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两节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小说的起源时间众说不一，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一直到宋仁宗时，前后跨越了数千年。之所以跨度如此之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要确定中国小说的起源，首先要明确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小说有多种类型，《红楼梦》这部几乎完全符合西方小说定义的是一种类型，《三国演义》这部七实三虚的历史演义是一种类型，三言二拍这些白话短篇小说是一种类型，《聊斋志异》这种“才子之笔”的文言小说是一种类型，《阅微草堂笔记》这种“著书者之笔”的文言小说是一种类型，《娇红记》这种夹杂了很多诗歌的中篇传奇小说是一种类型，《玉梨魂》这种中西合璧的哀情小说是一种类型，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世说新语》虽然生动传神但是篇幅太小、记言性强、纪实性强，尽管几乎所有的小说史都说它是小说，但毕竟是有争议的；《山海经》虽然是中国古代保存神话最多的典籍，但它很少有叙事，说它是一种小说类型，也争议很大。齐裕焜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的绪论中承认有志人小说，但在具体论述时却忽略了志人小说，这就是没有认识到《世说新语》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独立性；李剑国在《中国小说通史》中说《山海经》是“准小说”，并不承认它是一种正式的小说类型。很多小说史把中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小说的孕育期、萌芽期、童年期、前小说期，很大原因上觉得此时期的小说作品不能纳入今天的小说类型中。
不认可唐前的作品是正式的小说类型，是因为受了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之深刻很多学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实中国古代的小说与西方的小说虽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在虚构性上具有共通之处，但在叙事的强度和长度上、在虚构的程度上、在篇幅的长短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而只要是通过记言、记事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具有虚构特征的散文性的非剧本的文学作品，就应该算是小说。
第二，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先行性和小说概念的后起性。
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最早的小说不是先有文体定义，才去写作的，而是已经在写小说、却不知自己写的是小说的自在状态中，开始了自己文体发生学的最初行程。”[40]确实，中国古代是先有了小说作品，之后才有了作为文体的小说概念。但我们今天的小说研究者们往往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研究小说只研究小说概念产生之后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中最早分析了小说家，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小说概念出现的标志，于是很多小说研究者就从《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开始研究。如果明确了小说作品的产生先于小说概念的产生，那就应该把眼光投向更久远的年代，从中华文明最早的典籍开始研究，看它们是否具有虚构性和形象性的特征。
第三，中国早期的小说作品不仅见于子部的小说家类中，也不仅见于杂史、杂传中，还见于其他的经史子集中。
经史子集的分类标准不是文学体裁，这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它们不是按照文学体裁分类，那么我们在确定其中的文学类别时，就要打破经史子集的限制。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偏差很大，往往有很多雷区。例如小说只能在子部的小说家类、史部的杂史杂传中寻找，不能到正史中寻找，也不能到经部中寻找。一些研究者们反对到正史、经部中寻找小说的理由，是如果这样去做，那就乱套了。这样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部作品是不是小说，要看它是否符合小说的定义，看它与那些被公认为小说的作品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是其他的理由。笔者认为，经部中的《左传》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一定虚构特征的文学作品，而且它塑造出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作品与同类的小说作品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而《左传》应该是小说。位列正史之首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作者在写作时基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非常注重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虚构手法，它所塑造出的鲜活人物形象举世罕见，因而它也是小说。我们在确定小说作品时，一定要突破经史子集的限制。
第四，中国先秦时基本上没有文体观念，后人整理而成的先秦典籍，很多具有总集的特征，因而即使一些典籍整部书不都是小说，但其中的一些章节可以是小说。
有些学者认为必须整部书都是小说，才算是出现了小说，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这是因为先秦时没有文体观念，现在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四分法，先秦人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按照小说的体裁特征来编集呢？比如《韩非子》中收录了韩非的所有作品，其中有纯粹的说理文，这些当然不是小说；但其中有些文章是韩非子编写整理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和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把它们单独抽出来，集中在一起，就是一部精美的短篇小说集。
第五，小说可以是“述朝政军国者”。
《四库全书总目》说：“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例明矣。”这种说法在当今的研究者中也有认同者。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比如《三国演义》，所述何尝不是“朝政军国”，但它是公认的小说。
明确了以上五点，就可以确定中国小说的起源时间了。
