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想象与规则程序

（d）科学方法：想象和程序的规则。〕　现在，我们在探讨意识形态偏见方面已经可以进行第二步了，也就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分析”的这个狭窄领域内，这种偏见对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到底有多大威胁。有些读者也许甚至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把所有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都看成是受到意识形态局限的，又因为我们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有关经济主题的较为零星的看法也认为都属于意识形态，我们似乎已经承认了所有需要承认的东西，因而就不存在什么第二步了。特别是有些读者，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研究那些形成政策或至少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史，或者与人们对于经济事务管理中什么才叫公平或者可取的想法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史，而对技术性经济分析的发展的兴趣仅居于次要地位，这些人很可能会承认——也许把肩膀一耸——我们这一套工具箱也和其他任何科学的技巧一样，是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对不起得很，我们还不能这样认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科学方法本身，以便弄清在什么地方意识形态的因素会进入科学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去识别或者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研究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少是从头做起的。但是假定我们确实是白手起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显然，为了给我们自己安排任何课题，我们首先必须具体确定一套互相关联的现象作为我们分析工作值得努力的目标。换句话说，分析工作必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前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本书中把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象”（Vision）。有意思的是，这种想象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去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的历史之中。

让我们立即以我们这门学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已故的凯恩斯爵士科学成果的批评者与赞美者都会同意一种说法，就是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突出的成就，而且它至少支配了它出版以后十年的分析工作。《通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由作者在第18章中加以总结。如果我们跟着他的阐述一步步走下去（特别是看他书上第249—254页），我们会发现设计这个工具是为了方便地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某些事实——虽然凯恩斯自己也强调过，发现这些事实应归功于他作为特殊性而不是作为“逻辑的必然性”的几张基本表式（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这种分析方式将在适当的地方⁽¹⁰⁾予以讨论，届时将指出，我们所说的特殊性也就是一个英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日趋衰老的资本主义的特性。这些特性无疑是以前根据事实研究而确定的。“基于我们对当代人类性格的一般知识”，它们“看来是可以归属于我们〔英国〕这个世界的”（见第250页）。这里不是讨论这个概念优点与缺点的地方。在这里要紧的是：它乃是一种概念的形成或我们所说的想象，这在凯恩斯和其他人对它作出分析的努力以前即已存在。在这里，这种方法以无比的清晰性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可以在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一书颇具卓识的短短几页中看到这种想象的形成，虽然在分析上尚未成熟。就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来说，他在1919至1936年这整个时期都在致力于完成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经济过程的特殊想象，而这种想象至迟在1919年就已经固定在凯恩斯的脑海中了。他的这些努力开始时并不顺利，以后就愈益成功。从我们这门学科以及其他许多学科还可以举出其他事例借以说明我们这种“思想方法”。但这个例子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10) 参阅第五编第五章。〔对凯恩斯《通论》的评价，显然是为了写《经济分析史》而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当我们从引起我们注意的一套现象中看到了我们想象的图景时，无论这套现象是在处女地还是在以前已经耕耘过的土地上，我们的分析努力就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是把想象化为语言或概念，使它的组成部分在一幅多少有点秩序的图型或图画中各得其所，并且给它们各起一个名字，以便识别和加以摆布。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自动地做了其他两项工作。一方面，除了那些已经抓住的事实外，我们又收集了更多的事实，同时学会抛弃原先想象中存在的其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构筑我们的图型或图画的工作本身，就会在我们原有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加上新的概念与关系，同时也会消除另外一些概念与关系。收集事实的工作与“理论”工作在永无休止的取舍关系中，自然会互相检验，互相提出新的要求，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这就是它们与原有想象中保留下来的成分相互作用的暂时联合产品，现在就可以用越来越严格的连贯性、适当性标准来要求于它了。以上就是对于我们琢磨出所谓科学命题的过程的一种粗线的、但我想不会引入歧途的陈述。现在应该完全可以看清，这里有一扇大门可以让意识形态进入这个方法之中。事实上它在楼下就已登堂入室，进到我们曾经说过的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中。分析工作是用我们对事物的想象所提供的材料开始的。而这种想象几乎从定义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它把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形象体现出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任何可能的动机希望从某种角度而不从另一角度去看待事物，那么我们实际怎样看事物和我们希望怎样看事物之间的界限就很难划清。我们的想象越是诚实和朴质，对于最后是否能出现可以称之为普遍真理的东西就越让人怀疑。由此而得出的有关社会科学的推论是很明显的；有人认为痛恨一种社会制度的人能够比热爱它的人形成更为客观的想象，甚至这种看法也不正确。因为热爱固然会造成歪曲，但痛恨会歪曲得更利害。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幸而有大量现象不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因而在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目中看来都很相同。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之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差不多与相反情况下想象之深受其干扰同样明显。固然坚贞的忠诚与强烈的憎恨都可能影响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本身能相当有效地揭露出误用的地方，因为这些规则中有许多是从很少或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学科的科研实践中产生并强制我们接受的。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这些规则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这就是它们特有的长处，而它们这样做是出于自动，与研究工作者个人的愿望无关。他不得不积累起来的新事实，会自行强加于他的图式之上。那些如果他不去建立别人也会建立的新概念和新关系，必然要来证实他的意识形态，否则就会把它们毁掉。如果让这个过程充分发生作用，那就不能保证我们心中不出现新的意识形态，但最终会把现有意识形态中的错误清除出去。当然，在经济学中，更多地在其他社会科学中，这种严格可以证明的事物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凡属于个人经验和印象的事物总有些边缘末梢的部分，事实上不可能把其中的意识形态或者故意的不诚实⁽¹¹⁾因素完全驱除出去。因此从我们的论证中所能得到的安慰永远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为意识形态所玷污的命题的领域；也就是说，已经把它压缩下来使我们经常能够找到意识形态可能活动的地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论证确实也已经相当彻底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11) 上述的故意不诚实，其作用由于下列事实而大大加强：那就是许多足以干扰逻辑效果的事情，在我们这门学科领域内，对于实际搞干扰的那种人并不一定表现为不诚实。他可能在根本上过于相信他所拥护的真理，甚至宁死也不愿对相反的事实或分析材料给予新的重视。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谎。现在我们不打算像谈到意识形态偏见时一样在这里解释这个因素，但可想而知，这种不诚实肯定会增加意识形态偏见的有害影响。

