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上市促进企业成长

第三节　企业成长相关研究综述

一、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脉络

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社会经济功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因此一直是国外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由于不同理论学派对企业成长的内涵认识不同，目前的企业成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所谓的“丛林现象”，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本节试图对企业成长理论演进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参照所属的理论流派加以回顾。

（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开拓性地使用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程度解释企业成长问题，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和高于市场交易的效率，分工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产量。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程度正相关。市场容量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成长，企业成长的度量指标是雇佣人数和分工程度，企业成长的作用因素是分工。由此可见，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决定企业成长”的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国民经济中企业数量增加和单个企业规模扩大两种内涵的企业成长。

马歇尔（Marshall，1890）在秉承斯密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的观点的同时，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认为，企业规模扩大会导致灵活性下降，从而使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企业应重视制度安排，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行业垄断地位的维持。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外部经济给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成长所需的市场空间，内部良好的管理给企业带来了超额利润。大批量生产能力、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内部交易费用下降对企业成长和边界有重要作用。马歇尔的企业成长理论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企业成长思想，指出企业成长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为企业内生成长理论和演化理论等诸多学派的思想渊源。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机器大工业同属一个时代，其研究的侧重点是企业成长的外部市场结构环境，以及企业在竞争中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这一时期的企业成长仍是基于企业利润和销售额的规模增长，没有涉及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和结构变化。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一个“黑箱”，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了，没有结构和制度，只有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代表性企业”的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成长理论，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的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工艺、市场需求以及要素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都存在一个不同的最佳经济规模。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成长就是企业将产量调整到最优规模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以及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看做原子型企业，采用静态均衡和最优化方法指出企业规模决定企业成长，企业成长的持续性局限于最优规模，适用于对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规模变化的解释，但无法解释企业成长的真正动力和过程。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企业“黑箱”，认为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最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市场存在与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但也带来了组织成本。企业规模是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共同运动的结果，企业边界是由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比较决定的。当组织成本小于交易费用时，新增的生产活动就应当内化在企业中，企业就应当扩大规模，反之则应该缩小规模。当组织成本等于交易费用时，企业达到最大适度规模，企业和市场的边界由此得到确定。

Williamson（1975，1985）运用资产专用性理论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个侧面——纵向一体化问题。他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的确定原则，同时从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了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是由连续生产过程构成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一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备合约，因而会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条件，导致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因此，纵向一体化可以防止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对合理解释企业的本质、起源和边界等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仅将企业作为一个交易组织来处理而忽视了其生产性的一面，对品牌、声誉和组织学习等无形资产关注不够等。

（四）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

Chandler（1977，1992）从历史和宏观角度对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展开了探讨。Chandler认为，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即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张以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依企业扩张过程中采用的筹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Chandler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成长历程，指出伴随并支撑现代工商企业诞生和成长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即由经理阶层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组成的企业管理协调机制。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历史也就是管理层级制形成的历史，并且后者“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现代工商企业的成长是适应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大形势而在管理机构方面出现的反应，管理层维持企业组织被充分利用和确保企业获得成功的愿望，成为推动企业成长的强大力量。由于企业成长意味着一部分市场交易内部化于企业之中，从而需要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机制发展到相应阶段，因此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也逐渐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也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水平方向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一是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组织结构的这种变革又会进一步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成长。因此，企业制度变迁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张而出现，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

（五）企业内生成长理论

企业内生成长理论起源于Penrose，并经Wernerfelt以及Prahalad和Hamel等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企业成长的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Penrose（1959）从分析单个企业的成长过程入手，研究了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和成长机制，建立了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Penrose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的管理能力、知识积累能力和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人力资源是企业扩张的引致性因素和限制性因素；影响企业持续性成长的主要因素是管理资源不足；企业成长实质上是企业管理能力与资源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Penrose强调相关多元化是企业成长的一种方式，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程度与掌握的资源数量相关，成功率与原有专长领域相关。Penrose同时强调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认为产品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

