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充足的科学研究资源包括的内容

四、充足的科学研究资源

哈佛大学之所以取得很多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除了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理念、严格的学术研究制度外，还与哈佛大学能够提供其他大学不可比拟的科学研究资源密不可分。这些充足的科学研究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

（一）物质资源

在物质资源方面，主要表现为哈佛大学拥有充足的捐赠基金和政府的科研资助。很多教授席位以及有些专业学院的建立都是依靠捐赠而建立的，例如，1781年威廉德（Joseph Willard）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坚信启蒙运动加强了自然科学的地位，说服董事会用赫西捐赠的100英镑建立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其他像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专业学院，都是在巨额捐赠中建立起来的；很多研究中心也是依靠捐赠运作的。应该说，这些资源为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哈佛大学科学研究的物质资源还表现在，哈佛大学拥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量的图书馆系统，以及各种博物馆、档案馆、戏剧中心等科学研究的辅助设施，装修或典雅或辉煌的各种建筑物等基础设施。

另外，哈佛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积极推动科学研究的市场化进程。积极利用科学研究的市场，服务于美国工商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外国的私人机构和政府，哈佛大学通过知识服务社会，获得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源。在美国，联邦政府曾经颁布过法案，允许大学运用联邦政府的资助申请专利。专利权给大学的科研提供了一种动力，使它更多地在实验室中发现有价值的创见。就这种努力而言，一方面可以加速转化实用性成果或方法的速度，另一方面又可获得新的收入来源，增加科研的经费。应该说，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哈佛大学是较早开始专业知识市场化来资助研究的大学。

从教授个人方面来看，1960年，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大卫·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并以232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的公司卖掉。这一举动引起了哈佛大学其他教授的仿效。另外，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用较少的资金创办了一家经济预报公司——数据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但几年后该公司出让时一下子卖了1.2亿美元。这样巨大的利益回报，使得每一个受经费困扰的大学管理者热血沸腾。一般来讲，在哈佛大学，教授的外部收入超过其工资收入的1/3，其中大多来自对外咨询工作。教授们还可能从大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回报，有的公司有兴趣出资赞助某些教授的研究项目，以获得利用研究成果的某种优先权。

从哈佛大学方面来看，校方希望避免引起学术界对知识市场化的谴责和非议。1974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秘密地与孟山都公司进行谈判，并签署了一份价值2 300万美元的合同。孟山都公司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提供研究资助和设备，同时获得所资助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这次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行动，对后来专业知识的市场化开创了新的模式。^[37]虽然这类合作在当时还很少见，但许多大公司已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使得大学校园内的科学研究有机会开辟出一条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

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学科学知识研究的市场化，1988年，哈佛大学宣布成立一个有限公司，其目的是通过组建的新公司将医学院的科学成果商业化。这样做，可以在哈佛大学与商业公司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哈佛大学的有限公司可以参与商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并获得收益，但不涉及哈佛大学。后来，哈佛大学已经不再是商业化的先锋了，但是，其知识商业化的策略广泛传播到了其他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就建立类似的机构，集中负责管理整个大学的知识市场化的运作，包括从申请专利到组建公司、从非营利子公司到大学技术公司。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以多种方式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知识市场化运作，通过知识的市场化获得来自工商界的支持。这种新的企业模式，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38]

知识的市场化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1980～1981年就离开哈佛大学，成为一家生物公司的主席，尽管不久后他又回到细胞和发展生物学系，但知识市场化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响可见一斑。年老一代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德沃德·普赛尔（Edward Purcell）在年龄很大的时候坚持本科生教学，但年轻一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系的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却在帮助瑞士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哈佛大学商业评论

