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打造文化大省

三、建设“文化大省”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思路，有一个系统的、完善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文化建设纲领和实施细则，这需要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兼顾。

由于本论题涉及的内容甚多，一则因为上文已有相当论述，一则限于篇幅，故以下将大致条列式地阐明本文旨意，不作详细论述。

（1）建设文化大省，要有高屋建瓴的气势：立足广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面向全国，革故鼎新，力争上游；放眼全球，追随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2）文化大省建设要始终紧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时代主题，围绕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而进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培育，为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而努力。

（3）“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要充分重视文化的特殊功能。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化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文化确实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这种效益是通过文化对人的素质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造、人文生态环境的塑造等方面的工作，而渐进地获得。从总体上看，文化带给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更为长远、更为持久、更为丰厚的。因此，我们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时候，既不能将文化变成经济的婢女，也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而谈文化，而要努力做到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和统一。^[15]

（4）文化大省建设要努力铸造广东文化精神，培育新时期的“广东人精神”。要用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凝聚全省人民，激励全省人民不懈奋斗，为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宽裕的小康而努力。

（5）文化大省建设要重视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广东文化建设的影响，扬长避短，与时俱进。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地域性的辩证统一，应当是制定和实施文化建设纲领时予以重视的问题。

（6）文化大省建设，要破除传统的笼统直观思维的局限，要有科学定位，尽力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但同时要注意避免将思想、精神、价值“量化”的片面行为。思想、精神、价值这类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领域，不能用经济、数学的方式进行“规整”。

（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大省建设要以文化产业为重心，以商业文明为动力，以大众文化为基础，优先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范畴的电影业、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网络信息业、广告业、会展业、娱乐业、图书馆业、博物馆业、文化旅游业、咨询业、博彩业、群众文化业、艺术业，等等，^[16]应当优先发展，尽力做大做强。对于广东来说，新闻出版业、会展业、文化旅游业、博彩业等行业，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在全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和比较明显的优势，值得很好总结、发展。

（8）文化大省建设的“文化”对象和范围，要以大文化（与政治、经济相对应）为着眼点，以精神文化（广东人精神、广东文化精神）为落脚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并重，而以文化事业为根本。以“事业”统领“产业”，以“产业”促进“事业”；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融为一体，把产业办成事业，用事业引导、推动产业。

（9）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文艺体制、新闻出版体制等，都要在文化大省建设这个总纲下，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应当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领域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将会妨碍我们的文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搞好了，不仅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会对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引导作用；而且，它将会对全社会的学习风气、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起到表率作用。同时，它还将对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行业的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10）建设广东文化大省，还应该重视区域文化问题。在重视省港澳经济圈的互动关系的时候，应当同样重视省港澳文化圈的研究。要充分研究省港澳之间特别是省港之间文化的互动，以为文化大省建设的决策参考。对于香港文化中合理吸收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有益经验，以及澳门文化中多元文化长期和而不同地共存发展的经验，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当然，对于港澳文化中所受的西方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化负面因素对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冲击，也要进行认真的研究。此外，对于广东省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属于文化小传统的文化，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等，要从文化整合的角度进行审视，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还应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客家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上百万本科以上的高级专门人才移民广东，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整合这部分“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科学发掘其潜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大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11）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或者说是先决条件，是全省上下对于建设文化大省的意义要取得共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文化大省建设对于自己所在地区、行业的发展的意义。既然计划生育工作都已实行一票否决制，那么，是否文化建设也可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把文化建设的成绩列入干部政绩考核的范围，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势必不会敷衍塞责，而是高度重视。这是从管理上、从制度上督促、保证领导干部参与文化大省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12）文化大省建设，应当坚持“重在建设”的原则，埋头苦干，用事实说话，不搞无谓的争论。既不自贬、不自卑，更要力戒骄满。当年声嘶力竭地辩护“广东不是文化沙漠”的自卑情结，应当彻底割除；同样，由自卑而导致的畸形自尊、自傲——由于流行音乐的暂时领先而自称进入“文化北伐”时代，由于经济的率先发展而自唱珠江文化优越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幼稚病，应当加以革除。我们应当通过文化大省的建设增强自身的文化力量，增强自信心，用丰硕的成果让兄弟省市信服。

（13）建设文化大省，还应当超越种种认识误区。例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模式；一讲文化建设，就要回到传统，就是岭南文化，甚至认为今天的文化大省建设仅仅是“对岭南传统文化的继承”；认为人才可以购买，通过高薪收买内地和海外人才，而不重视自身对人才的培养；重建信用问题，被认为是经济问题，用经济手段解决，或者认为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没有认识到信用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学术研究要避免不切实际的高头讲章，认为参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就是媚俗，就是层次低，等等。

（14）建设文化大省，还要注意创建、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雅文化。多年来，广东文化就以大众文化见长，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仍然需要保持这个特点和优势。但是，我们同时需要创建、发展高雅文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文化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发挥能动性，政府如何因势利导，创建中国特色的高雅文化，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率先垂范，值得很好研究。

（15）关注、重视弱势群体、弱势地区文化素质的提高，尽力满足其文化需求，也是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思路。毋庸讳言，下岗工人、进城民工、经济落后地区的贫穷农民等，暂时属于弱势群体；珠江三角洲以外的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暂时属于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弱势地区自有其文化需求。因此，文化建设如何做到多层次，文化生活如何做到多样化，弱势群体、弱势地区文化素质的提高如何做到对象明确、针对性强，是文化大省建设的一大难题。

（16）文化建设要立足长远，要制度化、规范化，也是文化大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战略制定的规范化、制度化，自不必说。文化建设经费的分配、拨付，也应当制度化、规范化。应当通过省人大确立必要的法规，使得文化大省建设的经费和人员有根本的保证。此前，省人大已经对各级政府财政支付的文化经费有法规规定，但是否全省上下都严格执行，需要检查。而且，在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原来的关于财政支付的文化建设经费的比例，需要提高。

