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鲁迅研究成果：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属“鲁迅研究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资料之齐全、持续之久为最罢。有心人如果遍访中国大陆各大学的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就不能不为千篇一律的“鲁迅专柜”而吃惊；开设“鲁迅研究”“鲁迅思想研究”“鲁迅作品研究”的专题课与选修课，也是中文系教师之必选。很多人士，都是以“鲁迅研究专家”自许的。此风之盛行，可谓是由来已久。197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在鲁迅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成立由著名学者李何林、唐弢和王瑶牵头的“鲁迅研究室”，负责协调与指导全国的鲁迅研究工作。^[40]《鲁迅研究月刊》也应运而生。积30年之功力，鲁迅的研究著作竟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半壁江山”，各类资料浩如烟海，不可计数。而且这种趋势也没有停步之迹象。如此多的政府投资，如此热闹的研究景观，它还焉有不在“红学”之外博得“鲁学”之称谓的道理乎？

在漫长的五六十年代，成名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评论家和鲁迅友人、学生、妻子和兄弟，几乎全部投身到这一浩大的工程中。^[41]仅粗略统计，就有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1951）、李霁野的《鲁迅精神》（1951）、徐懋庸的《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1951）、王士箐的《鲁迅》（1951）、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1951）、刘雪苇的《鲁迅散论》（1951）、冯雪峰的《回忆鲁迅》（1952）、胡风的《从源头到洪流》（1952）、王瑶的《鲁迅与中国文学》（1952）、周遐寿（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1953）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1953）、华岗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3）、朱彤的《鲁迅作品的分析》（一、二、三）（1953、1954）、巴人的《鲁迅的小说》（1956）、陈涌等《鲁迅作品论集》（1956）、王西彦的《论阿Q的悲剧》（1957）、周启明（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唐弢的《鲁迅在文学战线上》（1957）、川岛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58）、许钦文的《〈彷徨〉分析》《〈呐喊〉分析》（1958）、王士箐的《鲁迅传》（1959）、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1961）、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1962）等等等等。在新时代，如此之多的人在鲁迅研究领域里扎堆，一方面，它确实表明很多人是把鲁迅当做自己的人生导师、精神领袖来崇拜的，一旦过去的当局设置的禁区被打破，今天的当局又把他看作文化界偶像，这种长期被压抑的崇拜之情便有如山洪暴发般地喷涌出来；另一方面，不乏有借表彰鲁迅去迎合当局的隐秘心理动机。这是因为，凡拥护当局文化政策都被视为进步，而鲁迅既然被文化政策看作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型和榜样，那么研究鲁迅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具体表现；最后是出于知识者天真的幻想，以为当局真的在信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他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还有一些研究者把鲁迅视为精神家园，鲁迅研究也被视为对个人痛苦与思想困惑的解释宽慰。可这些研究者人员芜杂、目的不一，思想面貌难说整齐，上述猜测是否恰当实难判定。鉴于这些人已经过世，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还未披露，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本人的复杂关系还有待深入了解，所以只能点到为止，我们暂时搁置评价也是为了问题的进一步展开。

显然，瞿秋白毛泽东们对鲁迅的经典评论，是所有研究者共同的出发点，是他们思想的底线。在这先验性思想框架中，有三种学术表现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左翼文学评论家是根据毛泽东的评价来割裂鲁迅思想与创作发展的内在联系的，他们的研究因此难免会有政治的功利性和非学术的色彩；二是鲁迅追随者虽然肯定了他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精神，以及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过程中的鲜明立场，但又拒绝把它与五四精神和鲁迅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加以联系；三是家人对鲁迅正面形象的刻意美化，对其性格缺陷的故意隐瞒，这些僵硬刻板的回忆叙说实际成为鲁迅研究工作的严重障碍。

延安“鲁艺”出身的陈涌把鲁迅思想定调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角色上。他强调说：“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遗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战斗的，同时又是实事求是的，是在和各种敌对的文艺思想作斗争、同时又是在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并丰富起来的”，^[42]据此，他反对把尼采思想纳入鲁迅早期思想之中，认为即使有所粘连，也主要是由于作者当时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造成的。^[43]陈涌将鲁迅前、后期思想人为割裂的做法，居然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赞同。左翼批评家阿英模仿他说：“鲁迅先生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也就是全部生命里，是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这……也就必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与共产党的战斗精神，是完全契合的。”^[44]冯雪峰坚信：“鲁迅先生领导着左联的那几年，他自己完全明白的：我们党在支持他，而他在我们党的旗帜之下战斗。在这几年中，我所看见，鲁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党的方向相一致，简直达到了像一个很好的党员那样的地步。”^[45]李何林更是指出：“我不同意鲁迅先生的前期思想是单纯的进化论思想，我认为除这种思想之外，还与无产阶级思想即阶级论思想，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为他在无意中所掌握，所运用。”^[46]