商学院的知识市场化，表现为成立专业公司负责管理《哈佛大学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及商学院的学术出版物。商学院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公司（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由罗斯·麦克姆林（Ruth Mcmullin）担任出版公司的经理，主要经营《哈佛大学商业评论》。1985年，《哈佛大学商业评论》发行量24.3万份，仅仅重印杂志就收入250万美元，而1947年时仅发行1万份。从1922～1947年，杂志每年都有几千美元的赤字；但到1980～1985年期间，每年赚回200万美元的利润；到1990年时，净利润为300万美元。此外，案例收入和出版收入也非常可观。^[39]总之，通过技术转让而获得的回报，增加科研经费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企业界支持科学研究看好。有的批评者认为，公司的钱会使公共目的的科学研究以满足私人利益作为最终的归宿。有的批评者认为，大学将科学研究的发现取悦公司资助者，利用研究生促进商业利益的发展，进而影响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成果。^[40]吉耐克斯公司（GenexCorporation）的创始人里斯利·格里克（Leslie Glick）就认为，商业化的考虑不但影响研究的选题和建议，而且还有可能影响教授的雇佣和发展。

但是，哈佛大学博克校长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尽管存在上述批评者所述的危险，但很少有证据能够显示像格里克所预言的那样，教授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雇用自己的研究生为其服务；也没有证据表明大学对一些商业化做得很好的教授任命进行妥协。实际上，批评者也很难提出证据来表明应用性研究的商业利益影响了大学的基础研究。因为大学科学研究的经费10%左右来自公司的资助，这不可能大面积地影响大学研究的优先考虑课题。博克认为，如果某些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接受的资助少于它需要的资金的情况出现，那么往往是短视的美国政府所为而不是来自商业的影响。

综合的调查研究显示，自1985年以来，所有生命科学得到来自公司资助的资金近25%，生命科学的教授在公司咨询中所获得的收入只有7%。然而，这部分教授不仅出版物多于同事，而且他们的教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总之，没有证据表明，生命科学的教授对商业利益比对传统的科学研究更感兴趣，或者新的类型的企业化学家已经席卷了整个大学^[41]。

对于大学教授而言，传统的科学研究价值显然远远高于对财富的追求。几乎所有的学术科学家对于同行的尊重和对于知识的热爱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事情的关心。因此，博克校长认为，政府需要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既不要破坏基础研究，也不要担心科学研究会受到商业的污染。事实上，大学的学者们已经相信，孤立地呆在象牙塔里面不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相反地，当今时代的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与外界进行资源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42]

当然，在哈佛大学，知识市场化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研究生和博士后抱怨普塔希尼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更多地依赖生物公司。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1980年，文理学院成立了研究政策委员会，对私人资助的研究进行监督和检查。该研究政策委员会要求，教授和学术领导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大学服务于大众的根本目的，避免将大学变为纯粹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但是，拒绝知识市场化就意味着拒绝变革，因此，哈佛大学应该意识到止步不前的危险，并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将自己的办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43]。

（二）学术人才资源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一直是美国科学院、大型研究机构、各种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因此，哈佛大学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其他大学所没有的学术人才资源优势，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世界知名的学者。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充足的学术资源，都是哈佛大学吸引这些优秀人才的原因。有的时候，引进一位大师级人物就能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某个领域的终身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固守传统而不能创新，哈佛大学往往会采取从外界引进人才来创立新的研究领域而不破坏原来研究方向的做法，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这样，既避免了学术研究团体的内部分裂，也维护了学术自由的价值。(www.xing528.com)

首先，在人文学科领域，英语语言和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系里有很多知名的学者。英语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一直是哈佛大学最主要的语言和文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有乔治·李曼·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ige），1888～1936年间，他一直是英语系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从事研究生的教学，曾教授过语言学、中古英语、古法语、现代英美文学和现代外国语等。1936年，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讲授17世纪文学课程，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著名的美国文学家。1949年，瓦尔特·杰克森·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成为文学传记方面的终身教授。因此，英语系成为一个拥有充满活力的教授团队，为以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英语系在哈里·莱文（Harry Levin）领导下，还进行了跨学科的比较文学领域研究。莱文退休之后，克劳迪欧·奎伦（Claudio Guillen）接替该项目，成为新一代文学理论的领导人物。1949年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家罗曼·伽考波森（Roman Jackobson），加上1947年任命的莱纳托·珀吉奥利（Renato Poggioli）和阿尔伯特·罗德（Albert Lord）教授，一起创建了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系。该系的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教授是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教授之一。

