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传奇：顾颉刚批评北大图书馆目录

顾颉刚：“北大图书馆没有一部好目录”

【人物索引】

顾颉刚（1893—1980） ，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本科。此后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 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校任教，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嗜好目录学，玄妙观买到第一本书

顾颉刚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上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顾雍之后，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虽家境日渐萧条，但百代门风犹存。孩提时代的顾颉刚就开始读书认字了，六岁时祖父带他上街，他看到沿街的匾额、牌楼、桥梁，都要向祖父发问，祖父也不厌其烦，一一将历史典故、文化传说讲给他听，正是这些苏州街上的掌故旧闻，为顾颉刚日后对史料和文化产生兴趣打下了基础。11岁那年，顾颉刚在苏州玄妙观买了生平的第一本书——《西洋文明史要》，后来连同此时所购的《唐六如画谱》等书，一并献给顾廷龙草创的上海合众图书馆。也就在此时，顾颉刚嗜好上了读目录。若干年后他回忆称：“予自十一岁起，便好购书，治目录版本之学。”

后来，顾颉刚去苏州念中学，在那里，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他们几人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有相当长时间，他从订阅的《申报》《新闻报》剪裁新书、广告，并装订成册；得悉上海商务印书馆每月免费赠送有《图书目录》后，便去邮索取。而最令他有收获的，是用积蓄的糖果钱，在玄妙观购的木版印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顾修《汇刻书目》和张之洞《书目答问》。这三部古书，他爱不释手，引为专业，且作为专业课本，经常浏览、诵读，还时时记有笔记心得。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孩提时代的顾颉刚，脑海里已经装满了中华传统古籍千百部。他说，经常读这些目录工具书，一是熟悉明清人之书刻于何时何地；二是知其内容大概。正所谓“长日浏览， 目录版本之学由此益熟”。

当时苏州城里多有私家藏书楼，却没有一家公共图书馆。他后来说：“我所以知道这许多书，就是从这三部书目中看到的。有时我从苏州到上海去，那里的《国粹学报》馆中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就不放过了。”他对《国粹学报》大有兴趣，在苏州读书时，还托人到上海购买《国粹学报》的三年旧刊，废寝忘食地阅读，竟然把当天的学期考试都忘了，学监找到宿舍，竟发现他是全神贯注在翻《国粹学报》。

1915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预科期间编了《京舍书目》，记录了自1903年直至1915年所拥有的全部藏书。《京舍书目》编成之后，顾颉刚非常得意，他拿自己编制的这册书目对同学说，“全校一千多学生的藏书，杂莫甚于我矣”。据《京舍书目》所记，当时他还拥有辛亥革命前、清廷学制改革所印行的江苏师范学校讲义课本几十种，这些对一般人从来是用后即弃的。由此可见其兴趣之广、涉猎之多。顾颉刚从此热衷于自编藏书目录。1922年，在苏州时他又为自己收藏的150种杂志，编制了详细的《杂志目录》。

“北大图书馆办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一部好目录”

顾颉刚在北大期间，有两项与书相关的特别爱好。一是最喜欢跑图书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校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藏有清内阁大库图书，内有少为人知的宋元善本和名家点校本，这是他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学校图书馆也拥有丰富藏书，尤其是新学著作，使他受益匪浅。由于经常接触，他便发现了其中的弊端，比如新书配置不及时，缺乏开架规则，为此他曾竟直接上书蔡元培校长，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图书馆改革方案。那封《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就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且所说多为采纳。

顾颉刚的另一个爱好就是看戏，京剧和其他传统戏曲都爱。为了能在天桥等地看上一场满意的名角戏，有时将饭钱省了，饿着肚子买了戏票，还经常戏后深夜归来，校门已关，只得翻越墙头，有次因不慎还差点跌断了小腿。因为爱看戏，他养成了在地摊上买唱本、宝卷的爱好，这全是出自民间底层的作品，没有正规机器印刷，都是石印、油印和手抄本，而这些又都是正宗图书馆不曾有的收藏品。顾颉刚日积月累，广有收藏，曾表示，“当时真想编一册《戏考》目录提要呢”。

1920年，顾颉刚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毕业，他曾向蔡元培提出建议，“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哲学”，后来竟得更改。毕业即失业，但顾颉刚却因读书广，嗜好编目这冷板凳，为胡适所看中，于是被推荐到本校图书馆编目室编制中文书目录，业余时间并协助胡适编制、整理有关目录和搜集历史学者辨伪著作与资料，胡适每月给报酬30元，这样加上每月工资50元，收入就很不错了。此外他还利用图书馆的藏书，编了《吴歌集录》《中国目录书目》两部书。

图书馆的工作令顾颉刚分外开心，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想到我最适宜的事情，便是图书馆。”他对学校图书馆建设、改革非常关心。在从事了一段编制中文书目工作后，即向图书馆主任（当时不设馆长）李大钊提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和《图表编目意见书》。他说：“我们校里，图书馆办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一部好的目录。虽然有了十七八万册书，不便参考，也得不到益处。”又说：“我的意思，第一年把所有的丛书拆散，以一种为一单位，先想编‘书名目录’及‘著作目录’二种，用笔画的繁简为次序。此后再编‘待访书目’、‘学派书目’及‘分类书目’等。”此项全面整顿计划，几乎是要把图书馆重做。它虽然没有兑现，但正是抓住了图书馆的关键。此后半个世纪，顾颉刚对于图书馆建设与改革，还多次从目录学的健全和科学性提出新的见解。他曾说：“设立图书馆的目的，是给看书的人以便利，不是单单请几个人去守着一座锁闭森严的书库。”

