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现代话语形式来描述，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有如下特征：在理论上发现了主要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在实际操作中找到的能够承载其目标和构想的内生的推动力量是无产阶级；在实际操作中找到的能够承载其目标和构想的内生的组织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途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演是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理论推演。推演出这些判断的假设前提与当时的经验材料是基本吻合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的确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理论推演又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我们的理论推演的假设前提又必须和新的经验材料相对照，只有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扩大到既包含旧的经验材料也包含新的经验材料，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发展着的理论。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验材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验材料相比，最主要的不同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以及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状况在结构上相对简单，在变化性上相对稳定；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以及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状况则相对复杂、相对多变；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由生产力状况所派生的人类需求的多样性程度和变化性程度较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差异性较小，并且其平等性需求的固定化程度、单一化程度较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由生产力状况所派生的人类需求的多样性程度和变化性程度较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差异性较大，并且其平等性需求的固定化程度、单一化程度较低。
以上这些不同就进一步决定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现实社会需要比较接近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模型；以上这些不同也进一步决定了，直接应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设计时，会因为缺乏兼容性和灵活性而无法形成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被多数人自觉遵守的具体化和标准化的社会制度系统。
能够同时面对旧的经验材料和新的经验材料的，必须是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用现代话语形式来描述，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如下特征：将现实社会视同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它既考虑了生产力状况复杂多变性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状况的复杂多变性，也考虑了生产力状况的主体性和方向性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主体性和方向性；既尊重那种主要由生产力状况派生的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也重视同样主要是由生产力状况所派生的人的平等性需求日益强烈的情形；在实际操作中富有内生的推动力量和组织力量，这种内生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无产阶级，这种内生的组织力量主要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途径是无产阶级的公民化，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结果就是全民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化。
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包括：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规律；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口、环境规律。本书着重描述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律。
本节先描述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在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能够突出体现平等性要求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当然应该在全部生产资料所有制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性质是判断混合社会性质的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准确界定什么才叫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历来争议较大。例如，有些人喜欢借助于资产总额、产值等统计指标所表明的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界定。50%好像是一个界限，包括国有、国有控股、集体所有在内的公有制经济的指标占50%以上就意味着公有制占主体，如果出现50%以下的情况，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就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了。这显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标准，它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和科学的体系，在概括新现象和保持系统性方面总是顾此失彼，处于两难境地。
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两个层次来界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第一个层次首先界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个层次再界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先谈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以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定义（参阅本章第四节）为基础进行推演，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系统的全部具体制度中，在一个国家的关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排他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完整法律形式中，那些能够体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关系的具体制度，那些能够体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共同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具体法律形式。从生产资料语义指向人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共同体代表的国家主体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语义指向人，法律形式上权利程度的大小决定了国家在哪些领域是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在哪些领域是其他顺序语义指向人。
