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与1930-1932年的经济危机

“暴风雪”一词并没有出现在伦敦人塞缪尔·约翰的词典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人诺厄·韦伯斯特词典的早期版本中。然而，在美洲殖民地艰苦生活的人们对这件事太了解了。暴风雪是风和雪持续无情的冲击。如果想要战胜它，人们需要付出所有耐力和智慧。早期殖民者的房屋是由粗糙的原木建成的，他们储存的柴火和面粉，几乎不足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抵御这肆虐的暴风雪。即使是最现代化的设备，如家用炉子和热风井，铁路和电话，以及所有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也常常因暴风雪的持续而无济于事。1930年到1931年，帝国和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塞缪尔·约翰

诺厄·韦伯斯特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或长或短的经济危机不时发生。事实上，在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它曾因饥荒和瘟疫而被引发。在现代，危机的形式是价格的急剧和长期下跌。这导致了或源于收入减少和购买力下降。因此，全世界面临着一个令人痛心和困惑的局面：一方面有大量待售商品，另一方面缺乏购买这些商品的资源。就像面对无情的暴风雪时一样，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只能靠耐力、毅力、节俭和创造力来解决。与暴风雪不同的是，经济危机不仅可以通过运用这些品质，如毅力、节俭、创造力等来化解，还可以被应对、改变、缩短。

导致萧条和危机产生的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在不同时期可能是不同的。1930年到1931年的萧条—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它从1921年开始—有着特殊的原因：生产成本过高、生产量过大、黄金供应萎缩、银价下跌、人为的贸易壁垒—主要是关税、战争赔偿和政府间债务、移民限制、节省劳力的机器的超高速发展。^[1]这些无疑都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然而，根本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很大，而是因为它搅乱了经济联系，使人和资本从普通的职业转移到非普通的职业或使人根本无法就业。这是战争在当时引起的结果或战争结束时造成的后果。英联邦所有成员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1927年的世界经济会议，会议报告宣布：

八年的战后经验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除了在实际的冲突领域，战争造成的“混乱”比实际的破坏严重得多。现在的主要问题既不是物质短缺，也不是人类开发资源的能力不足。这一切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失调，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一系列妨碍充分利用这种能力的障碍。主要的障碍是反对劳动力、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2]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英帝国内部，无论是对于“非独立”还是“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这种生产和消费、购买和出售的不协调，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严重。每个成员国，当然包括英国都有自己特定的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其目的根本不适合其他地区或整个英联邦的经济。每个自治领和印度联邦都各有一个自己的关税制度。这部分是为了创造收入，部分是为了保护工业。英国和直辖殖民地设立了一个大体上自由，但不完全自由的贸易制度。它不是非常适合各自治领的原材料出口贸易。海外自治领并没有购买所有一般能够购买的英国制成品；英国也没有购买所有以往能够购买的海外产品和原材料。购买的减少使整个帝国各地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各自治领的失业问题使其不愿接纳更多的移民。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后来其他经济因素和政策造成的资源枯竭，英国减少了向帝国海外自治领的资本借贷。反过来，海外自治领也不能开发资源和购买更多的进口货物。因此，如1927年世界经济会议报告的那样，在英联邦范围内，如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阻碍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是阻碍劳动力、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

然而，考虑到大英帝国资源丰富，发明的便捷的运输设施，以及普遍使用的类似或相同的语言，实施的法律、货币和贸易措施，大英帝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劳动力、资本、货物广泛、持续和良性循环的国家。帝国的面积为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两千七百八十二平方英里，大部分土地肥沃宜居，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在人类所需物品方面，也许除了镭，可能没有哪种对人类有用的产品不能在帝国内大量生产^[3]；而其四亿五千万居民的需求和消费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管理得当，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帝国内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雇用所有劳动力。

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发起了著名的“关税改革”运动，当时赢得了极少数经济学家和少数人的赞同。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帝国各地区巨大的互补资源和需求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18世纪重商主义思想的回归。当然，英帝国没有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英国议会强制将帝国的资源和帝国的需要结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可能是继埃德蒙·伯克之后在帝国事务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建议英联邦各地人民通过系统的发展，利用其无可比拟的丰富资源。

英联邦的资源是由生活在这片广阔的领土—包括英国、各自治领、印度联邦和直辖殖民地—上勤劳的人民创造的。然而，自治领是独立的国家，而印度联邦在关税政策上被认为是有自治权的。因此，如果没有长期和系统的协商，这些国家之间的政策很难统一。英国国内和海外的政党对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在英国和直辖殖民地之间，可以毫无困难地实施一项共同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关税协议—因为英国和直辖殖民地拥有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而是通过一个合理的方案在殖民地建设公共工程，并且教育英国人民对这些殖民地产生浓厚兴趣。