Wernerfelt（1984）提出的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束组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异质性资源。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通过创新、变革和强化管理等手段积蓄、整合并促进资源增值进而追求企业持续成长的过程。基于资源的企业成长理论存在的隐含假设是，资源的效用可以脱离人的活动而客观存在。资源基础理论把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定义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上，完全脱离了人的因素，造成资源与其配置者之间的分离。实际上，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资源异质性的背后是人的异质性。

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企业配置、开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即企业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集体学识，是协调多种生产技能以及整合众多技术流的能力，是分布于组织内部以及跨越组织边界的特殊物质。在核心能力统领之下，许多根本不同的业务可以变成协调一致的业务。强有力的核心能力决定了企业有效的战略活动领域，产生了企业特有的生命线。核心能力理论在探寻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过程中，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强调企业内部资源和核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由具体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变成了配置、开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但没有考虑不断变化的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针对核心能力理论的不足，Teece、Pisano和Shuen（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分析框架。动态能力就是整合、建设、重构组织内部和外部资源、技能和能力来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企业的动态能力不能通过市场买卖获得，而应该深入到企业内部的过程、资源状况和路径中去寻找。动态能力理论强调，具有有限动态能力的企业不能培养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具有较强动态能力的企业能使其资源和能力随时间的变化不断积累和增强，并能够有效利用市场上新的机会创造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态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产状况和获得这些资源和能力的路径。动态能力理论是对资源基础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兼顾内部和外部考察企业战略问题，并有效解释了战略联盟、企业网络等不断变化的企业界面问题。

基于知识的企业成长理论是对企业能力理论的进一步引申，认为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能力的是企业的知识以及与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学习，企业知识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Demsetz Harold（1988）认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配置资源等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最终在产出及市场中体现出竞争优势；由于知识具有难以模仿性，只有通过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积累过程才能获得并发挥作用，因而可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持续下去；由知识决定的认知学习能力是企业开发新的竞争优势的源泉。Ikujiro Nonaka（1994）认为，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尤其是一些默会知识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当前存在的知识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现未来机会、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知识积累并进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可知，企业内生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成长具有内生性，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和知识等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原因，从企业内部构建企业独特的知识和能力是企业成长的手段和内在动力，企业成长取决于如何构建这些不可交易的知识和能力。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主要从内部资源角度考虑成长问题，没有把成长看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结合的产物，虽然承认企业成长的相关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但坚持内因是根本，缺乏制度层面的分析。(www.xing528.com)

（六）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演化经济学理论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Alchain（1950）首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最优化行为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利润最大化等最优化分析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没有任何现实指导意义。Nelson和Winter（1982）在Alchain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他们认为，在企业的组织活动中，资源、能力或知识在组织的分工协作过程中表现为具体的惯例，惯例构成了企业组织成员决策活动的前提，是推动企业成长演化的关键因素。企业被看做由利润推动并寻求途径去增加利润的组织，但其行为却不被假定为在明确界定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合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行为的最大限制是知识的不完全性。企业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者，即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Nelson和Winter的演化理论主要围绕三项基本要素展开：一是组织惯例；二是搜寻；三是选择环境。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中所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在满意原则的指导下，企业按照惯例行事，当惯例出现问题时，企业搜寻更好的惯例，但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事前确定最佳做事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竞争的重要功能是激励试验并选择最佳反应。也就是说，企业通过惯例适应所面临的不确定问题，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企业解决不确定问题的过程就是惯例化的过程，在环境选择机制作用下，企业现有惯例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企业之间竞争性行为的结果，企业的成长就是遗传、变异和选择不断循环的过程。

