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在西方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界，不少学者们开始建构一种全球化的理论话语，因而，沉寂已久的世界主义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它频繁地出现在哲学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并且更为频繁地得到专门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引证和讨论。这些研究和批评性著述大多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主义，但是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文学和文化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学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在总体上探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提姆·布莱南（Tim Brennan）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这个话题，谢永平（Pheng Cheah）、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合编的文集《世界主义政见：超越民族的思想和感情》则综合了上述三个方面来讨论世界主义(1)。而近来人们对世界文学的兴趣自然也与世界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兴起不无关系。
鉴于我本人主要从事的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因此我最感兴趣的是不同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再现世界主义观点的，当然，文学作品中所再现的世界主义思想常常与民族主义的成分混为一体。在谈到世界文学时，我曾经指出，世界文学可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也即它可以被描述为：（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2)。因而，在本文中，我所讨论的世界主义主要基于我对世界文学的这一定义之上。
尽管世界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界，但它迄今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或者说“前历史”，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在讨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世界主义可以追踪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那里，甚至这个术语本身就出自希腊语。我们今天在英文中所描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由两个词组成的：cosmos来自希腊语，意为宇宙或世界（universe），polis来自，意为城市或城邦（city or world state），这样我们就有了“世界”这个词。那些信仰其伦理道德的人便被人称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es），而他们的主张和理论教义便被称为“世界主义”。这就是世界主义概念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的形成。
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道德伦理色彩十分鲜明。这也正是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与文学、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个原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20世纪初，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因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渗透到了这一时期问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但是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因此当今时代出现一些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主义的基本意思是，所有人类的成员，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权利。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它能代表一种为全人类都认可的普适的伦理价值。
当然，所有的理论术语，包括世界主义和全球化在内，都会引发正反两方面的联想甚至争议。它们的重要方面不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得到全部展现，但其中的一些还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Graig Calhoun）的概括，世界主义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其意义也不尽相同。但它总体而言，指涉一个总体的世界，而非关注个别的地区或社群。它也表明，那些抱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们在一个多样性的社群中很容易感到自在(3)。总之，世界主义主要指涉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倾向和一种容忍度。此外，这种世界主义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一个与爱国主义相对立的立场，当然与民族主义则更是全然对立的。
世界主义通常在三个层面得到讨论：哲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以及文化和文学的层面。第一、第二个层面经常重叠，而第三个层面又与其关系密切。我们在讨论文学世界主义时，当然不可能回避文学和理论批评著作中的伦理道德和民族主义问题。因为哲学维度的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两位希腊先哲本质上并不赞成世界主义，在他们看来，人们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城邦，并且依恋特定的政治教义，所以很容易与之相认同。当他们的城邦遭受外敌入侵时，公民们便会奋起抗击保卫自己的城邦。对这些古希腊人来说，好的公民不应当与外邦人分享过多的利益。这一观点后来逐步发展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那些试图形成独特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个特例就是“五四”时期，当时虽曾有人鼓吹过世界主义，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了，其原因恰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土壤和时代精神并不适合世界主义驻足。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得出结论，古希腊先哲们是反对世界主义的，因为另一些思想较为开放且见多识广的古希腊知识分子，尤其是犬儒派哲人迪奥格尼斯（Diogenes）则鼓吹一种较为普适的伦理道德，因为他并不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城邦，他甚至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从此，“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便成了所有信奉世界主义的人所致力于追求的理想。当然，他们所追求的并非是特定的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更是一种普适价值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的这种理想和追求并不满足于局限在哲学和社会政治层面，他们还试图将其推而广之。
虽然当代学者在讨论世界主义时很少引证这些远古时期的观点，但其中的某些观点却依然在现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响应和发展。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对世界主义的兴趣就是一个例子。1795年，康德在一篇题为《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Zum ewigen Frieden：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的论著中提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或权利。尽管康德的构想在当今学界关于世界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仍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依然有一些批评者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和不一致性，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世界主义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张力。康德还提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这一法律指涉除去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第三种法律，也即一种公共的法律。在这种公共法律中，作为个人的人民拥有地球公民的权利，而非特定的国家的权利。在这里，康德的“地球公民”显然来自古希腊先哲们的“世界公民”，但指涉更为宽泛，甚至包括了整个地球(4)。作为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个开拓性人物，康德的上述观点无疑为当代世界主义者的许多主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他们继续讨论的出发点。
