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传播与环境认知的分析介绍

第一节　电视文艺传播与环境认知

电视文艺与电视一起诞生^[3],电视文艺的出现一开始便与社会环境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传播媒介的电视在传播文艺节目的过程中为受众提供了娱乐环境,划定了审美标准,电视文艺特有的传播方式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议事日程表”,上面记录着他对当前审美、文化、娱乐、资讯等标准及内容的判断。这些判断和认识究竟来自何处呢?按照“议程设置功能”的解释: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大众传播,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4]电视文艺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与人们的生活如此切近,同样具有信息源和影响源的双重角色。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概要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 E.麦库姆斯和D. L.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被看作是“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的发源地。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就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进行了总结。

这项研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了解他们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与判断;二是对8家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同期政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两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麦库姆斯和肖发现,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于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麦库姆斯和肖就外交、财政等5个项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主要项目上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7,在次要项目上达到0.979。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5]

纵观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其实关于大众传播对社会成员的环境认知活动的影响问题并不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就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例如,B. C.科恩在考察报刊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的成功的。”^[6]但是,将大众传播的环境认知和影响最早明确地概括为“议程设置功能”并进行了实证考察的,则是麦库姆斯和肖。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提出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瞩目,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了探讨和验证。较有体系的研究有美国学者D. H.韦弗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等。这些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在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和受众的“议程认知”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从产生到发展,侧重点都在对新闻的研究。作为现代社会人们获得资讯的重要途径,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得到反复的印证。电视文艺节目从内容上弥补了单纯的新闻节目留下的空白,在提供给人们信息的同时也创造了娱乐环境,划定了公共审美标准,传承了社会文化,也就是说,电视文艺传播同样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二、电视文艺传播与环境认知

对于大众传播议程设置效果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三种机制上来考察。第一种机制称作“0/1”效果或“知觉模式”,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第二种机制称作“0/1/2”效果或者“显著性模式”,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第三种机制称作“0/1/2…N”效果或“优先顺序模式”,即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作的判断。^[7]一般认为,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而且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照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8]

大众传播“议程设置”效果的这三种机制,恰恰与受众在欣赏电视文艺节目时接受心理的三个层次不谋而合。从接受美学的立场上看,电视文艺的受众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艺术作品的完成者和艺术价值的实现者,^[9]从这个层面上说,电视文艺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提供娱乐环境

广义上的审美娱乐性应该说是一切文化媒介的内在基质,但这里所说的审美娱乐功能,则指一种特定的、狭义上的审美,即由艺术方式所传达、刻画、塑造出来的审美形象和审美情感所产生、具有的娱乐性。电视文艺节目不像新闻类节目那样传播实用性信息知识,或者做简单的思想宣传,而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吸引受众,达到与受众交流感情、互通心灵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电视文艺传播提供的娱乐是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娱乐。传统的电视文艺理论常常把娱乐看作低俗的东西,把娱乐与审美放到极端对立的位置上,这使得电视文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受到局限。其实,国内外有关心理学的试验和理论一次又一次证明: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在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需求恰恰是人最本能的需求之一。“游戏、娱乐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就像席勒所说:‘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使人的双重本性一下子发挥出来。’而艺术作为人类所有游戏活动中最具人性价值的娱乐活动,恰恰是人类超越物质现实本身的束缚而具有某种精神超越性的品质所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审美性直观再现,因而它给人类带来的愉悦和享受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10](www.xing528.com)

受众对娱乐环境的需求促进了电视文艺节目的快速发展,综艺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如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光线传媒的《中国娱乐报道》、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欢乐传媒的《欢乐总动员》、凤凰卫视的《娱乐串串秀》等节目已经在观众的心目中形成了文艺娱乐节目的品牌,这些娱乐资讯节目为观众提供了怡情审美的精神快餐,而综艺晚会节目又让从工作和学习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现代人有了放松心情的空间。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国内电视文艺节目的精品,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大年三十晚上必看的节目,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于2002～2004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春节联欢晚会在各类节目的收视率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在最近一次的调查中,尽管观众认为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质量有所下降,但是认为春节联欢晚会应该继续办下去的人数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将近八成。除了我国本土的电视台和私营影视制作机构竞相开发娱乐节目市场,目前进驻我国的外资媒体也纷纷把娱乐作为节目开发的重点。电视文艺的娱乐功能作为议题被提上了人们的生活日程,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环境和思维方式。

