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两个原因相比，继承并发扬中国佛教方志撰述的优良传统是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直接动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佛教自进入中土之后，便逐渐有了佛教史籍，中国佛教史籍最早起于两晋时期，原因主要是佛教在这个时期已有相当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僧人，他们创建寺院、授徒讲学、制定礼仪、翻译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时人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便把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宗教活动记载下来，这就出现了最早的佛教史传。佛教方志也是当时一种十分重要的史学作品。魏晋是佛教方志的初开阶段，随着佛教的广泛流行，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寺院庙宇，随之产生了早期的名山寺塔记，如释慧远《庐山记略》、释昙宗《京师寺塔记》、刘悛之《益部寺记》，最为有名的就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这种撰述意识又被隋唐佛教史家继承。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繁荣时期，它不仅表现在大批佛经的翻译、众多僧人掀起的西行求法运动和儒、释、道的三教融合等方面，佛教史籍的纷纷涌现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佛教方志的撰述在隋唐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出现了释慧祥《古清凉传》、释神邕《天台地志》、释法琳《青溪山记》、释灵湍《摄山栖霞寺记》、释慧则《明州育王寺塔记》、释彦琮《大唐京寺录传》等一大批优秀的佛教方志。[65]
宋元是佛教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出现了《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妙行志》、《九华总录》、《湘山寺志》、《补陀洛迦山传》等佛教方志；另一方面在撰述中，佛教史家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取材范围等问题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如《广清凉传》是在“采摭经传，收捃故实，附益祥传，推而广之”[66]的基础上撰述而成。在体例上分为菩萨生地见闻功德、菩萨应化总别机缘、菩萨何时来至此山、清凉山得名所因、五台四埵古圣行迹、五台境界寺名圣迹、释五台诸寺方所等7个方面。元代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分为自在功德、洞宇封域、应感祥瑞、兴建沿革、附录、观音大士赞、名贤诗咏，既有陀洛迦山的沿革建置、佛教祥瑞，又有名人圣贤的诗歌题咏。这些佛教方志体例规整、颇为严谨，为明清佛教方志撰述打下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魏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佛教方志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较长的时间段中，大量的佛教方志纷纷出现；在撰述意识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家严谨而博采众家的撰史态度。因此，如何继承并发扬历代中国佛教方志撰述传统，也就成了明代佛教史家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直接动力。
天下学术风气之兴，必有其特殊背景及其他关系，明代佛教方志也不例外。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是明代佛教方志兴盛不可缺少的外在客观条件，而明代佛教本身的新变化则是明代佛教史方志繁荣的内在因素。同时，明代佛教史家也以继承并发展前代佛教方志撰述传统为己任。这些内外因素的相互交融，造就了明代佛教方志繁荣的文化盛象。
【注释】
[1]（明）黄宗羲：《南雷文集》卷1《称心寺志序》，《四部丛刊》本。
[2]（清）张廷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明）王达撰：《故僧录司右善世一原宗法师塔铭》，见柴志光、潘明权主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4]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御制文集补·佛教利济说》，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08页。
[6]如《明史》卷16《武宗本纪》记载正德二年度僧道4万人；《明英宗实录》卷163“正统十三年二月”条记载重修庆寿寺；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卷1《宸翰》记载历代明朝皇帝对普陀山的修建、赐额。明代文献中关于此类史事记载甚多，不一一列出。
[7]（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47《星变陈言九事疏》。
[8]《明英宗实录》卷228“景泰四年夏四月”条，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8年版，以下引用皆为此本。
[9]《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春”条；《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10]《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夏”条。
[11]《明太宗实录》卷189“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条。
[12]（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4《僧道禁例》。
[13]《明神宗实录》卷157“万历十三年正月”条。
[14]（明）姚涞：《明山先生存集》卷3《任丘志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5]《明太祖实录》卷146“洪武十五年六月”条。
[16]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17]参见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余也非在《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中也认为明清平均亩产为2.604石，《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其他关于明代平均亩产量研究尚有许多，不一一标出。
[18]《明英宗实录》卷329“天顺五年”条。
[19]（清）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
[20]参见陈忠平：《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21]（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明人胡应麟对明代刻书中心的分布有过专门研究。他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刻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
[23]如清康熙《上饶县志》卷10《要害志》记载明代江西上饶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明代造纸业规模的扩大。
[24]参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5]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页。
[26]参见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页。
[27]参见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明代修撰的方志有2000多部，其中近1000部保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页。
[28]如白寿彝、吴怀祺认为明前期的史学思想是苍白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题记，黄山书社2002年版）。李小树则认为明代史学是没落的（《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9]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30]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页。(www.xing528.com)
[31]参见胡惠秋、刘光禄：《方志学引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32]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页。
[33]关于明代通史具体撰述情况，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第6章第1节，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4]关于具体的方志理论主张，参见胡惠秋、刘光禄：《方志学引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35]参见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36]（清）张廷玉：《明史》卷216《冯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7]参见（清）张廷玉：《明史》卷143《列传第三十一》。
[38]关于明代士大夫与佛教具体情况，参见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第10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明）程文纂修：《句容县志》卷10《昭圣寺碑》，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
[40]参见（明）徐
：《雪峰志》卷1，清乾隆年间刊本。
[41]参见柴志光、潘明权主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慧日寺记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4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334页。
[43]（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1《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44]参见柴志光、潘明权主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福泉寺钟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45]（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29，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1，《笔记小说大观》本，台北新兴书局1985年版。
[47]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48]［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
[49]目前学术界多持明代佛教衰微之说。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华书局1982年版）、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南炳文《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相关论著甚多，不再赘言。
[50]柴志光、潘明权主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重建天台教寿安寺记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51]［日］宇井伯寿：《中国佛教史》，李世杰译，雅文出版社，第204页（无出版年代，国家图书馆藏）。
[5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53]（清）释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10，《大正大藏经》本。
[54]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55]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5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57]吴因明：《晚明江南佛学风气与文人画》，见张曼涛编《明清佛教史篇》，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第67页。
[58]（明）释元贤：《鼓山永觉和尚广录》卷18。
[59]陈永革：《禅教归净与晚明佛教的普世性》，《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
[60]（明）顾大韶：《跋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全集》，《续藏经》本。
[61]参见任继愈：《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63]在这阶段出现了大量的佛教义学著作，如释真鉴《楞严正脉疏》、释德清《楞严通议》、释真可《心经注解》、释一如《法华经科注》、释如恩《法华经知音》等。关于明代佛教义学的繁荣，请参见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杜继文、魏道儒亦认为“注重讲经、注经是明代佛徒的一种风气”（《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2页）。
[64]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65]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页。
[66]（宋）郄济川：《广清凉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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