由此可见，在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是异质性资源及其产生的服务的集合体，它们在一个管理框架内被组织起来。这些异质性资源在不完全要素市场上获得，作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能够产生租金，并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惯例是“组织的技巧”，包含在特定环境下重复使用专有资源所需的知识，这种知识通过在竞争压力下边干边学并基于模仿和试错积累起来。因此能力是惯例的一种表现，表示企业能够维持一种协调的惯例格局并实现目标。学习可能在企业的若干个层面上进行。但是，由于被锁定于特定的情境，因此能力、惯例和学习具有路径依赖性。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比市场更有效地生产、贮存和利用知识，而不是因为它们对激励冲突提供了更有效的反应。企业的边界是由与知识相关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企业内部那些非竞争性和特异性知识资产。企业的内部组织能够创造出有助于整合和利用内外部知识的共同环境。

总之，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是从企业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学习过程入手，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无法处理的企业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企业资源理论、能力理论和知识理论彼此交织重叠，在渊源、方法论和内容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都直接发源于Penrose的“企业是知识创新体”这一命题，随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互相借鉴与引用，而知识理论又被视做它们的最新发展，演化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和方法似乎又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七）组织生态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组织生态学的企业成长理论根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Veblen（1898）用达尔文主义来研究生存在竞争世界中的企业，认为环境因素将决定企业的生存、成长或死亡。Veblen把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和“变异”观念结合在一起，认为新技术环境本身通过习惯的形成产生一种适应性反应。Veblen认为，“变异”是顺应新环境条件发生的，而且要受到先前条件的控制，虽然新思维方式会伴随新技术的出现而出现，但新老意识的冲突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变迁中的结果是不可知的。Moore（1996）认为，公司无论是想扩大自己的能力，还是想开发新市场，都需同其他公司携手创造消费者可以实际使用的新价值，为此必须培育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性经济群体，建立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是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厂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群体。一个成功的商业生态系统应以下述经济模式为核心：一家公司拥有一种或几种可能给最终顾客带来巨大价值的核心能力；一种体现新能力的核心产品或服务的推出能够建立起强有力的规模经济；顾客最终将从中得到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网络中与其他成员相互依存、共同进化。企业成长与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相关，与企业所处的自然、社会、生态、经济、技术、行业环境相关。

生态学将生命单位分为个体、种群和群落三种形态：个体指生命的单独形态；种群指单一生命个体之集合；群落指不同生命个体集合之聚合。在企业生命系统中，也同样存在企业个体、一定个体构成的企业群体和不同群体企业组成的企业群落。在群落中，不同生物种群彼此相互作用，使群落比单独一个种群存在时更加稳定，但群落并不是任意物种的随意组合，在一定时间内同一群落中的每个物种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有利于各自生存和繁衍的。组织生态学理论旨在论述外在环境中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行业和经济系统的影响，强调外在环境的作用，认为企业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

通过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到，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企业成长的理论并不多见，企业成长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与各个学派企业理论的发展交融在一起的，很多关于企业成长的真知灼见都散落在企业理论的典籍之中。由于不同学者对企业的内涵有不同理解，因而他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企业成长。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既包括内部经济性制约因素，也包括外部制度性制约因素，随着时代背景不同，研究重点有所差异，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结论。尽管已有理论对企业成长的内涵、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企业成长的经济后果等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一个一致可行的分析框架，但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成长的真正源泉和实质的探究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二、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企业成长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统一的组织体制和成长道路，企业的制度结构和成长方式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是一种动态的演绎过程。然而，尽管企业成长千差万别，国内外学者却仍然试图发掘出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以减少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起伏，为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支持。

