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发家历史，始于明代早期。洪武年间（1368—1398），赵氏先祖赵好德，字秉彝，历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终任陕西参政。在陕任职期间，好德将家从河南汝阳迁至陕西。因他卓有功勋，年老退居林下而少有积蓄，皇上为酬其功，使他晚年退有居室，用有财源，为他在孝义赵家巷西端建一宅第，俗称“七间厅”。又在四川赐一盐场，供其子孙经营。“七间厅”坐北面南，是个十多丈宽绰的庭院，石阶砖雕，气势恢宏，门口石阶下雄踞一对石狮子，一对高耸浑厚的双斗石旗杆分列两侧，这样的门饰和气派，只有在督府衙门才能看到。还有人说，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其地因而叫“廉访第”。在孝义镇，有赵家巷，是赵氏家族子孙集中居住所在，各家在街上的屋宇都很讲究。赵家的戏楼有七间房宽，有皮影、秦腔戏班子经常演出。赵家的祠堂三大间，进深50 米，能容纳几百人同时祭祀。赵家的陵园，有高大的“五幢碑”“五凤楼”，神道两旁有石羊石马，皆出自江南名家之手，气势宏伟，非常醒目。
赵氏家族抓住了明太祖实行“开中制”的有利时机，精心经营，有诗描写盐场之利曰：“千猪百羊万石米，不如滩头一早起。”又有诗说凿盐井投入之大：“高山凿井百丈深，井深一丈千黄金。”赵家在四川自贡盐业生产的份额，兴盛时占到百分之八十，以至于成为后来“盖省财东”。到了清代，赵家子孙调整了经营战略，除继续开办盐井和经营元记盐号外，采取“鸡蛋分篮装”的办法，延伸经营茶庄、布店、典当、粮店、水烟等生意，他们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什么能赚钱就经营什么。赵家有了盐井赚取的大量资金做基础，利用清廷允许汉商入藏贸易的政策，投资康藏的“茶马贸易”，在康定、松潘设立茶号，营销四川的茶叶到康巴草原，使赵家的茶号在松潘古城有很大影响。赵家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销售。清代豫楚土布在西部兴起，赵家又投资布匹经营，如三原的“赵记布行”、西安的“赵鼎元”、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赵家还参与康定、松潘一带的木材生意。赵家在西安湘子庙开有当铺，在武功、盩厔、兴平、鄠县都设有分号。清代秦巴山区开发以后，赵家又积极参与山区土产贸易，在陕南旬阳的三河口和蜀河镇开有商号。赵家还从湖北远途贩猪，猪由湖北到陕西是很费脚的，所以给猪要穿“猪鞋”，把猪驱赶千里，而不烂脚，当地不少人就专为赵家做过猪鞋。
四川是赵家办厂经商的老基地，开盐井是赵家的龙头企业。在四川开办盐井，带动了周边不少乡党参与盐业生产和运销。赵家与同乡严家有联姻关系，赵家的“元记”与严家的“乾记”盐号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场又办运销，前清云、贵两省的食盐，严、赵两家都参与包销。乾隆年间（1736—1795），陕西盐商在自贡达100 多家。赵家为感激前朝恩赐，带头号召陕商，集资五万两银子，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十七年（1736—1752），历时十余年，在自贡修建了陕商聚会、协商、议事的“西秦会馆”，捐资的陕商达240 余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赵家引入自贡的。会馆关公庙的一副楹联，巧妙地表达了陕商反清复明的心理和对前朝皇帝的感激。
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赵家又向五通桥一带发展盐业，盐井主要开在金山镇，运销集中在五通桥茫溪河两岸。五通桥依山面水，景色宜人，有“小西湖”之称，在茫溪河左岸，有一条街道的名字和盐有关，叫“花盐街”，赵家商号多数集中在花盐街。嘉庆到道光年间（1796—1850），赵家利用朝廷“川盐济楚”政策，盐业不断向川东发展，和五通桥其他陕商集资在花盐街茫溪河左岸，修建了气势宏伟的陕西会馆，作为陕商联谊、协调生意的会所。赵家在重庆和涪州有“恒升元”盐号，赵家的盐业“十大号”闻名川中。咸丰（1851—1861）年代著名一时的赵家赵渭南是陕西的头号大绅士，同治年间（1862—1874）的赵老九和赵权中（乾生）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此时赵家在西安湘子庙街有当铺，在盩厔、武功、鄠县、兴平各县都有分店。赵老九的其他本家也是大财东，在蒲城、朝邑的赵渡镇以及山西、河南都开有当铺。赵家“一门九府，皆为富户”，是孝义镇“赵、严、乔、柳”四大商业资本家族的领头羊，闻名全国。李伯元写的《官场现形记》，也把孝义镇和赵家作为生活素材写进小说，足见其影响之大。可见，嘉道年间（1796—1850）孝义赵家以盐井发家带动各项生意兴旺发展已达鼎盛时期。