直辖殖民地主要分布在大西洋（西印度群岛、英属圭亚那）、太平洋（斐济、海峡殖民地）和非洲。大西洋殖民地主要依赖天然糖作物，但欧洲能够生产出糖的替代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西洋殖民地几乎不能给英联邦提供任何经济支持；相反，它们需要小心扶植。太平洋殖民地是植物油、橡胶和矿物的高产地区，有着完善的经济体系，不需要新的措施。非洲殖民地尚未开发，正有待开发。

非洲的主要殖民地是尼日利亚、冈比亚、黄金海岸、西非的塞拉利昂、中非的乌干达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旧称）、东非的肯尼亚和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原名德属东非。根据国际联盟的委托，由英国政府对居住者进行托管管理。这些殖民地由两个不同的群体组成：西非和中非殖民地有大量的原住民，可以自主建设家园。在欧洲官员及其资本的协助下，他们可以开发这一地区资源。东非殖民地和托管领土上的原住民—他们也是非常落后的种族—非常稀少。因此，他们不仅需要欧洲官员及其资本的帮助，也需要定居在此的欧洲人的帮助，以发展当地经济，并对这一地区进行文明改造。东非领土由英国根据所谓的“双重授权”—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术语，而非从专业意义上指收到国际联盟的授权—进行管理。双重授权意味着这既是一项促进原住民利益的政策，也是一项促进欧洲、印度或阿拉伯定居者的非原住民利益的政策。显然，这样的政策不适用于西非和中非，因为那里没有欧洲定居者。因此，政府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增加原住民的福祉。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发国家的物质资源，促进贸易、商业的发展，进而造福整个世界。因此，在西非和中非，政府的政治政策是将地方行政主要交给部落酋长和埃米尔管理，并且由欧洲公务员提供一个总的行政框架。在东非，政府的行政权掌握在地方部落首领、欧洲公务人员及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居民手中。他们通过立法委员会与政府联系。无论是根据“双重”或“单一”授权的原则，对非洲殖民地福祉负有最终责任的当局是殖民地事务大臣。

关心原住民福祉的任务不仅受到非洲殖民地民政官员和公共卫生当局的关注，还得到一支由积极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组成的队伍的关注。那些当局面对的任务可以从对热带地区非洲原住民村庄的真实描述来判断：

他们的村庄，和几乎所有非洲村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肮脏的。羊粪、牛粪和各种生活垃圾散落在村子里。村外的地上都是人的粪便。这些人本身也不怎么干净。在欢庆日，少年油光满面，脸上粘着羽毛、抹着红泥，神采奕奕，他们可能看起来生活得不错。青年女子也是如此，只是她们身上更脏，涂上色彩的皮肤和身上披着的毯子也不干净。当油和赤泥消失，结块的泥土仍然存在。对治疗儿童和老年人的医生和护士而言，这往往令人感到不快。肚子鼓鼓的孩子在村里的尘土和灰烬中玩耍着，这些孩子身上长满了因瘙痒或雅司病而结的痂。他们手上脏兮兮的，身上也脏兮兮的，还流着鼻涕。有足够的人活下来，他们可以维持着部落的人口，或者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增加部落人口数量。女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们裹着肮脏的衣服，用从不洗的手和从不洗的盆准备食物。到了晚上，一家人和山羊、牛犊、家禽一起，爬进阴暗、没有灯光，满是烟、动物和人的恶臭的棚屋里休息。当然，棚屋里还有无数醒着的老鼠。^[4]

非洲原住民的巨大问题—教育以前是留给传教士处理的，但现在这是政府关心的事情。此外，正如过去和将来一样，这是白人的责任。因为当原住民在与欧洲人交往时，他们主要是被雇用的。这些原住民如果被友好地对待，就得到了社会地位上升的最大机会。“最简单、最自然、最明显的教化非洲原住民的方法是给他们提供体面的白人工作。”^[5]