如果我们说，19世纪以前的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仅仅停留在哲学家的假想和论辩层面上的话，那么自19世纪以来，那些有着远大抱负的人便逐渐开始将世界主义付诸实践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哥伦布就已经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使得他成为全欧洲率先将世界主义付诸行动的人之一。由于这一发现，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吞并，伴随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为全球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的其他不同形式的全球化。我在此并非意指这一点：哥伦布及其他所参与的文化将其特定的价值体系强加给弱小国家的民族工业的行为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具有合法性，而只是想指出这一进程的起始时间，以便据此展开后来的讨论。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与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和扩展自身实力的全球化时代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讨论这一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后果之后，马恩也对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知识的扩张给予了关注和总结(5)。显然，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的后果，生产和消费并不局限于本国，而是延伸到遥远的国度甚至大洲。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世界主义包括了从工业生产到文学和文化生产的各个方面。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绝不仅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他们还发现了全球化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运作规律。尤其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描述和讨论已经成为20世纪政治哲学和文学与文化学者讨论现代性以及文学和文化全球化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
毫无疑问，马恩的宽阔的世界主义视野和胸襟还体现在他们能够把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包括进来，并且论证道，所有的个人都分享基本的共同利益。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化语境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理论，马恩所处于的文化语境自然也影响了他们的理论的形成。此外，就其个人背景而言，马克思本人也应该算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所持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均使得他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到处漂泊，四海为家，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创立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可以说都是世界主义的某种政治实践。而20世纪由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的最终解体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对独立而使然。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也加快了。按照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的概括，自60年代以来，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已经波及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社会部门和专业及学术学科。诸如“全球”（globe）、全球的（global）和全球主义（globalism）这样的术语已经有了一段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globus 一词，而全球化则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术语，它暗含着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倾向以及一种变化。它覆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对当代学界重新对世界主义产生兴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时代氛围。肖尔特认为，全球化的现象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以及星球化（planetarialization）。不同的人往往侧重它的不同方面，因而产生了较大的争议(6)。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世界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而世界主义理论则反过来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理论话语。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提醒我们应该考虑将这两者相链接，也即全球性的链接实际上就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anization）。在他们看来，世界主义只是来自伦理责任的一种感情和态度(7)。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主义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如果不同的人们从自己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主义的话，对它的不同描述有时甚至会造成混乱。对此，卡尔霍恩曾对世界主义的不同维度取向和矛盾性做过比较中肯的论述，并提醒人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应当注意其多重含义和张力(8)。而那些反对世界主义的人则认为，就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上的民族—国家而言，世界主义并没有这样一个超越特定的民族及其政府之上的世界民族或世界政府，因而提出世界主义的主张不啻是一种无甚意义的乌托邦构想。
到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逐步开始对全球化加以理论化，学者们再次表现出了对康德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兴趣，但这种新的世界主义超越了伦理道德层面的老的世界主义以及康德的法律世界主义的局限，逐渐发展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与世界文学相关的文学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不可否认，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早就开始对世界主义发生兴趣了，因为它不时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已故荷兰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比较早地将世界主义用于对世界文学的研究中。在一篇讨论全球化的论文中，他超越了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老的世界主义，试图在非西方语境中发现一种另类的世界主义形式。他对全球化的关注主要在于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佛克马早年曾受过比较文学和汉学的良好训练，因此他没有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而是试图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综合进世界主义的框架中。例如，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概念就与世界主义所鼓吹的追求人类的统一相类似(9)。根据这一儒学的概念，中国人应当把来自远方的人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不管他们来自何方。无独有偶，他的这一发现得到了海外新儒家的响应。杜维明和成中英近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海外大力推广新儒学，试图将其视为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语：杜维明试图通过全球化时代儒学的复兴来实现当代新儒学与西方现代性的对话(10)，而成中英则提出一种与世界文学平行的“世界哲学”之构想。这些都与世界主义在当代的复兴不谋而合(11)。