小说是通过记言、记事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具有虚构特征的散文性的非剧本文学作品。在现存中国古籍中，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最早的散文集是《尚书》。《诗经》中的诗体小说暂且不论，那么《尚书》中有没有小说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金縢》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41]
这则500多字的文章，完全符合今天的小说定义。
首先，它是典型的叙事之作。因为武王重病不愈，太公、召公要占卜，被周公阻止；但周公自己筑坛祷告占卜，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占卜的结果是吉，于是武王病愈；武王后来去世，即位后的成王因为听信管叔等人的流言而怀疑周公，周公被迫东征；两年后天降灾难，成王占卜时发现了周公当初愿意替武王去死的祷词，感动泪下；于是成王到郊外祭天，天灾立即消除。这个故事结构完整，开端、发展、高潮、结尾俱全；并且情节曲折，称得上是跌宕起伏。
其次，它具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文章中人物形象最鲜明的是周公。当太公、召公要为武王占卜时，被周公以“未可以戚我先王”的理由阻止，但周公并不是不去占卜，他是用一种牺牲自己的方式去占卜，这表明了周公的机智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当成王对他产生怀疑时，周公采取了东征避开的态度，这表明了周公的忍让和顾全大局。文章对成王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很成功。当年幼的成王听信流言，对周公产生怀疑时，他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当周公离开京城两年后，写了一篇《鸱鸮》来告诫成王时，成王也没有责备周公；当成王发现了周公的无私和勇于献身的事实后，就立即潸然泪下，改正了错误。
最后，它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文章写成王怀疑周公时，“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当成王迎接周公回来时，“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这些异象，具有志怪小说的特征，显然是传说虚构之词。
以上三个特征，再加上它的散文性，就使得《金縢》成为当之无愧的小说作品。
与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左传》相比，《金縢》的语言堪称古朴，甚至有些句子算得上是佶屈聱牙。虽然我们多认为《古文尚书》中有伪作，但一般认为《今文尚书》皆为先秦古文；特别是《今文尚书》中的《周书》前十六篇，一般认为是西周的文献，而《金縢》就是这十六篇中的一篇。
因而中国小说的起源时间，应该是西周时期，其代表作就是《尚书》中西周时期写成的《金縢》。
[1] 萧相恺：《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
[2] 因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很多小说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张衡的论述置于班固之前，这是不应该的。从时间来看，班固年长张衡46岁，因而把张衡的学说置于班固之前是错误的。而且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乃是节略了刘歆的《七略》，刘歆又比班固大80多岁。
[3] 郎瑛：《七修类稿》卷2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1123册，第155页。
[4]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5]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2），上海书店2009年点校本，第283页。
[6] 同上书，第284页。
[7] 同上书，第314页。(www.xing528.com)
[8] 同上书，第316页。
[9] 同上书，第347页。
[10]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2），上海书店2009年点校本，第362页。
[11] 同上书，第313页。
[12]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13]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205页。
[15]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1页。
[1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182页。
[17] 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见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影印本，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9页。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9]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版，第2—3页。
[20] 星宿海是长江的源头可能是当时的常识。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星宿海是黄河的源头，而长江的源头是沱沱河或者当曲。
[21]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页。
[22]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页。
[23] 同上书，第9页。
[24]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5] 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6] 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7] 同上书，第2页。
[28]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42页。
[29]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0] 同上书，第7—8页。
[31] 张国风：《中国古代小说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
[32] 同上书，第17—18页。
[33]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34] 同上书，第73页。
[35] 同上书，第74页。
[36] 同上。
[37] 同上书，第87页。
[38]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39]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40]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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