新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提醒我们，如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由许多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体现人与人关系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完整制度系统一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一个由许多具体制度所构成的完整制度系统，这些具体制度都是通过界定人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关系来界定人与人的平等性关系。
新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提醒我们，今后不应该再将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或团体所有制划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畴，因为它只是体现了少量特定人群的平等性和共享性，而没有体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
新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提醒我们，从运行机理和实际操作角度衡量，只有国家主体才适合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因为只有国家主体才最有可能按照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的要求去行使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
新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提醒我们，只有真正体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的国家主体才可以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其他顺序语义指向人，才可以代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全体成员按照平等和共享的原则去行使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具体而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国家主体的基本要求就是国家全体成员的公民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民主法治化。
新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提醒我们，国家主体可以有多种形式代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全体成员按照平等和共享的原则去行使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形式之一，是国家主体成为一些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即在这些领域组成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此时，国家必须确保这些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能够按照全民利益的要求去运营，而不是按照单纯的利润要求去运营；此时，国家还必须确保这些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只能按照平均水平享用经营成果。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形式之二，是国家主体成为一些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二、第三顺序语义指向人，即国家主体通过制定能够体现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的法律规定来行使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部分占有权、部分支配权、部分收益权。此时，这些领域的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大部分占有权、支配权、受益权归属个人或团体。
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也可以按照进程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区域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向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快速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从全体成员的中等程度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向高等程度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快速过渡的阶段。
再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如果我们判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是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那么在这个国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一定居于主体地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国家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的国家：
一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在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家主体是全部企业或骨干性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即在这些领域的全部企业或骨干性企业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这些重要领域包括：少数国家安全战略中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重要行业，少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而又必须确保基本公益性的行业，少数生产重要公共产品而又必须确保基本公益性的行业，兼具科技方向性和经济风险性的重要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历史延续下来并且运营良好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总体来讲，在这些领域组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是因为对这些领域的企业都有一种超经济的目标要求，利润目标反倒成了低一个层次的次要目标。从企业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如果超经济目标导致企业无利润或低利润，国家主体更便于促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完成这样的超经济目标；如果超经济目标导致企业有正常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国家主体也更便于将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些利润转化为全民共享。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和所处行业等应以能完成国家的超经济的战略调控任务为唯一衡量尺度，不可过多，也不能过少。在符合上述标准的重要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组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不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在国家主体不适合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的其他更多领域，国家主体要制定完备和恰当的涉及生产资料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限制性制度系统。例如，农业生产领域的基本农田制度、农用土地专用制度，能源、资源领域的开采使用税制度，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制度，生产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安全保护制度，等等。此时的国家主体可以视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二、第三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国家主体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方式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支配、收益环节的限制性制度系统。