我作为一位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来实践世界主义的理念，我这里仅提出我本人对世界主义的理论建构。在我看来，世界主义至少可以被描述为下列十种形式：
（1）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形式的世界主义。
（2）作为一种追求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
（3）作为一种普适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
（4）作为一种以四海为家甚至处于流散状态的世界主义。
（5）作为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
（6）作为一种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的世界主义。
（7）作为一种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世界主义。
（8）作为一种实现全球治理的世界主义。
（9）作为一种艺术和审美追求的世界主义。
（10）作为一种可据以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12)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继续推演下去以便建构出世界主义的更多形式，但这十种形式基本上可以涵盖世界主义的全貌。也许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作用，但是我的定义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不冲突，而更加强调产生于民族—国家的文化中的文学表现成分，因而对与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相关的文学世界主义诸方面作些阐述也许会使得这一观点更加清晰。
众所周知，上述世界主义的一些形式也在文学的永恒主题中得到一些反映，诸如爱情、死亡、嫉妒等，因此很容易得到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识别和认可。这些主题尤其在那些伟大的作家的优秀作品中得到惟妙惟肖的再现，例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等，他们和另一些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伟大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这些主题，使之不断引发人们永久的兴趣。虽然他们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的，但是在他们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故事便为来自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读者所欣赏。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文学以及时空的局限而成为世界文学。而相比之下，另一些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即使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眼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明日黄花”。这样的例子不仅在西方文学史上举不胜举，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少见。我们都知道，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触发了歌德的联想和想象，使他认识到各民族文学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美学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歌德读过的那些中国文学作品或许早已被一般读者所遗忘，甚至连专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很少问津，而“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则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和理论家的阐释和建构，再度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从世界文学的维度来考虑上述世界主义的十种形式，显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审美作用，尤其是罗曼·茵加登关于审美的社会方面的论述(13)。有效的文学批评必须持续真实地探讨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对读者的接受做出积极的反应，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依靠这一中介才能使一部作品为本民族以外的更多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因此，我们应该关注作品中更具有普适特征的东西，从而寻求一种共同的美学。就文学体裁而言，小说、诗歌和戏剧是所有民族/国别文学所共有的文类，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而辞、赋、骚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所特有的文类，即使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也很陌生，因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没有古希腊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史诗”（epic），因为它们是古希腊时代的特有产物，因而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角度论证道，古希腊史诗是世界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
世界主义与文学理论批评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当前在学界开展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世界主义的理念不无关系。就文学批评而言，当我们说为什么这部作品具有很大的独创性、而为什么那部作品抄袭或重复了前人的作品时，显然我们是从国际的乃至世界文学的角度出发根据某些普遍公认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因此文学世界主义赋予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使我们不至于把自己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而能够据此对一部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我们显然是拿该作品与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伟大作品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都应当做到绝对意义上的独创，否则它只能算是属于某个民族/国别文学中的佳作，而非世界文学佳作。莫言的作品显然属于前者，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作者的故乡高密市东北乡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却涉及了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完全是应该的。
那么人们也许会问，我们是在何种学术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呢？显然是基于世界主义的理念。当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时，我们不可能回避对特定的文学作品做出评价，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应是普适性与相对性的结合，否则我们就很难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淖。也即我们应该从民族/国别文学的视角出发，通常强调一部作品在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语境中的相对意义和价值，而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去寻求并且完全有可能发现该作品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普适意义和价值。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民族/国别文学的具体情况出发对世界文学进行重新建构。因而我认为，世界文学并非只有一种版本，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本国/民族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并且参照世界主义的理念，建构出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并可据此对本国/民族的文学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既然上述世界主义的十种形式也适用于对世界文学的描述，那么我现在回过头来据此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在古代发展很快，到了唐朝，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和文学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人甚至自豪地自诩为“中央帝国”，而把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人民视为“蛮夷”。