银箱中的银子
明初赵家利用“食盐开中”政策的有利时机，积累家资超过百万。清初，商号遍布四川、陕西和甘肃各地，涉足盐业、茶叶、当铺、布匹等行业，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间，赵家主要从事盐业、茶业、布业、烟业等生意，商业网点遍布陕西、四川、湖北、山西、河南、甘肃、浙江、云南、贵州、西康等地。乾隆到同治后期，在修筑孝义石涝池、孝义城堡、青石铺筑街道等公益事业中，赵家积极出资，担当重头，青石街道的铺设和石涝池的修筑，赵家都是主要出资者。赵家在孝义镇有九座宅院，每座宅院前都有高大的石牌楼，精工雕刻，气势恢宏，院内的戏台有七间房宽。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护送（也叫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已经进入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上，挑银担子的队伍足有八里路长。“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即由此而来。
渭南孝义镇赵家石牌坊，当年刻一两石件的粉末，赵家便付一两银子的工价
20世纪20年代，兰州水烟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赵家是兰州烟业发展的主力军。在兰州设立了“丰盛兴（兴记）”烟庄，还在泾阳开有“一林丰”烟坊，在上海设有分庄，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设有支号。这个时期，赵家经营烟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赵家的烟业成为盐业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生意。当时，赵家垄断着陕西的水烟生产。在泾阳办的“一林丰”烟厂，是陕西最大的水烟加工制造作坊，占据着当年陕西水烟生产的百分之六十，有雇工二三百人。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字号，其中仅在上海五码头就设有五家仓库，主要经营向南洋的贸易，他们生产的“青”字牌水烟成为畅销全国和南洋的名牌产品。东家赵某因富有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 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清末民初，由于西方机制卷烟涌入中国市场，纸烟清香，便于吸食和携带，于是逐渐代替水烟，陕西烟商因市场变化，水烟销路日渐萎缩，至上世纪中叶，赵家的水烟产业也走到尽头。(www.xing528.com)
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日，渭南爆发了回民起义，战火在渭北大地迅速燃烧。孝义古镇有赵、严、乔、柳四大财东，是回民起义军首当其冲打击的对象。四月二十五日，孝义城被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回民军包围，赵、严诸家即使向城外扔银子，也不能阻挡回民持续地强势进攻，时任渭南团练训导的赵权中（赵渭南的孙子，在本家兄弟排行为五，人称“赵老五”）死于镇防的刀剑乱战之中，孝义古镇被回军焚毁得面目全非。直到同治六年（1867），孝义人虽惊魂未定，待时局有所好转，镇上才有人收拾残局，提出重建家园，加固城防，赵家人赵锡褆、赵元中等带头捐银，赵席珍任总经理（见孝义镇《修筑堡寨碑记》）。经此一场劫难之后，赵氏家族分为五门，独立经营，各立门户，首富当数二门的赵渝客（本名赵松龄）。赵渝客在川东涪陵、重庆一带有盐业，世称“十大号”，曾以十万两银子借给当地衙门，解决了地方大吏筹措军饷不及的困难，得到礼遇。赵渝客乐善好施，光绪三年（1877）关中与河南、山西发生了大饥荒，赵渝客就在孝义、大荔、合阳等地的寺庙舍饭救济灾民，时间长达七八个月。他晚年爱好戏曲，常以秦腔、碗碗腔自娱。他家拥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家戏班子——同州梆子剧团，还养有两个皮影班子。这个家戏班子拥有五六十个有品位的演员，加上学艺的学生，后台杂务、箱笼管理人员，足有二百多人的规模，渝客的家戏班子在关中东府享誉一时，成为秦腔的一个流派。