判断这一套限制性制度系统完备与否、恰当与否的基本标准，就是全体劳动参与者基于对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感悟而形成的可统计的基本需求格局。例如，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条件扩大生产，而低工资所导致的低市场需求却使扩大生产无法进行，一个国家的劳动参与者就会产生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当这种可统计的要求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国家主体就应该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再例如，目前的农业生产力还达不到用更少的土地生产足够粮食的高水平，一个国家的劳动参与者就会产生留出足够的农用土地的要求，当这种可统计的要求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国家主体就应该制定基本农田制度、农用土地专用制度；再例如，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条件建立生产的环境保护工艺、生态保护工艺，或者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条件生产替代产品，一个国家的劳动参与者就会产生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要求，当这种可统计的要求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国家主体就应该制定环境保护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等等。
三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平等性和共享性，国家主体必须实现国家治理形式的民主法治化以及国家全体成员的公民化。只有如此，全体劳动参与者基于对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感悟而形成的可统计的基本需求格局才能顺利通畅地转化为国家主体的行为，或者说，只有如此，国家主体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承载者；只有如此，国家主体才能确保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公益性和全民共享性；只有如此，国家主体才能确保所制定的涉及生产资料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限制性制度系统具有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公正性。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的兼容性
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生产过程中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因目的不同、条件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因此，人们的多样的经济行为是需要协调的，而计划和市场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的两种方式。我们通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极端化社会形态的经验材料得知，计划调节是在生产过程中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属性的最自然而然和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市场自发调节是在生产过程中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非公有属性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和手段。
那么，在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下的混合经济中，计划调节手段和市场调节手段相容吗？这实际是在问如何混合使用这两种调节手段才不致于较大程度地削弱它们各自独立使用时的功效。答案可能不止一种，但我认为，正确理解计划、市场等概念以及全面了解各种计划工具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开端。
计划是预先制定的用以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的目标、程序、规则。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工具至少是三个层次的计划工具的组合。
首先是实体法律、法规性计划工具，包括直接处理人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经济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法律、法规，也包括直接处理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其他法律、法规。把同样具有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功能的法律、法规理解为计划工具的一种，并不是牵强附会，只不过这类性质的计划更加具有刚性、稳定性和广泛的覆盖性的特点而已。法律、法规性计划工具主要告诉企业等微观单位不能做什么，它是禁令性计划工具。西方理论家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比较忽视制度的调节性作用。实际上许多市场现象已经在根源上由规定人与物和人与人相互经济关系的制度性因素预先决定了。我们甚至可以把市场理解为调节人们的自发经济行为的各种制度的组合，传统上被理解为市场的全部内容的自由交易只是这个制度组合中的自由契约制度的表现形式。
其次是国家的政策性计划工具，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行政命令，等等，这类计划工具较具弹性和针对性。恰当的政策性计划工具应该主要是诱导性计划工具，它应该主要通过诱导企业、个人等微观单位做什么有利可图来协调经济行为。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限制性的国家政策应该尽快纳入上面提及的法律法规性计划工具。
最后是国企微观引导性计划工具。国家通过直接控制国有企业来对市场从而对别的企业产生影响作用，以期达到调控目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最后完成的。
作为国家计划工具的国有企业，只应是企业形式的国家行政单位，它的收支是国家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它的企业目标完全是超经济的社会公益目标。它的企业行为只受国家计划的支配，它只是单方面地或单向地影响市场的供求和价格，而不受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支配。这类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且数量不多，行政管理办法能保证它的效率和节约。
我们知道，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单位只应有一个根本目标，绝不可以有两个以上性质完全不同的目标并存。例如，一个利润发展目标，一个超经济的社会公益目标，后者作为实现利润目标的策略调整因素或次目标或外在不可控因素是可以的，但作为并列的企业第二目标就不行。因为单利润目标的同类企业会很快在市场竞争中无情地将其击败，这是市场法则的必然结果。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计划的一种手段的纯粹的国有企业，只应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且只靠法律法规的计划手段和政策性计划手段不能及时、完全地实现计划目标的经济领域，它的数量和规模只应以有效实现计划目标为唯一衡量尺度。除此以外的我国大部分国企应通过国有股逐步减持、拍卖等办法进行全面的所有制改革，一些市场运营良好的大型国企的所有制改革，因问题复杂可采用一些特殊的改革办法。
当我们的计划工具主要是以上三个层次的计划工具的有效组合时，计划和市场就是相容的。作为市场上的自由交易主体的企业，完全可以从微观市场营销的角度把前两个层次的计划作为市场的不可控因素来应对；而最后一种层次的计划本身就是通对企业的市场自由交易来实现的。这三个层次的计划工具在根本上都没有破坏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它们作为实现调控目标的工具也是有力度的，大大降低了仅仅以自由契约制度为全部内容的市场自发调节所产生的调节成本。
计划和市场是相容的，计划和市场完全可以共同形成混合社会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的有效调节机制。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科学的经济发展观包括科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科学的经济发展管理方式。
（一）经济发展目标