而从文学的视角来看，盛唐诗歌的繁荣使中国一度被视为一个“诗的王国”，相比之下，此时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和蒙昧时代。诸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白居易和苏轼这样的大诗人的出现大大地早于与他们的文学地位相当的莎士比亚和歌德等西方作家，更不用说那些后来的美国作家了。(www.xing528.com)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后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很快就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封建专制国家。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唐朝，中国很少在文化上与外部世界有什么联系，但它依然在其他方面，例如经济上，与世界保持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后来的中国文学依然打动了歌德这样的大文豪，使他在古稀之年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确实，这位伟大的欧洲作家和思想家通过翻译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的启发下，他发展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与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作家所不同的是，歌德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阅读了大量非西方文学作品。作为回报，他本人也受益于翻译：翻译使他的作品能够旅行到异国他乡，甚至旅行到全世界，从而为更多的人所阅读。当他年逾古稀时，他几乎在德国的批评界被边缘化了，一些年轻的有着先锋意识的批评家认为他过于保守和过时，然而，他的作品却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从而使他蜚声全欧洲。在欧洲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闻名全欧洲就等于闻名全世界。再加之他的作品在东方国家的翻译和接受，更加巩固了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世界的声誉和地位。
尽管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诞生有着重要的关系，但自清朝以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这极大地刺激了所有有着民族主义思想情绪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恢复中国的光辉灿烂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便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将西方文化学术著作以及文学作品大面积地翻译成中文，并视之为链接中国与世界的唯一途径。在中国出现的通过翻译而导致的西化的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不难看到，中文世界有着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而反之，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优秀作品被译成了外文。有些即使被译成了多种外文，也很难进入流通渠道。显然，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这样三个主要原因：其一，优秀的翻译的缺乏和无能；其二，西方文学学术界以及大众传媒中袭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其三，全球范围内的图书市场的萧条和萎缩。这些不利的因素加在一起致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举步维艰。对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我稍后还要讨论。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在使得民族文化趋同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一些中国学者和翻译者，包括我本人在内，曾经认为，要想使得中国文学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世界，就得将西方文学译成中文，从而缩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但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实在是太幼稚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致使我们很少将中国文学译成世界主要的语言，尤其是英语，这便是造成当前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边缘地位的一个原因。现在，一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通过反思后认识到，世界主义并非单向的：中国需要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也应该拥抱中国，否则我们就又回到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中了。因此我们再度对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发生了兴趣，试图通过弘扬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来达到在世界上推广中国文学与文化之目的。
如前所述，世界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并不陌生，尽管它现在未能引起学界和批评界的关注，但它实际上早就进入了中国。世界主义的理念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它也曾以无政府主义的面目出现，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鲁迅、蔡元培、茅盾、郑振铎等人都不同程度地介绍并鼓吹过世界主义，青年作家巴金和叶君健更是身体力行，为世界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盛行而奔波。这两位作家都自学了世界语，认为这也许是使自己融入世界的最佳途径。叶君健甚至尝试着用世界语来写作，并引起了国际世界语学界的关注。巴金的世界语水平则远不如叶君健，他很快就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的圈子，投身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中。与叶君健不同的是，巴金坚持用母语创作，通过翻译的中介，他的作品走出国门，进入了世界，而叶君健通过世界语创作的作品却只有很少的读者，倒是他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1947）为他赢得了在英语世界的地位和声誉。这就说明，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在本质上是离不开翻译的，尤其离不开英语的中介。目前中国文学在世界多种语言中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也始源于英语的翻译。他们两人对世界语的迷恋也说明，面对英语在当前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任何人为造成的世界性语言都无法幸存。再者，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种迹象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大力推广中国文学，使之跻身世界文学之行列，如果离开英语的中介是无法实现的。正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和影响我们才再次在中国语境下重新讨论世界主义以及世界文学问题的。
坦率地说，就文学以及学术书籍的发行而言，当前的图书市场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不难看到，在英语国家的书店里，几乎看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英译本，更不用说用中文写的作品了。而作为鲜明的对比，你只要走进任何一家中国书店，你都不难见到数量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的中译本。此外，中国还有相当一批出版社，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的译本，这其中译自西方的作品无疑占绝大多数。而与其相对照的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和作家自己写作的作品却很难有这么好的销路。因此，今天的中国青年读者对于西方思想家和作家的景仰大大超过对中国思想家和作家的钦佩。另外，在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化传播的冲击下，传统的纸质出版物逐步呈萎缩状态，有人甚至惊呼，纸媒没能做什么！(14)确实，今天的青年一代学人可以说是玩着手机、读着网络作品长大的。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我们的文学界、人文学术界还是出版界出了问题？难道中国缺少自己的文学巨匠和人文学术大师吗？我想，稍微有些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的人都对此持否定的回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我们还得从上面提及的三个主要原因来进一步探究。