当时胡适在研究中对古书版本的真伪考证极有兴趣。他所建议的恢复乾嘉史学家辨伪学，也影响了顾颉刚。顾颉刚联想起少年时曾读有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与胡适谈了，胡适大感兴趣，两人就考辨古伪书引为同志，着手进行。1922年，顾颉刚在南京江苏省第一图书馆见有姚的《好古堂书目》，又从中发现有胡适和他都要参考的《九经通论》，欣然大喜，就出资请图书馆馆员抄写带回。此后，他以此为基础，编了一册《伪书疑书目》，以备时而查阅。这册目录对他日后“古史辨”等学术研究走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

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由于请长假回去为中风的祖母尽孝，而使得自己的收入丧失。恰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于是胡适就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www.xing528.com)

顾颉刚在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后来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这一发现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原来人们一直认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在当时，一下子使顾颉刚成了学界注意的对象，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自这一发现公布于世之后，批判顾颉刚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面对这种批判，顾颉刚也很期望有人能够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顾颉刚的人都很清楚，顾颉刚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 自己将致力于对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这一文章的发表预示着，顾颉刚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藏书不分散，以便后人利用”

顾颉刚一生爱书藏书。1924年，他在北京已有两万余册图书，其中包括自上海、苏州汇合的书。1930年，迁居燕京大学时，藏书大有递增，这时他又编制了《成府藏书目》《待选书目》。编自己的藏书目录，当然是为更好地用书。他说：“且得到若干孤本，必当自定一目录，并略为记叙，庶不埋没一生苦心。”

顾颉刚非常重视自己的藏书目录，在谈话和笔记里，也曾多次提到要把藏书整理编目，公开出版一本目录。1949年初，当顾廷龙将顾颉刚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任教时收集的图书赠予合众图书馆时，图书馆将这批2400余册，其中包括有毛泽东赠予的《论持久战》签名本等的藏书，编制为《顾颉刚先生藏书目录》。顾颉刚大喜，此后又多次赠书，并让合众图书馆排印推出他的新著《西北考察日记》《浪口村随笔》和《上游集》。

1952年，顾颉刚的藏书已达6万余册。当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调他赴北京任研究员，科学院特地为这些书装了225箱，包了两节车厢运往北京。这批书安放在干面胡同中科院宿舍、原清大臣李鸿藻府邸正厅，前后面积凡200平方米，四墙从地面立架至天花板，但仍是拥挤不堪。

不久之后，顾颉刚的藏书又增至9万册，主要是文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俨然是一个专业图书馆了。1954年9月，顾颉刚为中华书局校点《史记三家注集证》，因为要缜细校勘， 自己收藏的十余种《史记》版本已不敷用，遂请时无职业的学生贺次君到北京图书馆查遍校《史记》各种版本，贺先后找上了30余种。1958年年底，顾颉刚经四年运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家注集证”，它被学界公认是自《史记》诞生以来诸家版本中最佳的一种，因而毛泽东使用后大加称赞。顾颉刚说：“我对于《史记》这书，抗战前已经点过一次，但这次标点，细细琢磨，改正了从前的许多错误。又因上次只点白文，这次连三家注都一起点，可是三家注的说法，往往不一致，在不同的解释之下该有不同的标点，然而白文只有一条，不是三条，所以只有采取其中比较正确的一说来标点正文，因为又须多出一番考虑。这次标点实是费去了我三年的时间，就为常常碰到暗礁的缘故。”

顾颉刚既是大学问家，又是现代藏书大家。1980年临终前，在嘱咐子女将藏书全部捐给历史研究所时，谆谆告诫道：“藏书不分散，以便后人利用。 ” 1988年，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特此设立了“顾颉刚文库”，并将其中的线装书编为《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

一生无果的酸苦爱情

顾颉刚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吴徽兰在他18岁时不幸去世，第二任妻子殷履安也中道撒手人寰，晚年时又与张静秋结合。但是，顾颉刚心底始终埋藏着一段有缘无果的辛酸爱情，那就是他在北大游园时偶遇的合意女子—谭谭慕愚。顾颉刚初识谭慕愚，是在他与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一同游颐和园时。当时谭慕愚给顾颉刚的印象是：“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

对于谭慕愚的爱慕之情，顾颉刚不敢明说，于是他换了个方式。他曾在日记上写道：“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于是他给谭慕愚写了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很快他收到对方善意的回音。就这样，顾颉刚和谭慕愚以学术之名相爱。

后来，由于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殷履安因病逝世，使得顾颉刚求婚于谭慕愚。当时也是因为谭慕愚将要远行，所以才使得顾颉刚在新丧不久，就有“再婚”之举。但最后两人见面后，谭慕愚还是以自己已不能生育为由，拒绝了顾颉刚的求婚。

后来两人虽同住北京，可谭慕愚的“右派”帽子未摘，所以即使距离很近，但却是咫尺天涯，终不得相见。尽管如此，顾颉刚对谭慕愚还是依然关心着，他在日记中说：“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就这样，顾颉刚的一生都深爱着谭慕愚，可是两人最终还是没有结合，所以也才有了顾颉刚在85岁高龄时，写下的“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