与长于檄文风格的左翼人士不同，书生气十足的许钦文对他们把鲁迅人为拔高的做法相当不以为然。在鲁迅圈子里，许钦文常被人看作“知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有人看来，鲁迅平生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是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则是差点成为鲁迅女朋友的许羡苏（许钦文之妹）和许广平。^[47]因据“知鲁派”的骄傲身份，许钦文对那些人对鲁迅形象的胡涂乱抹很有些看不起，当然这不排除老先生的不识时务。他看不明白，这些左翼批评家其实不是在写自己的文章，而是在代为捉笔。他指出：“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自己说明，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为的是改革人吃人的封建社会，改变麻木的人的精神；这就是用文学形式强有力地开反封建的一大炮。”^[48]孙伏园在《五四运动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文中也认为，这篇小说实际是一篇鼓吹“人权”的作品，认为因为它的晦涩、深奥，读它正像读四书五经一样，是大人的事，“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读的资格”，而孩子们不必读，这会“使他们的小脑子染上一点污浊”。但该文很快受到“曲解鲁迅”的粗暴指责。^[49]与陈涌、冯雪峰和阿英不同的是，毕生追随鲁迅、不具有党派背景的许、孙二人，更倾向于把鲁迅与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精神看作一个整体，认为鲁迅实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份思想遗产。这一做法尽管与鲁迅研究中的主流意见相违，在世人眼里有“落后”之嫌，但作为左翼文学批评以外的另一种声音，对当时的过激观点确实是一种补救和匡正。对许、孙的看法表示支持的是川岛。他认为鲁迅在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心目中主要是一个“认真的为真理斗争到死”的思想斗士而非其他，“他只是一颗巨星，在寒野里指示我们老老小小前进”，因此，某种意义上他是“我们的苏格拉底”，^[50]是精神导师和引路人。(www.xing528.com)

这就让我们看出了不同圈子在研究鲁迅时的差别。与左翼人士的勇猛风格相比，“鲁迅圈子”的人更愿意把鲁迅看作一个常人。而从民国环境中走过来的“鲁迅圈子”中的人，还不懂得“真理”作为权力的重要性，他们是在吟诗唱酬的文人圈子中理解文学之道，也包括理解鲁迅这个人的。即如曹聚仁，在写《鲁迅传》之前还知道尊重“五许”，自觉个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写手，是拿写文章混饭吃的。这种比较当然不够学理，然而把它们当做一个历史故事，也显得情趣盎然。

鲁迅研究的景象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在1970年代漫长的时期里，“鲁迅研究”可以说是当代学术研究中风险最小、获益最大的一个领域，直说起来就是一个十分稳妥的行业。因为随着民国史的非法化，文学史殿堂便葬送了很多文人，例如梅光迪、林纾、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废名、张爱玲、梁实秋等等。作家身份的合法性，是文学史研究合法性的前提，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合法性的就是鲁迅，他被塑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方向，骨头最硬的人，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历史的方向。这就使鲁迅的社会身份一再升值，它也使鲁迅研究者和追随者越来越多。正如有人后来指出的：“似乎鲁迅没有什么缺点、错误，是所谓‘完人’，似乎鲁迅在什么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为我们留下了现成的结论，鲁迅的话对现实无一不切合。大自政治运动，小至具体工作，都要拉鲁迅来比附一番，从而使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在鲁迅研究领域恶性膨胀起来。”^[51]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在一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其实是很胆怯的，为求自保，借鲁迅的精神光环来保护自己，也是人的脆弱本性使然。

不过，将鲁迅的塑造当做一项文化工程来运作，确实获得了意外的成功。鲁迅研究后来成了学术界的一场造神运动，它有意响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历史合法性的追求；在此过程中，鲁迅无形中也成了一些研究者精神世界中的偶像，以至他的思想变成难以逾越的人生信条和戒律，而且这类现象早已经司空见惯。“鲁迅是我们的先驱，他的全部作品都说明他在这些问题上比我们思考得更多、更深，而不是比我们更少。”^[52]“记得当年我曾作出‘三不离——不离开中国本土，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现代文学（首先是鲁迅）’的决定，这些年的思想、学术与自我生命的发展是多亏于此的。我与鲁迅、青年学生、北京大学精神上的血肉联系……可以说是‘相濡以沫’，而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仍然是鲁迅。”^[53]“我几乎要逃避，却终于发现这是枉然——鲁迅似乎是一种无法拒斥的力量”，“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是我有生以来对我的思想情感方式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虽然在我出身之前二十多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54]众多人士都表达了对于他个人的痴迷。上述材料不难得出一个印象：鲁迅研究者大都成了他精神的崇拜者——正如当年与鲁迅接触过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最后都成为他的崇拜者一样。在现代中国，鲁迅和毛泽东仿佛成了克里斯玛式的超级人物。克里斯玛（charisma）是巫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特质，据说它能通过一种渠道遗传或是继承，拥有它的人即拥有了支配的力量，而被支配者就会产生对它完全效忠和献身的情感。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被克里斯玛暗示，会无意识地产生迷狂情绪，会情不自禁被这种迷狂所吞没。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克里斯玛被认为有神授的能力，是信众用来形容摩西、耶稣之类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天才人物。克里斯玛人格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造者。正因产生了克里斯玛式人物，传统就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克里斯玛先知的典型口吻是：“我谈的都是经典著作上的意见，不过我向你们这样讲……”这同中国学者所谓的“六经注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克里斯玛理论有丰富的内涵：一是支配者因为其个人能力而使治理成为可能，二是社会革命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三是社会的建构依据于法理的根源。克里斯玛型的领导方式具有神圣性、超越性和自反性的特点。^[55]不过有趣的是，在这一崇拜氛围中将鲁迅精神与研究者自己的状况主动并置的现象，并没有在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身上发生。少年时随父母逃到台湾，后留学美国的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1980年代回大陆时，对这种现象感到颇为诧异。^[56]一个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他长期受到的社会和文学教育，会连带到一系列的结果，例如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和为人处世的建构等。笔者看到，由于大陆鲁迅研究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在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探讨中，精神状态也在与改造鲁迅精神世界的当代意识发生着接轨。这包括研究时的泼辣文风，看待事物的角度，过于积极的介入社会的姿态，等等。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他们的理论话语基本上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三种权威性话语构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鲁迅思想，其文学观是在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7]。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上述思想框架和思维惯性中思考并研究鲁迅的，而他们占据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讲坛，又成为传播其研究成果的主要窗口；通过这个讲坛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他们解读鲁迅的思维方式及其成果，也将会在更加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继续“传播”与“延续”下去——因为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著作已经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一份不可绕过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