首先，在西方读者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致使直至今日，不少西方人依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以及东方人抱有严重的偏见。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很明显，那些从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一直对中国进行各种想象性的建构：往好处想中国神秘诱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往坏处想则贫穷落后，与西方文明世界的人相比显然大大地不文明。因而他们从不指望中国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和莫言也许是例外，而他们也是因为获得了诺奖其作品才有较好的销路。这两位作家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幸遇到了优秀的文学翻译者陈顺妍（Mabel Lee）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英语图书市场有了众多的读者。而那些与这两位诺奖获得者成就相当或更好的中国作家则没有这种运气：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等待优秀的译者去“发现”他们，但绝大多数人注定将与诺奖以及另一些著名的国际性文学奖项失之交臂而在异国他乡永远处于“边缘”的或“死亡”的地位。对于一些西方文学学者来说，不知道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王阳明、鲁迅和钱锺书的，是很正常的事。他们甚至会理直气壮地问道：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了吗？这些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二流作家的作品了。这不禁使我们感到，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路要走。
其次，也许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的缺乏和翻译的无能，导致了中国文学未能顺利地进入世界图书市场。我们都知道，外语教学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产业，不少教育和商业机构正是靠了外语教学或培养挣得了巨额利润。近几年来，随着汉语在全世界推广普及的进程的加快，外语热在国内有所降温。这自然并不奇怪。但即使如此，在中国的大中学校和研究生教育中，英语的训练仍然受到很大的重视：对中国的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英语是必修的课程。如果他们不懂英语的话就无法与外国人交流，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英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如果大学教师不懂英语就无法通过职称英语考试，也即他们就无法顺利地得到晋升。由此可见，英语在中国的教育和知识生活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然而，令人悲伤的事实却摆在我们面前：中国高校的绝大多数师生，甚至包括英语专业的师生，学了多年英语也只能停留在阅读英文书刊和与英语国家的人们简单交流的层面，并未达到深入的学术交流和讨论的层次。虽然许多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将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译成汉语，却极少有人能将中文书籍译成道地的外语以便能达到在目的语国家出版的水平。有时，即使少数译界翘楚确实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但由于其异化的成分太多而无法为目的语读者所欣赏，或者甚至都未能进入目的语国家的图书市场。例如，由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数反而主要在国内的图书市场流通，而未能进入国际图书市场。这一点尤其可为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的不同境遇所证实：由优秀的汉学家霍克斯等翻译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在英语国家十分畅销，而由同样优秀的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则鲜有英语国家的读者问津，它长年躺在英美高校的东亚图书馆里，主要供一些汉学家和翻译研究者查阅，根本未进入英语国家的图书市场。
再者，由于所有的文学和学术生产都面临着严峻的市场问题，因此在这一时刻，中国文学有效地走向世界更是举步维艰。但这一现象实际上又是一个悖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严肃文学和其他高雅的文化艺术产品受到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挑战。既然古典文学作品由于其高雅的审美品质而远离大众，当代普通读者会觉得它们太远离现实而对之不感兴趣，即使有了英文译本也很难打动他们。如果仅仅拘泥于语言文字层面上忠实地将其译成英文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是很难为读者大众所阅读和欣赏的，更无法达到像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在中国那样畅销走红的地步了。中国当代文学也许也遭到相似的境遇。既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独立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的影响，因此当代西方的读者发现他们很难读懂，与他们所习惯阅读的西方当代文学大相径庭(15)。
在许多人看来，我们中国人只有继续大量地将西方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师的著作译成中文，从而缩短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距离。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或者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应该是国外汉学家的事，不应该由国人来承担。这对于我们中国的作家和文学学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悲哀的事实。我们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问道：世界上第一部英语语法书难道不是非英语国家的丹麦语言学家耶斯帕森编写的？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散文文体家难道不是成年时才学习英语的波兰裔作家康拉德吗？当然，就英语的地道程度而言，所在国的母语译者确实见长。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的不同境遇中见出端倪。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翻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得出有力的证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英语国家，像霍克斯和葛浩文这样的一流翻译家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等待国外汉学家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话，或者说我们就这样一味等下去的话，那也许会像“等待戈多”那样地以失望而告终。对此我将另文专论。
毕竟，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加上十多年前获此殊荣的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已经有了两位以汉语作为母语创作的作家。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作为一个多年来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步伐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我应该告慰自己：中国文学通过翻译的中介，已经在步入世界文坛了。在这方面，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和瑞典翻译家陈安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无与伦比的翻译，莫言很有可能也像20世纪的许多经典作家一样与这一崇高的国际奖项失之交臂。当然，人们也许会说，没有他们俩，别人照样会翻译莫言的作品，但这样或许莫言的获奖时间就势必大大地延宕，这样的例子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说，莫言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正是在世界主义的全球网络联系中以作者为节点多方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参与合作的有翻译者、出版者、提名者、读者、传媒以及其他诸方面。幸运的是，这种世界主义的观点在2012年10月获得了印证。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指出，莫言由于其作品“融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为一体”而获此殊荣。按照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昂格伦德的说法，他“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以至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16)。我想这应该是对莫言的独创性的最高褒奖。