1．经济发展目标不能单一化或核心化为以GDP或GNP为指标的经济增长目标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自然、社会环境，不能简单地按经济增长目标的高低来判断经济发展的优劣，经济发展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项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优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才具有相对于全体国民而言的正当性，才是有效的经济增长。优良的经济发展目标追求的是全面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前提下的适度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目标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恰当的经济增长目标。
其实，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进同经济增长之间还在一定程度内存在着一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为了满足同样的人类需要，更应该采用改进自然、社会环境的办法，而不必非采用那种加大了自然环境张力的经济增长的办法。
这些自然、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以及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
我们先以国家产业结构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的比重很大的国家，就容易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第三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或者正在努力使第三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其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则较低。
主要原因是，一、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等行业的产品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的特点，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增长冲动，这就形成了高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多数服务产品行业，其产品需求讲究个性和文化认同，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步性，规模化交易不易形成，产权的形成和保护难度很大，等等，这些都是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由于自然张力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比重日益提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此时，仅仅就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传统结构下的高经济增长目标优于优良结构下的低经济增长目标。
对于那些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不合理的国家而言，如果没有痛下决心确定整个国家的包括产业结构转型在内的经济结构转型目标，如果没有为完成转型目标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文化配套战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只能顺应高经济增长的冲动而不是相反，直至经济自然走入停滞甚至崩溃。如果没有完整的经济结构转型战略，如果是为了应付经济结构调整的舆论压力而仅仅从常规宏观政策层面设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只会加速挫败目前的经济运行系统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
我们再以政治法律约束力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政治法律约束力主要指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民主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政治代理人腐败和渎职范围较广以及国民行为的规范性较差，大量公共财富流失和浪费，这都要靠较高的经济增长来弥补。例如，大量公共工程以官员设租和寻租作为建设决策的首要因素，设租和寻租导致造价高是一方面，工程本身经常就不是公众真正需要的，但这些工程却是GDP的一部分；再如，民主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导致国家行政开支数量惊人，较高的经济增长也为这类行为开辟了财源；还有就是法律往往对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网开一面，这会导致无权、无钱、无关系的大众产生反社会反秩序的心态，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遵守公共秩序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导致保证同样的公共品供给和维护同样的公共秩序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这些也都是追求高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另外，政治法律约束力还表现为国家保障制度水平的不同，在国家保障制度水平较高的国家，从微观角度看，国民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储备大量个人财富来应对小概率不测事件，从宏观角度看，就不需要通过扩大资本投资来为大量国民储蓄寻找出路，满足同样的国民需要可以要求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反则要求较高的经济增长。
我们再以文化引导力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文化是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它也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在有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中，国民对其在社会层级中的排序看得更重，更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另一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中，国民则更在乎自己独自的感受，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引导力，前一种国家的国民需要不断增长的大量财富来充当自己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的符号，在同等条件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更高。再例如，在一个以损害公共利益和破坏公共秩序为耻的国家，在马路上和饮用水河道旁就不用花费巨资建造护栏，就可以减少一些无用的经济增长；再例如，在一个崇尚自然美的国家，就不用在绿地上费力铲除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而代之以昂贵的人工草坪，这也可以减少一些无用的经济增长。
2．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个目标组成的目标格局
如果我们不再沿着追求单一本质的线性思维的道路前进，如果我们转向更善于描述多变量共变情形的非线性思维，我们就可以把经济发展目标理解为特定环境下的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个目标组成的目标格局，此时，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就主要表现为目标格局中各个目标的数量程度的变化，一个国家的恰当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目标格局中各项目标的数量程度的恰当的搭配。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各项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的特定环境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
显然，与仅仅将经济增长作为单一内容或核心内容的旧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比，新的经济发展目标概念使经济发展管理的实际操作更加复杂和更加具有综合性了，这是对已经习惯于GDP增长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员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在思维方法的基础层面下一番苦功，如果不能从线性推理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提升为非线性推理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观念就不可能成为实际宏观经济管理的出发点和方向标。