帝国的海外部分主要是“初级产品”—原材料，如棉花、橡胶、羊毛、矿物等的生产地。这些原材料是制作某些成品的基础，有些可直接食用，如坚果、谷类等。谷物来自气候温和的自治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来自印度。除了羊毛，其他产品主要来自热带非洲殖民地或亚热带海峡殖民地。西印度群岛、英属圭亚那、中美洲生产糖和水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不久，所有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飙升，之后缓慢下降。1930年到1931年，它们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快得多，尽管这些制成品的价格也下降了。因此，欧洲国家工厂里的工人失业人数开始逐渐增加。海外的自治领和殖民地随后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销往欧洲原材料的价格决定了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税收制度，决定了其通过修建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公共工程开发资源的能力及偿还相应贷款利息的能力。世界价格水平难以捉摸的变化使中非原住民的产品一度不受欢迎，或使他们收集到的野生橡胶或棕榈仁的价值减半。

奥姆斯比·戈尔

希尔顿·扬

1919年到1931年，在这个困难不断增加的时期，帝国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多的研究，帝国活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大的支持。接连召开了几次帝国会议；自治领委员会和议会调查都在进行；英国政府开始进行一些重要的调查。1924年，一个由殖民地事务大臣奥姆斯比·戈尔担任主席的英国议会特派团前往东非。在报告中，专员建议五个自治领，包括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拉和北罗得西亚，通过定期举行总督会议，在行政和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合作。1926年，在内罗毕举行了一次总督会议。随后，由英国议会派出的希尔顿·扬委员会于1928年小心翼翼地穿越了东非和中非殖民地。1921年到1922年，一个英国殖民局委员会访问了西印度群岛。英国议会设立了殖民地发展基金，通过研究和科学调查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1926年，帝国会议同意在伦敦设立帝国营销委员会；营销委员会所有工作人员的年薪为一百万英镑，由英国议会和自治领支付。通过广告，特别是非常吸引人的彩色海报，以及期刊上的解释性通告，营销委员会在促进人们对帝国资源共同认知方面工作突出。大型商店和大型火车站的水果摊位，不断地为人们展示布置精美、种类繁多的产自帝国各地区的水果。

帝国各地民众对帝国事务日益增加的强烈兴趣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英国和自治领之间教育的交流十分频繁。每年许多学生参加从英国出发的有组织的旅行，尽管家长不得不为此支付高昂的旅行费用。

詹姆斯·斯卡林

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第一个迹象是1926年伦敦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发布的一则通告。该通告指出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的巨额公共债务在公共收入和澳大利亚贸易差额^[6]中占很大比例。该通告在澳大利亚各地遭到质疑。人们认为这只是危言耸听。然而，观察人士禁不住对澳大利亚的高人均债务—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大约五十二英镑—感到吃惊。显然，除了最繁荣的时期，这些高额的人均债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1929年，自1923年起管理英联邦事务的斯坦利·布鲁斯领导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被击败。由詹姆斯·斯卡林领导的工党上台。该政府的任务是维持澳大利亚的工资和工时标准。随着澳大利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下跌，这项艰巨任务几乎难以完成。联邦关税—已经很高了—立即通过立法行为提高了。因此，进口可能受到限制，国内产业也会增加。詹姆斯·斯卡林宣称，政府的政策是澳大利亚能够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在本国生产。然而，结果表明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进口的减少并没有，实际上不可能，带来澳大利亚出口的羊毛、谷物、普通金属等数量和价格的增加，甚至不能维持原来的进出口差额。稳定澳大利亚国内制造业高昂价格的高额保护关税，只会减少销售额和造成工人的失业。1930年年底，明显的是，如果不改变经济政策，同时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澳大利亚联邦将无法维持其在国外的支出。

由于无法通过出口货物来平衡国外的支出，澳大利亚联邦正在出售澳大利亚镑^[7]。其价值下降，并且被兑换成大约十六个英国先令。因此，一个必须在英国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支付一百英镑账单的澳大利亚人，必须汇出大约一百三十澳大利亚镑。他如果以一百三十澳大利亚镑的价格向英国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出售货物，只能收到一百英镑。如果这一过程持续很长时间，销售的压力会迫使澳大利亚镑继续贬值，直到它不再流通，澳大利亚联邦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停止。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崩溃”。(www.xing528.com)

面对这一困境，澳大利亚联邦犹豫过后，怀抱着勇气和决心采取了行动。它急剧地减少了“社会服务”的支出—失业、养老金、医疗保险，甚至军人养老金。它降低了部长和公务人员工资支付标准，并且放宽了严格的官方工资制度，使雇主能够降低工人的工资。它缓解了进口关税的压力，以期降低澳大利亚制成品的价格。尽管新南威尔士州拖欠了海外债务，但英联邦政府承担了这一责任，澳大利亚联邦在欧洲和美洲的债务利息已全部结清。几乎所有国内公共债务都通过一种自愿的方法，在巨大的官方压力下，转换成较低的利率—百分之四，而不是百分之五。这项严厉的经济计划是在许多政府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下实施的。它挽救了经济形势，并且使澳大利亚联邦走上了复苏的道路，维持了英联邦准时和全面履行所有金融债务的声誉。