（一）法律和融资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Pissarides（1998）认为，融资障碍是制约转型经济国家中小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以来自30个国家的在美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法律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因素对外源融资成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法律体系运作较好的国家，企业更容易获得外源融资，也更多地使用长期外源融资。由于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能为公司提供充分的外源资金，而且能帮助投资者获取相关的投资决策信息，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上市能够促进公司的外源融资成长。Beck、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2）选择来自54个国家的4　00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所报告的融资、法律和腐败事件对成长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越小的企业其成长越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融资和法律体系越不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其成长越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Inder Khurana、Xiumin Martin和Raynolde Perieral（2008）以在美国交叉上市的215家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交叉上市后公司成长的变化，结果表明交叉上市可以突破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加公司的外源融资并促进公司成长。孔宁宁和闫希（2009）以1993—2006年我国“A＋H”股交叉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交叉上市对公司外源融资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实现交叉上市后，由外源融资支撑的成长显著加快，同时，与整体外源融资成长相比，交叉上市对股权融资成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公司治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Bilsen Valentijn和Konings Jozef（1998）运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个转型经济国家的334家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绩效情况，结果发现新建企业的成长绩效好于国有和私有企业。Simon S．M．Ho、Kevin C．K．Lam和Heibatollah Sami（2004）以契约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董事持股和管理层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成长型企业向高管人员支付更多的激励补偿，董事持股在成长机会集与企业财务政策的关系上起到了抵消和缓和作用。

王俊峰和赵晓涛（2005）在2003年年底沪深股市16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标准差、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以及前五大股东不同的持股比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行业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股权结构各变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在分行业进行讨论时，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结构各变量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影响。谢军和曾晓涛（2005）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63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国家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成长性与法人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国家股比例的关系则不是很显著。张祥建等（2004）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李维安和张国萍（2005）的研究发现，提高经理层治理水平对增加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提高可持续成长的潜在能力有益。陈晓红等（2007）的研究表明，公司成长性与管理层年度薪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曾江洪和丁宁（2007）的研究表明，第一大股权的性质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显著影响。

（三）财务政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Lang和Stulz（1994）以1970—1989年640家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成长与杠杆作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于经营业绩不良的公司，成长性与杠杆呈现负相关关系。Timan和Wessels（1998）在研究企业如何选择资本结构时发现，当处于成长中的企业面临更多未来投资机会选择时，负债的代理问题就会发生，因而推测负债比率应该与企业成长呈负相关关系，但他们以46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后，结果却显示负债比率与成长性没有出现负相关关系，并不支持他们提出的假说。Simon S．M．Ho、Kevin C．K．Lam和Heibatollah Sami（2004）以1994—1995年香港证交所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财务指标机会集区分成长型和非成长型企业，考察了资本结构和股利分配等财务政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成长型企业的股利支付率和权益负债率都较低，在收购资产的融资方式选择上也更多地使用经营租赁。

俞海琴和陈慧娟（1999）选取1988—1993年在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64个有效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杠杆、成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企业绩效较好时，成长性和杠杆呈正相关关系，而当企业绩效较差时，成长性与杠杆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吕长江等（2006）选取1998—2001年深、沪两市2　798个混合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经营业绩下企业财务杠杆对成长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财务杠杆对于业绩优良的公司具有积极作用，举债可以促进公司成长，而且随着企业业绩的提升，财务杠杆所起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而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财务杠杆对成长性有一定的消极抑制作用。陆正飞和辛宇（1998）以及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考察了公司成长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均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程惠芳和幸勇（2006）的研究发现，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成长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超和饶育蕾（2003）的研究则发现，公司成长性与财务杠杆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四）其他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除以上三方面因素外，学者们还通过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年龄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影响（Vinod Mishra，2005；Jose C．Farinas and Lourdesmoreno，2000；Leo Sleuwaegen and Micheline Goedhuys，2002）；产业性质、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容量以及供求关系会对产业内企业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Maarten Goos and Jozef Konings，2000；Arthen Fishman and Rafael Rob，2003）；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和技术创新开始成为企业成长的主导因素（Elli Malki，1997；Dalum B．，Laursen K．and B．Verspagen，1999；Lundvall and Battese，1999）；上市公司成长与企业运营信息披露密切相关（Ari Hyytinen and Mika Pajarinen，2002）。国内对于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涉及核心竞争能力（张祥建等，2004；王青燕等，2005）、信用意愿（姚益龙等，2007）和行业特征（郭鹏飞，2003；丁培嵘和马晔华，2004；蒋美云，2005）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