旧的GDP增长主义的目标观也并非完全没有扫描到经济收入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但是，它的逻辑是“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于线性推理，会觉得这样的一先一后的逻辑也无可厚非。但是，站在非线性思维的平台上就会发现，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实践结果与人们所要追求的幸福生活相距甚远。(www.xing528.com)
首先，如果先仅仅考虑或者先重点考虑“做大蛋糕”，国家的宏观管理行为就会失去“分蛋糕”时的博弈所必然产生的那种来自多数人的约束力、平衡力，就会放任微观经济行为产生许多恶劣的“外部性”，其中有些“外部性”的恶果很难甚至完全不可逆转，例如生态、环境、气候的恶化和资源、能源的枯竭等。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做大蛋糕为单一目标或核心目标时，我们拼命做大的蛋糕里其实是包含了许多坏蛋糕。
其次，如果先仅仅考虑或者先重点考虑“做大蛋糕”，那么，在实现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种缺乏全面性、科学性、公正性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并且这种长期形成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与为实现预先承诺的“分蛋糕”所必需的观念、方法、程序、规则存在明显冲突，这会让后来的“分蛋糕”的实际操作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和平实现。做大蛋糕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会自然而然地滑向否认或偷换早先的承诺。等矛盾积累到阀值，剧烈的自然、社会冲突使继续做大蛋糕的目标本身也难以为继，此时，线性推理的习惯又会让人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分蛋糕作为首要目标或核心目标，从而产生“分蛋糕”的革命。如此循环不已。
按照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观，目标格局中的各项目标的相互关系主要不是先实现什么再实现什么的时间先后关系或简单因果关系，而主要是需要同时关照、同时推进的共变关系。此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都是人们的目标。分好蛋糕的目标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常态博弈，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产生了一系列规则，激励和约束人们做好蛋糕；反过来看，做大蛋糕的目标也会避免人们将主要精力用于静态分割，促使规则进一步向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方向进化。
当然，这种新的目标观是需要新的思维方法来配套的，因为形成目标本身也不再简单了。例如，你需要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度量和记录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的数量程度；你还要观察这些变量共同变化时的变化轨迹；你还要从这些变化轨迹中发现这些变量共同变化时的重复性或规律性；你还要度量国民对经济发展的满意度与所有这些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你还要寻找所有这些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变化与国民满意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并最终以国民满意度较高时的各个变量的数量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等等。形成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的这个过程，的确比形成GDP增长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复杂多了。虽然我们人类都有追求简单的自然倾向，但是，当日益复杂的现实世界本身要求我们也复杂起来时，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就应该勇于挑战这种复杂。
3．经济发展目标格局根源于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在我们刚才概要描述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过程时就已经发现，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概念还明确了一个过去常常被模糊掉的问题：经济发展目标到底是谁的经济发展目标？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发展目标前面冠以国家二字就能令人信服地得出答案。只有仔细甄别形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过程，才能判定谁才真正是经济发展目标的主体。
如果说全体国民是经济发展目标的主体，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幸福，那么，就应该在形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程序中体现出这种主体的全民性。在现代统计计算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再凭着少数人对什么是国民幸福的粗略感觉来确定经济发展目标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概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度量国民的满意度与目标格局中所有变量的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寻找格局的变化与国民满意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并最终根据国民满意度来确定经济发展目标格局。
显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科学与否，关键环节之一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满意度统计工作科学与否。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我们不可能简单化地直接把涉及范围广泛和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交由全体国民表态，那实际上是利用经济发展目标的专业性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国民主体性的一种变相否定。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仍然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完成，但必须制定科学的操作程序来保证经济发展目标的国民主体性。起码有三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1）按照时间序列连续统计国民基本需要格局，必须成为专业人员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工作。
一个国家的全体劳动参与者基于对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感悟而形成了可统计的五种基本需要（参阅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四节），由这五种基本需要组成的劳动参与者的基本需要格局，也是以劳动参与者为主的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由于一切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根源于全体国民的可统计的基本需要格局，所以按照时间序列连续统计国民基本需要格局也是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工作。
全体国民的五种基本需要就如同五个并列的逻辑树的顶端，每种基本需要都有多个层次的延伸需要，这些延伸需要构成每个逻辑树的顶端以下的部分。专业工作者在这个环节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参阅第八章第三节）：
一是根据科学检测标准和生产标准测算出人类基本需要格局中的基本生理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的总量和结构，直接用于在经济发展目标中安排有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行业和规模。
二是把五种基本需要中的其他四种的各个层次的延伸需要设计成可统计的指标体系，用于按照时间序列连续进行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进而统计出国民基本需要的整体状况。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当我们的确想按照全体国民的意愿设计经济发展目标和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时，全体国民的意愿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或笼统的感觉，而是一整套规范的、可统计、可测算的指标体系。