20世纪7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项目中出现了危机。于是，一个由其他院系的教授们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进行了新的终身教授的任命工作。该特别委员会主席认为，要把法国文学研究引向后现代主义。1983年，来自耶鲁大学的著名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巴布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以及新批评理论的领导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到法语系任教。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学者苏珊·苏蕾曼（Susan Suleiman）也缩小了哈佛大学在法国文学研究上与其他大学的距离。

在科南特校长任职期间，哲学系任命24岁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以数学分析为基础的逻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威廉德·范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为哲学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奎因成为了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是美国分析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和领袖，也是继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詹姆斯之后的又一位哲学大师。在政治学领域，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一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学著作。1972年语言哲学家斯坦利·凯威尔（Stanley Cavell）被任命为教授，1973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分析哲学家海拉瑞·普特奈姆被任命为教授。他们一起使哲学系达到了哲学学术研究的顶级层次。

1930年，历史系成为哈佛大学中研究力量最强的文科系。其成员有：年轻的欧洲史学家威廉姆·兰格（William Langer）和克雷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美国社会、殖民地和西部史学者如阿瑟·思科雷星格（Arthur Schlesinger），佛里德里克·莫科（Frederick Merk），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以及美国南部历史学家保罗·巴克（Paul Buck）等这些教授都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此后，又先后任命了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约翰·K·费尔班克（John K.Fairbank）、埃德温·O·瑞斯考斯特（Edwin O.Reischauser），他们分别是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史专家。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哈佛大学历史系在美国大学里是最好的系。

1945年，年仅29岁的阿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的《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获得普利策奖。截止到1950年，奥斯卡·韩德林（Oscar Handlin）出版了3部著作，他35岁时出版的第三部《离乡背井》（The Uprooted）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奥斯卡·韩德林和阿瑟·斯莱辛格两位著名美国史教授被任命为终身教授，保证哈佛大学在美国史研究领域领先很多年。

其次，在自然科学领域，哈佛大学的化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埃利奥特校长时期，哈佛大学化学系最主要的成就是，西奥多·威廉·理查兹（Theodor William Richards）教授于1914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测定原子量，并陆续测定出铜、钡等25种元素的准确原子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20世纪30年代，化学系的有机化学家帕尔·巴特莱特（Paul Bartlett）和路易斯·费瑟（Louis Fieser）、物理化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和W·布莱特·威尔森（W.Bright Wilson）组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化学系教师团队。20世纪40年代，化学系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当时化学系的终身教授都是全美国最好的教授。1954年，化学系的肯拉德·布洛赫（Konrad Bloch）和著名生物化学家弗兰克·维斯特海默（Flank Westheimer）、有机化学家E·J·科里（E.J.Corey）被任命为终身教授。物理化学家威廉·李普斯科姆（William Lipscomb）和杜德利·赫希巴赫（Dudley Herschbach）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根据当时的学术研究水平，布洛赫、李普斯科姆、赫希巴赫和科里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物理学领域，洛厄尔校长曾重视本科生教育而忽视研究生教育，这引起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的抱怨，认为教授中缺少有抱负的年轻的科学家，会使哈佛大学在这一领域后继无人。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董事会资深成员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Nelson Perkins）之后，哈佛大学引进了一些有抱负的学者，包括著名电磁物理学家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天文学家罗伯特·W·威尔森（Robert W.Willson）和本杰明·奥斯古德·皮尔斯（Benjamin Osgood Peirce）等，使得物理系在后来的25年中得到了非凡的发展。^[4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佛大学在物理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理论和量子物理学，有多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1946年，著名教授佩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因在高压物理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1952年，艾德沃德·普赛尔（Edward Purcell）获得诺贝尔奖。1965年，朱利安·施文格（JulianSchwinger）获得诺贝尔奖。1977年，约翰·范·维拉克（John Van Vleck）因发表量子物理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后来，肯尼斯·本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和温德尔·弗利（Wendell Furry）教授进入物理系，其中弗利教授是量子机制的开拓者。他们是美国大学中最大的物理学团队。在理论物理学家朱利安·斯文格之后，又有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希尔顿·格拉肖（Sheldon Glashow）先后获得诺贝尔奖。1980～1990年，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通过与物理系双方聘用的办法吸引了哈佛大学的很多物理学家从事应用物理学研究。