〔熊彼特没有完成他的导论，写到这里就停止了。下面三段是我们在这一编的笔记与手稿中发现的，尚未打字。〕

虽然我希望上面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会帮助读者了解我们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工作的处境，一方面使他提高警惕，一方面又不要使他对我们的方法与结果的“客观有效性”产生无谓的悲观情绪，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中包括搜索、诊断和消除意识形态虚妄的一套规则，不能搞得那样简单明确，像通常人们所做的那样肯定科学的经济学史是，或者不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对于前一种意见，即认为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的看法，我们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让步，这些让步会使所有那些有关经济生活的广泛哲学——例如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怀疑，而这些哲学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正是在经济思想的创造中最令人感兴趣和富有魅力的部分。更糟的是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一种机制倾向于自动地摧毁意识形态，但也许这是一个消耗时间的过程，会遇到许多阻力，而另一方面还得承认，我们从来也难以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举出几个例子借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我们的规则，也许对上面的讨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下面把我们的例子分成四组：

第一，当我们查看我们的理论或统计工具箱的内容时，我们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例如，我们发现叫作边际代替率的概念，从1900年以来就代替比较旧的边际效用概念，在价值理论中愈来愈多地被人们使用。那些愿意用边际代替率而不用边际效用概念的人，纯粹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与经济生活的任何意识形态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谁提出相反的意见。同样，一般的显著性测定是否适用于时间数列之间的相关，这个问题对经济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要从建立否定答案的论证中寻找意识形态偏见，那将是浪费时间，因为从一开始这种显著性测定在性质上就显然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使用这些不锈钢式的概念或理论来推理所取得的结果，仍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玷污。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如果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就应该从我们推理的其他因素中去寻找了。

第二，有些工具或理论虽然可以说实际上是中性的，但由于人们错误地相信它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仍然具有假定的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刚才已经指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际代替率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因为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同等地与任何意识形态并行不悖。但是在价值理论发展的上一个阶段，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人们之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者，他们认为——也和许多边际效用论者想的一样——以劳动还是以边际效用来“解释”经济价值，这种选择取决于我们对经济过程的想象或者看法，这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工资而外一切收入的来源都是剥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关于价值就是凝聚的劳动这个观念就是证据中的首要环节。可是第三编将指出，意识形态……(www.xing528.com)

〔熊彼特差不多已经写完了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熊彼特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科学与意识形态”，见《美国经济评论》1949年3月号。

第四章看来是导论部分的最后一章。本来还有两节（2．科学努力的动力与科学发展的机制，3．一般科学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这两个题目在这本分析史全书中时常有所论述（可查阅这些标题下的索引），而且是结合作者关于“学派”的概念来谈的。例如关于李嘉图学派，他说：“而且这个集团是我们意念中的一个真正学派：有一个祖师，一种学说，成员之间团结一致；有一个核心；有它的影响范围；有边缘末梢。”

