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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跨界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其利益冲突

时间:2023-07-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今,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中国与邻国在跨界民族的归属上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点,而加强文化交流更是“这一地区的压倒性主题”。目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保山市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边境地区,居住着数百万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佤族等跨界民族,他们或全民,或部分信仰南传佛教。

中国西南跨界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其利益冲突

在本书中,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ity)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22]一直以来,跨界民族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尤其是越南、缅甸和老挝)发展地缘文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依托,为文化在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如今,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中国与邻国在跨界民族的归属上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点,而加强文化交流更是“这一地区的压倒性主题”。[23]

据考证,中南半岛的民族几乎都是从中国南方迁徙而来的。[24]在民族迁徙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相继形成了将近20个跨界民族,其中包括壮族苗族彝族瑶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布依族怒族京族德昂族独龙族等。[25]从这些跨界民族聚居区的地缘布局来看,苗族、瑶族、佤族、傈僳族、怒族多数定居在高山区,拉祜、哈尼、景颇等民族多数住在半山区,傣族、壮族和布依族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与丘陵地带。[26]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跨界民族在中国属于少数民族,但是在与中国相邻的中南半岛国家却拥有较多的人口。比如,景颇族在中国有13万人,与其同族异名的克钦族在缅甸则有60万人;傣族在中国境内有120万人,与其同族异名的老挝佬族和缅甸掸族分别有300万和420万人。[27]

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跨界民族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其中,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怒族和独龙族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壮族、傣族和布依族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苗族和瑶族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属于南亚语系。[28]至于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京族,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该民族使用京语,与越南语基本相同。[29]

从血缘联系上看,“跨国族内婚姻”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中是十分普遍的。[30]例如,越南的岱族、侬族只与中国的壮族通婚,越南的瑶族只与中国的瑶族通婚;老挝的哈尼族、克木族只与中国的哈尼族、克木人通婚。[31]另据研究,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另一个跨界民族——德昂族,也遵循不与外族通婚的传统。直到现在,该民族的多数人“仍将择偶的范围限定在本民族之内,甚至有的还不能超出同支系的范围”。[32]

除了共同的语言与血缘联系之外,这些跨界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与其同族异名的民族相同的文化特征。比如,他们在饮食习惯和器具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另外,据申旭研究,老挝的历法与傣族、壮族等跨界民族十分近似:

和老挝共同使用天干地支纪年、纪日,并且在天干、地支代称的叫法上、语音上非常近似的有中国云南省的傣族和广西的壮族,越南北方的傣族、泰族(这一地区原叫西双诸泰)以及泰国北部清迈一带(古时称兰那国)。[33]

更重要的是,这些跨界民族中的多数拥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可以说,佛教不仅在其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它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共性。目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保山市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边境地区,居住着数百万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佤族等跨界民族,他们或全民,或部分信仰南传佛教。[34]在这些跨界民族的聚居地,南传佛教的寺院经济和村社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南传佛教没有“独立运行的寺院经济体系”。南传佛教的僧侣“不事生产”,而“寺院经济几乎完全取决于所在村寨的经济状况”。[35](www.xing528.com)

这些信奉南传佛教的跨界民族,普遍遵循佛教的“四谛”[36]、“十二因缘[37]等基本论说,修持“八正道”。[38]这些跨界民族的绝大多数男子,自幼童时起,必须时间不等地出家为僧,而后多数还俗,少数则终身为僧。[39]对于他们而言,出家经历“不仅证明个人的道德价值,而且证明了个人的意志力量”,即“内观自我、反省自身的意志能力,可以克服不良的习惯倾向”。[40]

以信奉南传佛教的人口最多的傣族地区为例。在西双版纳历史最悠久的佛寺——瓦巴姐寺中藏有一部佛经。据该佛经记载,该寺建于615年。换言之,最晚在7世纪之前,南传佛教已从缅甸,或经由缅甸传入傣族地区。[41]

在傣族地区,长久以来,6岁以上的傣族男童必须出家为僧,在佛寺教育学习文化知识,长大成人后才能得到傣族社会的承认与尊重。[42]“村寨佛寺”里收藏了傣文书籍,除了佛经,还有关于傣族历史、语言、文学等书籍。僧侣的言行说教“在傣族群众中具有很大影响力”。[43]南传佛教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支派,即润派、摆奘派、朵列派、左抵派。[44]据考证,这四个支派的特征与地缘分布各有不同:

润派约于15世纪成规模传入西双版纳,现今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普洱等地均有分布。信仰润派的主要(信众)是傣族,另有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克木人。润派的佛寺原建于山野,离村寨较远,平时无固定的信众前往布施,全靠僧侣每天外出化缘。……摆奘派派主要在云南德宏流传,为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群众所信仰。摆奘派的经典与润派相似,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和观音菩萨。……朵列派主要在德宏州瑞丽市和盈江县、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傣族聚居区流传。该派戒律严格,僧侣严守教规。……左抵派僧侣遵守戒律最严,素食,不杀生,不捉鱼摸虾,过着苦行僧的生活。[45]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村寨佛寺形成了具有南传佛教特色的“康朗”和“波章”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男童出家为僧,如果到20岁仍不还俗,经本寺长老主持晋升仪式就可以升格为“都比”。“都比”还俗后,被称为“康朗”,傣语称之为“kanan”。“康朗”具备较丰富的佛学知识与傣族传统文化知识。每个傣族村寨都有一位“波章”,意思是“邀请和尚念经的人”,即信众的代表。[46]唯有品行端正、能力出众的“康朗”才能被推选为“波章”,负责组织和管理宗教事务,比如,在佛教仪式活动中承担着仪式主持人的角色,协助僧侣教化信众。[47]在部分跨界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德宏的阿昌族和德昂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波章”甚至“具有神圣的权威性”。[48]作为佛寺培养的知识精英群体,“康朗”和“波章”在南传佛教社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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