到20世纪末，哈佛大学以物理学为主修专业的本科生已超过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宇宙弦理论吸引了年轻科学家们进行研究，其中有朱安·迈尔德塞纳（Juan Maldacena）、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卡姆拉姆·威法（Cumrum Vafa）。现今，物理系仍然继续继承前人的光辉业绩，在物理学的领域进行基础研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优质的教育。2005年，罗艾·格劳博（Roy J.Glauber）因在光学同调性量子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哈佛大学有19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其中应用科学工程学院就有14名院士，足见哈佛大学应用科学实力之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和热带医药三个领域取得进展，适应了不断增长的医护服务和第三世界的需求。1972年，郝沃德·黑艾特（Howard Hiatt）接任约翰·斯尼德（John Snyder）担任院长。他建立了卫生政策管理执行项目（Executive Program in Health Policy Management）以及健康护理项目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Health Care Programs）。公共卫生学院不断提高教授水准并引进著名教授，有统计学家弗里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erick Mosteller）、健康政策专家哈里·范格（Harvey Fineberg）以及热带医药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威尔勒（Thomas Weller）。

最后，在社会学科领域，作为哈佛大学后起之秀的社会科学也不甘示弱，其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类学的皮博迪博物馆在普特奈姆40年的领导下，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该博物馆比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更多的博士。因此，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建立在博物馆的基础上，同时普特奈姆创造了与博物馆院系（Museum-Department）合作的教学模式，主要以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为主。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已成为非常成功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超过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等大学的影响下，1931年9月，哈佛大学建立社会学系，梭罗金（Pitirim A.Sorokin）为社会学系第一位系主任。很多优秀的研究生就读社会学系，他们中的泰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成为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1946年，在社会结构和历史社会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和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塞缪尔·斯特佛（Samuel Stouffer）获得终身教授职位。斯特佛直接领导社会关系实验室（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进行社会研究。1970年，阿莱克斯·因克里斯（Alex Inkeles）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社会学系，加强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纳森·格莱茨（Nathan Glazer）也加强了社会学系的非定量研究。

1933年，经济系最著名的学者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其他的还有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哥特弗里德·哈勃勒（Gottfried Haberler）以及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张伯伦1933年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以及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作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使得哈佛大学成为凯恩斯理论的中心。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系的研究人员已经对凯恩斯主义感到厌倦，新的具有很强数学基础的计量经济学开始出现。1959年，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被任命为终身教授，他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经济学系在国防经济学、健康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科学经济学、艺术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有新的教授出现。其中，1968年，肯尼斯·埃罗（Kenneth Arrow）接任库兹涅兹理论经济学教授职位。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成为国家经济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主任，该研究中心也从哥伦比亚大学迁到了哈佛大学。

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学术发展和满足学生的需求，经济系聘用了很多著名教授。其中有：理论家或计量经济学家兹威·格瑞里奇斯（Zvi Griliches）、肯尼斯·埃罗、达勒·乔根森（Dale Jorgenson），以及马丁·菲尔德斯坦、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杰弗里·萨奇斯（Jeffrey Sachs）。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在菲尔斯坦和萨默斯的带领下，成为经验和政策倾向的经济分析中心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中心。到20世纪末，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大学社会科学系。^[45]

哈佛大学专业学院的科学研究不仅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而且还经常聘用著名教授主管某一领域或某一个实验室，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商学院为加强在定量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先后聘用了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统计学家郝沃德·拉艾法（Howard Raiffa）、精神分析家亚伯拉罕·赛尔兹内克（Abraham Zaleznik）。20世纪70年代，又聘用了著名的犹太学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著名历史学家和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麦克罗（Thomas McCraw）。

在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中，华人学者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主要有：李济、齐思和、梁思成、赵元任、李远哲、竺可桢、林语堂、李欧梵，以及数学系系主任丘成桐等。他们都是华人在哈佛大学学术研究中的杰出代表。

总之，哈佛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人才济济。除了教授作为哈佛大学科学研究的学术人才资源之外，研究助理、研究生、访问学者等也是哈佛大学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学术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