（2）专业人员必须说明和报告所设计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是怎样统筹兼顾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他们必须回答，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是怎样相互协调的？它们又是怎样满足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虽然我们不期望有一个能完全满足国民基本需要各项延伸需要的尽善尽美的经济发展目标计划，但是，要求专业人员正式和具体地报告他们设计经济发展目标时的逻辑推演过程，一定能促使经济发展目标计划朝着越来越兼顾国民基本需要的各项延伸需要的方向进化。
（3）选举、监督政治代理人的政治系统。
其实，能否将上述两个环节所要求的工作内容纳入设计经济发展目标计划的基本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另一个更基础的条件，那就是保证全体国民能有效选举、监督经济发展计划代理人的优良政治系统。设计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工作以及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发展的管理工作，都是由专业人员具体操作的，如果没有一个优良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同样优良的选拔和监督专业人员的机制，经济发展工作就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利用程序上的专业性来淹没目的上的全民性的情形。
关于政治系统规律性的更多描述，可参阅后面的内容。
（二）经济发展管理
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涉及多方面内容的宏观经济目标。在现代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不是仅仅依靠微观经济体的自发经济行为和“看不见的手”的自发经济调节就能实现的，国家主体根据所掌握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所进行的宏观经济发展管理也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宏观经济发展管理必须具有足够的科学性，必须是把握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前提下的宏观经济发展管理。宏观经济发展管理应该有一条清晰的和便于操作的逻辑思路。
1．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管理是目标管理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们的行为越来越从单一性、机械性向多样性、动机性转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选择的管理宏观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式是目标管理，它以经济发展目标作为推演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选择管理方式的逻辑起点。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发展目标是特定环境下的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个目标组成的目标格局，此时，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就主要表现为目标格局中各个目标的数量程度的变化，一个国家的恰当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目标格局中各项目标的数量程度的恰当的搭配。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各项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地区结构、经济收入结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水平；经济发展目标格局的特定环境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
如果从便于目标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已经描述过的经济发展目标范畴做一些简化处理。
简化处理的第一步是先引入和明确界定经济、市场、市场需求三个概念。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在粗略的意义上用经济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的某些行为时，一定是特指那些其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进行货币度量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复杂多样，只有那些很容易被货币化、价值化的人类行为才可以纳入经济范畴。例如，许多制造产品的行为，其中的劳动付出、原材料付出以及制造成果都很容易价值化、货币化，这些制造行为就可以被描述成经济行为。再例如，一个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敢于舍身饲虎的母亲，其行为无法用货币度量，就不能被纳入经济范畴。但是，将这位母亲的行为拍成电影进行传播的行为又可以纳入经济范畴。
显然，经济行为可以是重要的人类行为，但经济行为不是全部的人类行为。同样，经济发展目标可以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目标，但经济发展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目标。
我们引入经济这个概念是为了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掌握那些其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进行货币度量的人类行为的规律性，从而为管理经济行为提供依据。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引入市场和市场需求的概念。
在多数情况下，人类行为的价值化、货币化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就是有限自由交易的环境，由契约制度、产权制度、时空便利性等一系列制度和条件所构成。市场为不同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合作提供了便利性。
有了市场概念以后，为了寻找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行为规律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经济行为看作被市场需求所驱动的逐利行为。市场需求在这里被理解为人们对物品（包括无形物品）的欲望和货币购买能力的交集，其中的欲望又根源于人们的内在需要，欲望就是指向了具体物品（包括无形物品）的内在需要。
简化处理的第二步是借助“经济”概念来简化经济发展目标概念。
我们可以从货币度量的角度把前面描述过的经济发展目标进一步概括为一定自然条件下、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经济结构下的实际经济总量目标。其中，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经济增长目标、物价水平目标是涉及实际经济总量的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经济产业结构目标、经济地区结构目标、经济收入结构目标、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是涉及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格局中的自然（资源、能源、生态、气候）张力、政治法律约束力、文化引导力，由于对其进行货币度量的难度相对较大，可以视为实际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的自然约束条件和社会约束条件。
简化处理的第三步是借助市场和市场需求概念来确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延伸目标。