莫言的获奖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普通读者的欢迎和支持，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可喜的开端。也正是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它也刺激了更多年轻一代作家和学者献身文学创作和研究。应该指出的是，莫言的获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翻译界、批评界和研究界近20年来的共同努力而得出的一个丰硕的果实，在这方面，葛浩文堪称一位开拓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着手翻译莫言的作品，并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了莫言作品的第一部英文译本《红高粱》（Red Sorghum），而那时莫言刚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其名声远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王安忆之下。无独有偶，一些有着世界主义视野的西方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一眼就看出了他潜在的巨大创作能量和前途。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佛克马十多年后从西方的和比较的视角重读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的作品，并在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论文中讨论了三位代表性作家，而莫言是他第一个讨论的作家。进入21世纪以来，又是无独有偶，随着莫言的文学声誉大振，他的短篇小说《老枪》也首次入选权威性的《诺顿世界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12）。这也说明了他的作品已跻身世界文学，并且正在步入其经典的行列。
人们也许会说，莫言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作家，因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错，但是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出自比较文学的视角，而非世界文学的视角，另外，这与世界主义的核心概念也不相契合，因为世界主义并不要求人们说多种语言。莫言自开始其创作生涯起就为自己制定了很高的目标。他自认为最崇拜的两位大作家正是美国的福克纳和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他始终在多种场合向这两位大师致敬。最终，他也和他们一样，跻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行列中。虽然莫言也和这两位前辈大师一样，写的都是发生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的故事，就好像福克纳始终坚持写自己故乡的“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发生的故事，但他们都有着世界主义的关怀，也即都关注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和共同的经历。因此，从一开始起，莫言就既为中国读者写作，同时也为全世界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所写作。这样，他的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就从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也即从中国的大地走向世界，走向斯德哥尔摩。我们过去曾流行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认为这一规律已经不符合全球化时代文学生产和流通的规律，因此应该修改为：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越是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但是没有翻译的中介，一部在民族的土壤里堪称优秀的作品完全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处于“死亡”的状态，只有优秀的翻译才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坚定地相信，鼓吹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绝不意味着与民族主义的情绪相悖，除非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硬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封闭的状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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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方面的重要著述包括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的《为了国家的爱：爱国主义之局限的辩论》（For Love of Country：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提姆·布莱南的（Tim Brennan）的《在世界的家园里：当今的世界主义》（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谢永平（Pheng Cheah）和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主编的《世界主义政见：超越民族的思想与感情》（Cosmopolit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夸米·阿皮亚（Kwame A．Appiah）的《世界主义：陌生者世界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New York：W．W．Norton，2006）；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和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的《世界主义的欧洲》（Cosmopolitan Europe，Cambridge：Polity，2007）等。
(2) Wang Ning，“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1．1（2010），p．5．
(3)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14．3（2008），p．428．
(4) Cf．Allen W．Wood，“Kant's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eds．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Minneapolis ＆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pp．59-76．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0页。
(6) 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7，Vol．2，pp．526-532．
(7) Ulrich Beck ＆ Edgar Grande，Cosmopolitan Europe，Cambridge：Polity，2007，pp．5-6．
(8)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14．3（2008），p．431．
(9) Cf．Douwe Fokkema，“Towards a New Cosmopolitanism”，The CUHK Journal of Humanities 3（1999），pp．1-17．
(10) 这方面参阅拙作：“Reconstructing（Neo）Confucianism in ‘Glocal’ Postmodern Culture Context”，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37，No．1（2010），pp．48-62。
(11) 这方面可以参阅成中英：《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展——后现代化与后全球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2) 关于这十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阅拙作：《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前沿》第九辑（2012），第3—29页。
(13) Cf．Roman Ingarden，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trans．Ruth Ann Crowley and Kenneth R．Olson，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
(14) 这方面可以读一读闻言的短文：《纸媒还能做点什么》，《文艺报》2013年8月5日。
(15) 关于这三个原因的详细分析，参阅拙作：《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
(16) “Chinese writer Mo Yan wins Nobel prize”，The Irish Times．11 October 2012．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aper/breaking/2012/1011/breaking27.html．Retrieved 11 Octo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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