加拿大自治领的统治危机与澳大利亚联邦的危机一样严重，不仅是由于世界原材料，如小麦、木材、镍、石油等价格下跌，而且由于美国的经济萧条造成的。这是因为加拿大与美国有许多经济联系。自1922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蓬勃发展。工资飙升，机械师有汽车和宽敞的独栋房屋。每个人都乐观向上、精力充沛、开明进步、慷慨大方。新工厂、新建筑、不断增加的产量已成为商业常态。每个人都在购买股票和债券，而且总是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售出。虽然股票分红并不高，但股价无疑被高估了。1929年10月，突然崩溃来临。人们不知何故失去了信心，开始亏本抛售股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生了恐慌。随着股票变现的损失，人们变得更穷，购买的商品更少，对生意失去了信心。贸易和企业界出现了某种瘫痪。一年之内，每个城市都出现了失业现象。在十八个月内，排队领取救济品的人们站在慈善站等待救济。

在遭受小麦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同时，加拿大自治领受到美国企业倒闭的影响。加拿自治领大小麦商徒劳地建立了一个大的小麦“池”，拒绝以低价格出售小麦。小麦价格不断走低，而小麦储存费用和保险费越来越高。加拿大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是为一个人口不断增长、农业和贸易不断扩大的国家而设计的，其成本远远高于世界危机时政府能支付的费用。政府系统，如加拿大国家铁路，成为一个贫穷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更糟糕的是，1931年夏，加拿大西部的部分地区，主要是萨斯喀彻温省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当地小麦歉收，大片土地变得荒芜。农业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来维持。

像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大萧条一样，加拿大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是全球大萧条的一部分。美国获得了世界上大量的黄金储备来偿还战争债务。因为美国的高关税，这些债务无法用货物偿还。由于国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美国银行家没有把这些黄金再借给欧洲，而是把它们放在金库里。正如人们说的那样，金库被“冻结”了，也就是说它没有用作信贷，只是从人们的视线和使用中消失了。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流通的货币数量都减少了，而由于丰收和制造方法的改进，商品数量增加了。更少的钱和更多的商品自然导致了价格的不断下跌和经济萧条的加剧。它需要一个勇敢的领导来扭转或改变美国迄今奉行的国际金融政策。1931年6月2日，在国会代表会议上，赫伯特·胡佛总统以沙哑的声音宣布，政府提出了为期十二个月的国际“债务假日”：即暂停支付所有战争债务和赔款。

赫伯特·胡佛总统

赫伯特·胡佛总统的提议被所有感兴趣的国家接受，并且使经济形势立即得到了缓解。尽管这种缓解只是部分的。德意志帝国不必试图进行目前不可能开展的巨额资本转移，以支付赔偿。英国不必把半年一次的八千万美元—按票面价值计算，每年约三千二百万英镑—转给美国以支付战争贷款。英国政府认为，如果不允许自治领和印度获得类似的减免，就不能接受美国的债务减免，因为各自治领和印度有义务偿还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预付的款项。因此，英联邦之间的“战争债务”被暂停。所有这些债务都是英国政府的，因此，造成英国国库每年损失一千六百万英镑。这是允许英国免除的美国债务。自治领和印度从它们没有支付的一千一百万英镑中受益。南非联邦拒绝利用英国提出的暂停政府债务的提议，慷慨地继续支付每年约八十万英镑的债务。

新西兰和印度也在1930年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受了严重打击，尽管它们通过了最严厉的经济措施来平衡预算。西印度群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糖类作物的销售。糖价长期灾难性下跌，给西印度群岛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欧洲受补贴的替代品与之竞争，甚至连英国也参与了同这些“糖岛”之间的竞争。英国政府对计划经济常识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盲目性。1917年到1931年，英国政府花费了两万六千英镑，为英国制造不需要的甜菜糖工厂提供补贴。远离非洲的“糖岛”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也是如此。1931年，中美洲殖民地英属洪都拉斯的首府伯利兹几乎被一场飓风摧毁。在全球经济浪潮衰退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幸免于难。苏丹的棉花产量非常高，不料这一商品只能滞销或者以不够偿还种植成本的价格出售。热带非洲殖民地森林里的原住民莫名其妙地发现，他们的棕榈仁和生橡胶只能卖往常价格的一半。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无法从贫穷的人中征收全额税款，也无法从英国招收和往常一样数量的年轻公务人员，甚至不得不解雇一些已经来到殖民地的人。