（17）广东文化大省建设，还要注意创建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广东是旅游文化大省，商业文化也十分发达，在全国优势明显。发展优势领域，进一步做大做强，应当是加强广东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至于广东的大众文化，由于历史和地缘方面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当然，今天看来，广东大众文化的建设，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自发状态、自在阶段，而不是处于自觉状态、自为阶段。这种状况，需要在文化大省建设的进程中得到改变，使得文化自觉的意识成为大众文化建设的常态。广东文化具有很强的平民色彩，平民文化是广东文化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特色。可惜这个颇有价值的方面，过去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现代化的终极追求之一，就是平民化人格的实现。现今建设文化大省，给广东平民文化的建设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恰当的认识平台。

（18）建设广东文化大省，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国民教育系列，当然是重中之重。其次，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终身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全省形成学习型社会，使终身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形成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是日后值得花大功夫去做的事业。

（19）建设文化大省，要使文化大省的建设卓有成效，特别是在文化大省建成之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前景，就要大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与建设经济强省的措施和力度相适应，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在这方面，既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也要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二者并行不悖。如果有朝一日，广东真能成为举世公认的全国第三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那么，文化大省的建设便是大功告成。在文化研究方面，要加强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促进现实的文化建设。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深化应用研究，提升文化建设的品位，为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知识准备。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的投入应当大力增强，并且将文化大省研究作为重大课题招标。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文化厅等主管部门，宜设立专题，拨出专款，委托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0）建设文化大省，还要注意培养源源不断的专门人才。从全省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宜建立研究工作、人才培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的体系，努力建立文化建设方面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体系和机制。应当下决心建立文化建设方面在全国领先的人才培养基地，支持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设立文化方面的学系。例如，支持中山大学这类重点高校成立文化学系、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为广东文化建设培养既有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又了解广东文化建设实际、并决心投身广东文化建设的复合型专门人才。^[17]

（21）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要有精品意识和名人意识。要在培养文化学专门人才的同时，着力培养文化名人、学术大师，造就文化名牌和优秀的文化学术群体。没有文化名人，没有学术大师，没有文化名牌，没有优秀的学术文化群体，文化大省的品牌就难以支撑。

（22）建设文化大省，特别要注意整合文化资源。要协调有关管理部门的职能，既分工，又协作，相互发明，相得益彰。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文联、省社联、省发展研究中心等，应当在建设文化大省这一战略思路下，整合其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机制。至于政府和民间的文化资源，例如，遍布珠江三角洲的诸多优良文化设施（影剧院、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文化广场等），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予以充分利用，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至于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方面，如何避免、减少低层次重复，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为恰当的地方，获取最大的效益，也值得认真研究。(www.xing528.com)

（23）建设文化大省，要真正做到职能部门的机制整合，还要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措施，设立一个能够统率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机构——广东文化委员会。^[18]由广东文化委员会负责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和具体行政措施，使得各类各级文化管理的职能部门在该委员会的领导、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运行。

（24）为了使我们的文化大省建设顺利进行，我认为有必要从学者的立场提出：用宽厚的态度，宽容的精神，为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

“建设文化大省”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创新的表现，是对文化建设方面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思路创新、战略创新和目标创新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广东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气象，真正是合乎潮流，顺乎民意。无论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学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层面，“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都是内涵丰富、充满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19]作为广东居民，作为广东学术界的一员，我们有责任积极投入到“建设文化大省”的伟大事业中去。因此，笔者冒昧提出上述浅见，供学界同仁和有关部门讨论、批评。

（本文写于2003年5月）

【注释】

[1] 中国人素来喜欢“成一家之言”，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各色人等都在给“文化”下定义。初步估计，这些“中国特色”的定义，大约在一百种以上。

[2] 详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4～9页；《中国文化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1页。

[3] 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其内容分别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对应看待。此前，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名文章中，就一直是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提， 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概念。质言之，政治家们所说的文化，政府管理层面所说的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

[4] 见广州：《南方日报》2003年1月7日A2版。

[5] 参见李宗桂：《文化建设：广东再造辉煌之本》，广州：《新南方》1995年第1期。

[6] 参见李宗桂：《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广州：《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7] 文化方面的宽裕小康，如同经济方面的宽裕小康一样，既要有定性的指标，也要有定量的指标。但由于篇幅所限， 以及研究进程的限制，本文不拟在此处论说量化的问题，容当另文专论。

[8] 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北京：《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天津：《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9]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七章《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1—234页。

[10] 关于“广东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岭南文化”的区别，多年前我曾经作过辨析，请见李宗桂《广东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1] 同上。

[12] 李宗桂：A.《铸造“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广州：《南方日报》2003年4月30日A7版；B.《沉着应对更见大写的广东人》，广州：《广州日报》2003年5月14日A1版。

[13] 参见李宗桂：《培育广东文化精神》，广州：《南方日报》2003年1月22日A7版。

[14] 李宗桂：《文化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广州：《南方日报》2002年9月19日A7版。

[15] 参见钟健、李宗桂对话：《广东怎样建设文化大省》，广州：《文明导报》，2003年第4期。

[16] 关于文化产业的范畴，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大致赞同中国首部文化蓝皮书的划分。详见王琳：《中国大城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载《文化蓝皮书.2001年～2002年：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05～317页。

[17] 参见钟健、李宗桂对话：《广东怎样建设文化大省》，广州：《文明导报》，2003年第4期。

[18] 这个建议，我曾经于2002年3月在省里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过，现今再提，是因为觉得确有必要。

[19] 参见李宗桂：《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广州：《南方日报》2003年1月7日A5～A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