(二)提示公众对美的认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在欣赏接受文艺节目的过程中会用自己的判断标准去评判所看到的内容,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取舍,而影响这种取舍的正是电视文艺节目本身一段时间经常提到的某种标准或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文艺节目中,观众最常看到的就是明星的出现。明星的出现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演艺经纪公司为了打造一个明星,往往要动用多种宣传模式和方法,其中常常会用到的一种就是曝光与明星相关的各种咨讯———俗称“爆料”。演艺经纪公司还想办法让明星出现在电视台的各个栏目(主要是文艺栏目)中,增加该明星的曝光率。

观众对明星的接受实际上是从心底里对其某一方面的认可,明星最终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也正是符合了大众审美接受的心理。台湾著名流行音乐歌手李玟的出名得益于为她量身打造的MV在美国MTV全球音乐台24小时滚动播出,电视文艺传播的广泛性让她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瞩目的巨星,成为流行和性感的代言人。如果没有电视文艺传播,就没有这样的明星制造机制。反之,如果有的明星一段时间退出观众的视线,也会被观众自然忘却。这说明,电视文艺传播内容的强弱度为观众的议题做出了判断和选择,被选择出来的议题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说就是一种对美的认知。

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人们对电视文艺节目所倡导的“时尚感”的认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电视文艺节目已经担负起倡导时尚流行的重任。从主持人、演员的穿着打扮到话语体系、色彩观念等,电视文艺传播的具体功能变得多元化。

(三)传承社会文化

人们对大众传播产品的消费,与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不同,前者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性。

什么是文化呢?从人类生活(特别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内涵角度来看,有着“文化科学奠基人”之称的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提到:“从最为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到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在依据普遍原理探索人类各种社会中存在的条件时,它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最为适宜的主题。另一方面,使文明得以广泛普及的单一性,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具有单一原因的单一行为。而文明的各种程度则可以视作发展或进化的阶段。换言之,各个阶段即是过去历史的结果,也将在创造未来历史时发挥固有的作用。”^[11]在泰勒的解释中,他强调了文化最重要的内涵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它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最为适宜的主题”。电视文艺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功能实际上是议题选择和审美升华的最高阶段。从传播学议程设置效果的角度看,文化实际上是人们审美过程中将议题优先化的结果,是对审美标准认可与总结的历史过程。“电视文艺作为源于人类生活、人类历史的艺术产品,它必然反映和打上某一时代、某个社会、某种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12],换句话说,电视文艺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必将肩负起文化传播与发扬的重任。

当然,如果单看某一次成功的电视文艺传播,其本身也是一次文化传播活动。但是,如果将电视文艺传播活动放到历史的度量衡上,对文化的传承则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一,电视文艺传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开播为“国粹”戏曲艺术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和平台。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文艺传播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戏曲频道深受中老年观众的喜爱,并且在一些中小城市收视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许多青年观众也认为电视与戏曲艺术的结合会带来中国戏曲艺术的新发展。

第二,电视文艺传播对外来文化的引入。电视文艺作为传播媒介将现代社会各国文化的交流信息与活动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单一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已经不能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欣赏口味和水平。目前全国的电视文艺栏目,将国外的流行音乐、舞蹈作为吸引观众的重要筹码,一时间在内地掀起了“欧美流行风”、“哈日风”、“哈韩风”。观众口头传唱的曲目多了选择,一些年轻人更是大胆地模仿电视节目中所介绍的异域风格来装扮自己,显得时尚前卫。电视文艺的传播是传统文化宣传、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阵地,更是多种文化交融的桥梁。中央电视台郭霁虹导演曾在她的文章《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论海外电视文艺的艺术特征》中提到,“对民族深厚文化传统和自身文化传播使命的尊重,是我们海外电视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立足点。在我们的作品中,要用‘国际语言’向海外观众讲述‘中国的故事’;要展现中华民族悠远文化的永恒魅力;要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恢宏气度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气息;要体现华人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联结,既要表达爱国情愫,又要抒发世界情怀,把‘民族之声’融入世界和平友好的‘大合唱’当中去,从而体现出国际化、民族性、时代感和人情味。”^[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