大英帝国一向被认为是稳定建立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和整个世界金融的中心是英国和英格兰银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曾禁止出售或出口黄金。尽管如此，在外汇交易中出售的英镑从未跌到很低的水平。它能兑换大约三美元三十美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恢复到大约三美元八十美分的水平。1925年，大英帝国回到了“金本位制”，即通过一项法律规范了黄金的自由市场，该法律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买入价固定为每盎司三英镑十七先令九便士，其售价每盎司为三英镑十七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结果，英镑回到了战前四点八六美元的“平价”。只要外国人能把他们拥有的或欠他们的英镑兑换成黄金，这个汇率就可以维持下去。

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尔特信贷银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难，无力偿还欠下的债务。安斯塔尔特信贷银行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邻国的工业公司。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美国的放款人开始从奥地利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取款时，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发生了。英国资源的流失非常严重。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只剩下大约一亿三千万英镑的黄金。如果允许从国外提取，英格兰银行就没有黄金储备来“支持”三亿五千万英镑的纸币。这些纸币是国家的通用货币，所有贸易、商业和日常生活的交易都依赖于这些纸币。因此，英国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禁止英格兰银行出售和出口黄金。可以说英国取消或被取消了金本位制。英镑现在只能在世界市场上根据英国政府、英国银行和商人的信用及英国进出口的“一般余额”兑换成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货币。英镑汇率从四点八六美元跌至三点七美元左右，随后升至三点九五美元左右，最终在1932年以三点三美元左右的汇率稳定下来。

如果英镑没有黄金作担保，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和全世界的财政状况堪忧。如果英国的进口增加了而出口减少了，那么贸易平衡就必须通过在国外出售越来越多的英镑来实现。每一次新的出售都会迫使英镑贬值，直到英镑可能跌至零，也就是说直到英国破产。避免这种国家、帝国和世界灾难的一种方法是“汇集”，或者说将帝国的资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资源如此大量、如此多样、如此丰富，不是说“汇集”就能“汇集”的。自从旧有的自给自足的大英第一帝国失败以来，经济上的混乱一直在英属国家间的贸易中加剧。英国的政策主要是自由贸易，以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确立的一些保护性关税。各自治领和印度根据其对财政、商业、社会和政治需求的不同看法制定了各自的经济政策。在英国和各自治领之间有一些“优惠”，以确保英国或自治领货物的税率略低于对外国征收的税率。不过，这些优惠很少且不协调，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合作的“国际联合体贸易体系”。1931年4月，被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在英国下议院称为“经济暴风雪”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整个英联邦，特别是最后一个被改造的国家—英国倾向于考虑经济联盟这样的制度。1931年9月，恰巧在英国参加不列颠协会百年纪念大会的扬·史末资在约克发表演讲，宣布建立经济联盟的时机已经到来。

菲利普·斯诺登

1931年8月，当从英国提取黄金的行为即将在几个小时内导致国家破产时^[8]，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政府因平衡国家预算必须削减开支（特别是失业救济金）而引起的内部分歧而解散了。大部分内阁大臣在阿瑟·亨德森的领导下加入反对方。剩下的三位大臣，即首相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和殖民地事务大臣詹姆斯·托马斯—据说，他按照国王乔治五世的建议行事—仍然在任，并且邀请斯坦利·鲍德温和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及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其他主要政治家一起合作。新成立的政府，通过补充预算和财政法案，以及大规模财政紧缩措施，平衡了国家账户。1931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以在下议院的压倒性多数重新当选。

【注释】

[1]参见《国际劳工局局长的报告》，1931年。—原注

[2]1927年世界经济会议，《最后报告》，日内瓦，1927年，第13页。—原注

[3]见约瑟夫·钱普尼斯·坎宁安：《帝国产品》，1921年。—原注

[4]《圆桌会议》，1930年6月，第561页：“肯尼亚的非洲教育试验”。—原注

[5]扬·史末资：《非洲和一些世界问题》，1930年，第48页。—原注

[6]贸易差额是进出口之间的价值差额。只有在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才能支付所欠国外发展贷款的利息。—原注

[7]澳大利亚镑是1910年到1966年流通的澳大利亚法定货币。—译者注

[8]“几个小时”—根据首相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观点。—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