有几段初稿（也许是口授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科学人员有所论述，是在作者的笔记中找出来的，附印于后。〕

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这一定义同这个集团的“科学”活动所产生的方法与结果的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关系，读者是不难看出的。显然在其成员之间必定有某种程度的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集团已经取得相当确定的存在地位时，会有一种合作精神，产生出明显的或者下意识的规则，依照这些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看一下这些事实所引起的一些现象，就可以了解我们关于科学的社会学这个题目所能说的仅有的一点看法。

如果有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着手自行研究已成为科学努力目标的那些现象中的任何一套现象，他必然也能体会到一条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基本的真理。这个人首先必须认识他预备研究的现象，而且要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有些关联，以及它们与其他现象有所区别。这种认识是一种认识行为，但并不构成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反之，它只是向分析工作提供对象或素材，因而是分析的先决条件。于是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想象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想象中的各种组成成分以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象，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但揭示了一个我们还要反复强调的事实：在“理论”与“寻找事实”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根本的对立，更不要说在演绎与归纳之间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有时又会出现这种对立。

实际上当前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从他自己独立的想象开始，而经历了所有这些工作阶段的。只要一门科学是活生生的，就永远会不断有人直观地看到它的新奇的方面。可是足以产生新鲜方法、命题或者导致新奇事实的发现——此时这些事实就以新假说或限制条件的形式进入这门科学——的那种想象，仅能添加在现有的科学结构之上，或也许只能部分地替代这些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大部分自然而然是会世代相传下去的。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是不能从公认的专家传授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的；如果能够的话，也必然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与毅力的人。让我们简单看一看这个事实所产生的若干后果。

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社会机制是极其节省劳动的。利用这个社会机制，任何初学者只要遵循他所受到的劝告并从事指定给他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有关事实的知识，抓住问题，掌握方法，而节省很多精力，以便腾出大部分力量去开拓他老师力所能及的边界以外的土地。所以应该可以相信，上述社会机制主要地不仅对概念工具的发展与事实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甚至提供了通常所谓科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另外的一面。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或许具有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这将产生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后果。由于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的抵抗力，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最先是受到阻碍，接着就不是通过改造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来临，而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产生成果的那些成分，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正像革命者有大量理由憎恨某些人强调科学的连续性、捍卫旧的见解、对抗新的看法一样，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理由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本书将指出这方面的很多例子。

其次，现存的结构一旦建立以后就有延续下去的倾向，这一事实在科学努力的领域中也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说明了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也就是“传代”的现象。举例说，有一个年龄分布比例不变的人口，其中进入科学行业的人数恰好等于退休的人数。某一行业，例如说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也就显示出一个固定的年龄分布比例。无疑，我们可以按年龄划分出一些小组，他们的视野和方法也许还有发展前途，而在这些年龄组之内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对抗性的问题存在。然而这不是科学的传代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所有年龄组的大多数人都显示某些态度相似之处，所以可以说有1880—1900年的一代人，而且可以把这一代与1920—1940年的一代作对比，虽然年青与年老的人在第一个时期大致上的区别同他们在第二个时期的区别一样大。如果方法与结果的变动以均匀的速度发生，那么这一点就没有什么重要。就经济学家的情况来说，人们倾向于以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两个时代注意的实际问题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变的环境里活动的科学也具有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提供了我们弄清问题性质和寻求解决办法的线索。问题与方法不仅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它们还由于包含在一种科学结构内的分析工作有一种抵制变化的方式而发生变化。

第三，那些献身于一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以及甚至献身于任何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都倾向于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集团。也就是说，除了对于科学工作或某种特殊科学本身的兴趣而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讲授一门他们正在培育的科学，并依靠教书为生。自然而然，这就会产生一种社会与经济类型的人。这个集团也会用是否能胜任工作以外的理由来接受或拒绝接受共同工作的人员。在经济学方面，这种集团的形成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它的意义就远较物理学方面的集团大得多。我们会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中，在经济课题方面发表著作的人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部门。在早先年代，确实有促成集团化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经院派的博士们，但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人由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收入等级而来。在英国，甚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加上“但书”才能用“职业”这个名词。当时英国确实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职业，就是说有些撰写经济课题的作家，他们互相承认他们职业上的资格。但后来科学工作就和教书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经济学的职业，在这里职业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比较完备了，而且这种经济学的职业对社会与政治问题产生的态度大致相似，同样是基于相似的科学观点以外的其他一些理由。这种生活环境的相似与社会地位的相似，产生了相似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社会现象相似的价值判断。如果不是因为它和科学的学派现象有密切联系，就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它的后果。既然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分析史中将不可避免地要起重要作用，我们最好还是停下来研究一下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