除对于鲁迅“历史小说”创作方法定位的尴尬。作者认为，鲁迅写作《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时，他哪里是在关注“历史”？他所从事的不过是批评本体的工作，通过“历史”描述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在用历史小说的方式写杂文，他是在“随意”使用材料并将之引入他的批评本体。这种分析本来就够精辟的了，但是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在第六章《鲁迅与“主义”》中，又对《故事新编》的文体性质进行了分析。朱著认为人们争议的症结显然是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小说类型理论为前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都要尊重事实情形或一定时空顺列：写实与抒情彼此分野，历史与现实相互隔绝。但表现主义以主观的意念和感受为最高依据，它能够使小说文体发生变形以适应主体意念表现的需要。《故事新编》正是具有这样的意义。朱著用表现主义来解释《故事新编》，那么小说中“油滑”的构思、漫画式的描写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众所周知，鲁迅是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觉地“拿来”和吸收了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在内的“世纪末”的果汁，在表现人的灵魂的深和加强国民悲剧的刻画方面，大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扩大了现实主义的描写领域，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高明之处！

其次，笔者发现朱著很少引用别人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别人的意见，他成为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达13年之久，并且曾任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在又担任广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之职，应该说他对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是了然于心的。朱著主要是引用鲁迅的著述，作者可能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走近鲁迅、解释鲁迅，同鲁迅作一番心灵深处的交流。笔者特别欣赏朱先生这种将心比心、揣摩前贤，用自己的心灵去同鲁迅对话这种方法。比如，1927年1月中旬，鲁迅离开厦门时的感受“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朱先生刚刚离开学习、生活20多年的南京大学来到广州暨南大学任职，在人才流动还有诸多限制的今天，作者经历的种种波折可想而知。朱先生说他对鲁迅的那番话真是感同身受！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如果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两种对应心态，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鲁迅是较为偏爱“彷徨”心态的。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怕会影响“革命家”鲁迅的高大形象。朱著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忽略了将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当作主体因素加以考察的缘故。而今条件成熟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无往而不彷徨，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大潮中体验到了鲁迅那个年代的某种失落感。当新时期改革开放还在酝酿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小说家摇旗呐喊、欢呼雀跃；但经济大潮汹涌而至之际，最先失落了（至少是经济方面）相对优越地位的又正是知识分子。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愤愤不平，然而这既是无济于事，同时又是比较浮浅的反应。从鲁迅的彷徨心态我们当然理解，这种现象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朱著引用了高尔基的散文诗来说明这个道理，尽管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暴风雨真的到来时，最先打湿的无疑是海燕那曾经十分矫健的翅膀。也许，此时我们重读鲁迅那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的感受会更深一些。在鲁迅先生看来，“革命成功”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恐怕“比现在还要更苦”，因为“劳动者大众”是“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毛泽东曾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的处境不正是这样的吗？鲁迅具有先知者的洞见，他分明看到了这种情形的不可避免，故他无法避免彷徨。

再次，朱著在写作上做到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虽然这是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但是也论述了鲁迅与《新青年》、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沉钟社、狂飙社等社团思潮流派之间的关系。朱著认为《新青年》可以视为鲁迅的思想故乡，并从人生道路、人生观念和态度、社会观念和价值立场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朱先生认为，鲁迅对《新青年》有意保持距离，体现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心态；鲁迅之于《新青年》，有着远非简单的心理情节；鲁迅对《新青年》新文学倡导的热烈响应，构成了有声有色的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亮点。朱著认为，在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的影响三个方面而言，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辉煌的体现者。朱先生感到现在学界在这个方面研究的不足，他不无遗憾地写道：“人们热衷于研究鲁迅，热衷于解析《新青年》，却远远未能揭示出鲁迅之与《新青年》及其新文学传统的如此鲜明而又深刻的关系，这是鲁迅作为历史人物始终面临孤绝境地的一种必然”。朱著还认为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批评为文学本体的文学社团。可能是限于著作篇幅的关系，有些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但是这为作者以后的阐述预留了空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朱先生本来就是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的专家，他曾著有《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等多部这方面的学术著作。

最后，朱著学理性很强，充满了思辨色彩，同时它的逻辑力量与诗意的语言又结合得很完美，读起来给人以很大的美感享受，这充分显示出了“学院派”著述的“力与美”。请欣赏一段：

我们历来只看到或者只看重鲁迅后期的“世界观转变”，对于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鲁迅式”的彷徨却总是过多地予以忽略。其实这不是对鲁迅伟大形象的正确维护方式，因为，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勇猛无羁、勇往直前的斗士并不缺少，所缺乏的恰恰正是那种既有真诚的革命情怀，又对于革命事业保持清醒头脑并相对冷峻的态度；在深刻的理性探寻和广阔的社会观中保持独立思想见解，并不轻易放弃自己深沉的感性体验的伟大智者；如果后一种人在革命的队伍中所占的成分多一些，则中国革命所走的弯路无疑会少一些。

从朱寿桐先生大作的后记中得知，这是他的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他不无谦虚地说：“越是没有资格去做的事情越要去做得津津有味、郑重其事”。朱先生这种气度、这种胸襟、笔者感佩不已！套用一句话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朱寿桐先生正值年富力强的学术丰收期，他一定能在鲁迅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作出新的、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