如果我们把经济行为看作被市场需求所驱动的逐利行为，那么，经济发展目标的焦点就可以放在市场需求目标上，经济发展目标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国家的为满足未来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全部逐利行为的结果预期，即一个国家的在一定自然社会约束条件下的实际经济总量目标、经济结构目标是这个国家的为满足未来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全部逐利行为的结果预期。市场需求目标就是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延伸目标，其中，市场需求总量就是实际经济总量的主要延伸目标，市场需求结构就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延伸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中的经济总量是一定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总量，我们追求的是优良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总量。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可以大体理解为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市场需求总量沉淀下来的结果；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的经济结构，可以大体理解为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市场需求结构沉淀下来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总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市场需求总量的问题，改变经济总量的逻辑基础是改变市场需求总量；这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市场需求结构的问题，改变经济结构的逻辑基础是改变市场需求结构。
经过以上推演过程，我们现在可以把经济发展目标简化为一定自然条件下、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市场需求结构下的市场需求总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过程也可以简化地理解为围绕着满足市场需求而循环进行的国民行为。
例如，我们以前说中国经济结构继续恶化下去会导致经济自然崩溃，就是指一直在支撑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某一大块市场需求会因为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矛盾的制约在某个时刻突然大幅度减量，从而导致市场需求总量锐减和实际经济总量突然停滞。因此，经济结构转型战略就是想在某一大块市场需求突然大幅度减量之前就开始培育出新的主体性市场需求，从而发育出新的经济结构，避免经济总量的突变。
2．对经济发展进行目标管理的主要内容
从便于操作的角度看，从经济发展目标出发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目标管理，就可以简化为从市场需求目标出发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目标管理。
我们继续推演：由于市场需求的状况主要取决于欲望、货币购买力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把完整的宏观经济发展管理大体区分为国民欲望管理、国民货币购买力管理两部分内容。
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的市场需求结构可以大体理解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包括政府、企业）在这个时期的欲望结构与货币购买力结构的交集。
显然，有欲望而欠缺货币购买力的国民无法形成足够量的某种市场需求；有货币购买力而缺乏欲望的国民也无法形成足够量的某种市场需求。这意味着改变市场需求结构的逻辑基础是改变国民的欲望结构和改变国民的货币购买力结构。这也意味着，要想形成一种持续的和成规模的市场需求，就必须先让足够数量的一大群国民产生一种持续的和成规模的对一些物品（包括无形物品）的欲望，然后通过注入货币让一大群足够数量的国民去生产这些物品，获得货币回报，用获得的货币回报购买这些物品；然后再生产，再获得货币回报，再购买，如此循环下去，就会形成一种持续的和成规模的市场需求。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看，各种传统的宏观管理办法（如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财税政策工具等）关注的焦点经常是形成市场需求循环过程的后半部分，即涉及货币购买力总量和货币购买力结构的部分，而非常缺乏研究的是，如何主动采取系统的办法来确保足够数量的一大群国民产生一种持续的和成规模的对一些物品（包括无形物品）的欲望。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把欲望问题完全交给上帝来处理。
有许多企业家懂得如何从微观角度刺激大家产生对一些企业产品的欲望。其实，如何从一个国家的宏观角度刺激全部国民的欲望，同样有其可认识、可利用的规律性。
企业家们都知道，欲望就是指向了具体物品（包括无形物品）的内在需要（关于内在需要请参阅第八章）。例如，饥饿是对一种内在生理需要的概括，好奇心是对另一种内在心理需要的概括。如果此时在一个存在饥饿这种内在生理需要的人的面前摆一个他经常吃的面包和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蓝色食品，他的内在需要就会指向面包，我们就说他对面包有了欲望；如果此时站在面包和个蓝色食品面前的是一个存在好奇心这种内在心理需要的人，他的内在需要就会指向蓝色食品，我们就说他对蓝色食品有了欲望。
显然，产生欲望的前提之一是有内在生理或心理需要。内在需要就是那种想要得到满足的感觉（参阅第八章）；产生欲望的前提之二是存在可感知、可认知、可偏爱的具体物品（包括无形物品）。这意味着欲望结构也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内在需要结构是欲望结构的最重要的基础，其他因素包括与生产力状况、资源、环境、生态有关的具体物品的提供过程，还包括与文化（知识和价值观）有关的对具体物品的偏爱过程。
从微观市场营销的角度看，企业家们让人们产生欲望的流程是：准确了解人们的内在需要及其变化；适时提供恰当的能满足目标顾客群内在需要的物品（包括无形物品）；采取广告宣传等一系列措施让所提供物品更容易被目标顾客群感知、认知、偏爱。
同样，从宏观经济发展管理的角度看，政治家们管理国民欲望的流程是：准确了解国民内在需要及其变化；适时提供恰当的能满足国民内在需要的物品（包括无形物品）；采取文化宣传等一系列措施让所提供物品更容易被国民感知、认知、偏爱。
因此，国民欲望管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三个内容。
现在看来，我们所进行的宏观经济发展管理应该包括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国民货币购买力管理四部分内容，其中的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又可以合称为国民欲望管理。
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后，宏观经济管理才成为一门专门学科，但凯恩斯主义和以后陆续产生的各个学派所描述的宏观经济管理仅仅止于国民货币购买力管理。从今以后，我们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包括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国民货币购买力管理的综合战略管理。
3．对经济发展进行目标管理的主要工具
国家主体所进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可以分为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国民购买力管理，这四种管理所使用的主要管理工具也有所不同。
国民内在需要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基础政治制度。国民的五种内在基本需要是全体国民作为独立主体对生产力状况、自然状况综合反映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变化的直接基础（参阅第八章、第九章）。它应当被视为人类社会一切自我管理的逻辑起点。国民内在需要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随时扫描、调整、变革基础政治制度，保证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迅速认知、传导国民五种内在需要及其变化。这部分内容放在下一节论述。
国民购买力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大家熟知的货币政策工具、财税政策工具以及更基础层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参阅本章前一部分内容）等经济、行政类工具。国民购买力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调整国民购买力结构来减少国民欲望结构与国民购买力结构不配套的情形。
国民供给管理的主要工具是能够传导资源状况、能源状况、生态状况、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核心利益的产业政策。能够满足国民内在需要的物品有多种选择，国民供给管理就是要从提供物品的角度进行国民欲望管理，剔除那些与资源状况、能源状况、环境状况、生态状况、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核心利益有较大冲突的选项。
国民消费文化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国家掌握和引导的一切文化宣传工具，包括影视、网络、报刊、书籍出版、文化活动、广告管理等。在这些领域不能完全由企业微观逐利行为主导，国家主体必须进行与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购买力管理、国民供给管理相配套的文化宣传工作，从知识和价值观的层面进行国民欲望管理，影响和引导国民的消费行为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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