赵渝客的弟弟赵长龄，排行为四，人称“赵四爷”，年轻时不服外人讥笑赵家子弟无能，立志下川闯荡，振兴祖业。他到四川自贡、重庆，跟二兄赵渝客学做盐业，渝客做总号掌柜时，赵长龄兢兢业业，潜心学习，一步步做到总管，并将号内外业务管理得井井有条。赵长龄常到各地分号检查业务，为防备绑匪绑架勒索钱财，出门不坐轿子，常穿破旧衣服，装扮成普通百姓，只带几个随员，以防发生意外。他每到一处，店员们无不恭敬迎送。一段时间，为了学习经营之道，他就另辟新径，在新都给“金盛号”当总掌柜，做绸缎、干果、茶业生意，往返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光绪年间（1875—1908），赵长龄从四川回家，亲自筹划，一次建成一正一偏两院大房，共50 余间，施工时只讲质量，不求速度，夯筑土墙的柱窝常常要倒上水试验，房内砖雕石刻，非常考究，大气精致。其中有一副砖雕门匾“出悌入孝”，训诫子弟，勿忘孝道。赵长龄的儿子赵若诚，子承父业，下川从商，在自贡做盐业，后到新都担任最后一任掌柜，经营典当，时逢乱世，维持数年。
赵渝客去世后，儿子从没去过四川，仍沿袭“东西制”旧制，依靠掌柜的管理家中生意。到民国十二年（1923）以后，生意逐渐衰落，一年不如一年。腊月中旬，年关将近，川中主管还没有派人送回年货和银子。赵家人忧心忡忡，难过年关。赵家便找到休养在家的总管王定谟，向他寻求解决办法。赵渝客家的盐号规定掌柜每三年回家休养一年。总管王定谟回家这一年，被乡里人推为里正。王定谟听赵家人一番诉说，次日便去赵渝客的“大夫第”回拜，并送去五百两银子资助赵家过年，并解释说：回乱那年，他父亲流落他乡，失去音信，他与母亲孤儿寡母，无依无助，穷得整日受饿，经常遭人白眼。赵家让他入川学做生意，并信任重用了他。这银子，说到底还是挣赵家的。
赵渝客家的后辈因为没有人直接参与四川的一线经营，加之民国动乱，四川路途遥远，音信传递不畅，生意处于放任状态。几年后，渝客儿子卖掉了一处盐场，却被人骗去银票，一大笔财产化为乌有。因经不起打击，渝客儿子以致疯癫，从此一蹶不振。
赵家另一支三门赵笋庵，依赖父兄在四川五通桥经营“乾元提”的盐场生活，也从未下过四川。赵笋庵家的盐井在金山镇，花盐街一条街都是以赵家商铺为主。后来父兄相继去世，由王姓主管直接经营管理，每年几次按规矩送川货和银两回来。笋庵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亲友或来求助，即使手头拮据，也想法帮助。光绪二十年（1894）关中大旱，好多人生计成了问题，笋庵有心帮助亲友，在粮食表层铺上麸糠，一斗麸粮一文钱，算是卖了。然而川中的银子送来的一年少于一年，主管开始说市面不景气，继而说出现了亏空。民国十五年（1926），王姓主管派人送来三百两银子，捎话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盐场业不负债，已属他人。笋庵想去四川查看究竟，又被身边曾经发生的下川途中遇险事例所吓。由于性格怯懦，加上川路艰险，盗匪为患，便放弃了入川查看之事。赵家人便给王姓主管写了一封信，然而信寄出如泥牛入海。由于赵笋庵儿媳是故市板桥常家女儿，此时笋庵家经常得到常家帮助。儿媳死后不久，十二岁的孙子死在街头，一个四岁的孙子送了人，只剩下一个孙子赵志英长到二十五岁，与孝义郝家崖魏万卿的义女王芝君成家。王芝君嫁入赵家后，重提旧事，自告奋勇，想下四川夺回失去多年的“乾元提”产业。王芝君是五通桥富商之女，父亲早逝，母亲改嫁青雷咀雷永录，雷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势通五通桥。王芝君要入川，赵志英不肯。芝君便写信托义父魏万卿辅佐志英入川夺回赵家盐业。夺回赵家产业十分顺利，雷永录先声夺人，王姓总管闻风丧胆，落荒而逃。次日雷永录、赵志英、魏万卿一行十几人赶到“乾元提”盐场时，只见大门外人声鼎沸，鞭炮声不绝于耳，盐场的管事人员，一齐迎接东家的到来。
于右任为赵函生的题字
赵家盐业失而复得，东山再起。赵志英便经营家中生意，常年在外不回家。每有人川中归来，王芝君必打探消息。后来，听说丈夫另娶，便赶到四川，见到志英，才知是空穴来风。王芝君便留在川中，协助赵志英，生意日见发达，还赎回了王芝君娘家在茫溪河畔的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家在五通桥的“乾元提”盐场公私合营，赵家的人一直在盐场上班。1988年，赵志英和妻子回到四川五通桥探亲，当地人还说赵东家的大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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