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中的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

2．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

由于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反对旧传统、旧知识和旧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包括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发展起来。

17—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人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生活和社会，进而提出了启蒙运动中的两大重要概念——“进步”与“理解”。启蒙运动继承并总结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初步勾勒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并使之系统化。启蒙运动以17世纪英国为开端，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高潮。

（1）英国

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为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由于英国启蒙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加上革命后君主立宪政体的妥协性，决定了英国启蒙运动的温和性与保守性。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霍布斯、洛克和亚当·斯密。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生于贫困牧师家庭，15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610—1637年，霍布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有幸三次随贵族子弟游历欧洲大陆，目睹大陆政局混乱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感受到大陆科学，特别是力学与数学的成果。霍布斯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大陆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其成为17、18世纪机械唯物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恩格斯称霍布斯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此外，由于霍布斯在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誉为“现代人之父”。

霍布斯的代表作主要有：《论政体》（1640年）、《利维坦》（1651年）、《论物体》（1655年）、《论人》（1658年），其中以《利维坦》最为著名。

霍布斯政治与哲学思想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性恶。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趋利避害即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人类第一共同的“欲望”就是对权力不断的无休止的欲求与争斗。人与人之间就像豺狼一样。利己主义是霍布斯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

——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论。霍布斯认为，在国家成立前，人类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自由，都运用自己的权力以求保全自己的本性。由于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忌和对名誉的追求，人与人的战争不可避免。要摆脱这种糟糕的自然状态，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运用自然法则即理性所发现的戒条和一般法则与共同契约，组建公共权力或国家。

——主权学说。霍布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那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或议会，就是主权者。在对主权的阐述中，霍布斯提出了专制主义的主张。霍布斯认为，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它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性质。根据主权的归属，霍布斯将国家分为三种政体形式：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其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君主政体最能够避免“内乱”。国家既然属于君主个人，君主的私利就和公益结成一体，君主的私利就是公利。霍布斯的这一主张受到洛克与卢梭的激烈反对。

约翰·洛克（1632—1704年），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著名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出生于商人家庭，父亲做过律师，是个清教徒，在英国革命时期站在国会一边，参加了克伦威尔的军队。洛克毕业于牛津大学，除了关心英国政治发展外，还从事哲学、物理、化学和医学等研究。洛克给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当过家庭教师和医生，伯爵受英王重用期间，又担任其秘书。这段经历对于形成洛克的政治倾向很有影响。洛克的主要代表作有：《论宽容异教的通讯》（1689年）、《政府论》（1689年）、《人类理智论》（1689年）。

在哲学上，洛克继承并发展了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体系。洛克著名的“白板说”对资产阶级教育学说的影响非同小可。洛克认为人的知识和道德上的善、恶观念并不是先天的，人的心灵最初就像一块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从后天经验中获得的。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活动，人就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和观念。

洛克以政治学的造诣著称于世。洛克政治思想是他多年政治经验的理性思考和总结。

洛克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权利思想，对自然权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洛克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对自然权利进行系统论证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私有权，这是由人类的理性所支配的，是天经地义的。其中，财产权是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为基础。

同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样，洛克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解释政府的起源、性质与目的。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每个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缺少一个公共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障裁决得以执行。于是，人们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一部分权利，把它们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国家由此而产生。为此，国家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财产，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认为保护人权的最好政府是君主立宪制。洛克在《政府论》中，把政体形式分为三种：立法权由大多数人直接行使是民主政体；由少数精选的人行使是寡头政体；由一个人行使是君主政体。他认为既保留君主制，又由民选的国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即君主立宪政体是最合理的。

为证明其合理性，也为了最有效地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实现法治原则，洛克提出了分权的思想。他把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三种权力中，立法权是最高权力，但以不侵害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为前提。三种权力必须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三权中最高的权力——立法权由民选的国会行使，执行权和对外权由国王行使。

洛克的理论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保证自己决定国家基本政策以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条件下，同封建势力妥协的要求，是为当时英国所确立的政体辩护的。但分权说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提供了论证，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法国启蒙运动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

亚当·斯密（1723—1790），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生于苏格兰，求学于牛津大学，曾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学院任教。1764—1766年，陪伴年轻的巴克鲁公爵游历欧洲大陆，结识了伏尔泰、魁奈、杜尔哥、达朗贝和爱尔维修等法国著名思想家，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他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把自由学说应用到经济学理论，反对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倡经济自由。

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在经济上奉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视货币为国家财富的标志，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加强对外贸易，鼓励多出口，少进口，把尽可能多的金银集中到本国。该理论对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巨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新经济在新政权的支持和庇护下，获得了飞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厂制的出现，诸如“财富的来源是什么”、“怎样组织生产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以及“如何加速资本积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应运而生，成了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新课题。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776年，又译作《国富论》）中。后者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经典描述。其要义有：

——试图论证建立在寻求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源于六种基本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由于上帝给了社会以自然秩序的规律，虽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但最终全社会会因此在自然秩序中获得共同利益。因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就像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一样，会使每个人的行为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应该使每个人都享有按自己方式行动的自由。

——提倡自由竞争。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竞争是自由本身所规定的秩序。所以，国家不必安排贸易和工业，因为这种干预会违反供求的“自然规律”。“放任政策”会使最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市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他强调，人们进行自由竞争为自己寻求财富就能使整个社会富庶起来。政府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宁，而不是干预经济事务。

——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的来源不在于流通而在于生产。生产则主要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一切财富的本源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他又觉得劳动作为价值本源是在原始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价值主要分三类：工资、利润和地租。他还发现，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须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由资本家占有，这里面包含了剩余价值的萌芽。

亚当·斯密为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的“自由竞争”和“放任政策”，反映了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的经济优势，也为工业革命制造了舆论。“自由竞争”以后成了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信条。亚当·斯密理论的合理内核也为共产主义创始人所吸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2）法国(www.xing528.com)

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高潮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法国是欧洲各国中封建统治最顽固、最反动的堡垒，也是欧洲封建制度的最高典型。法国社会中特权等级（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与第三等级的矛盾特别尖锐，专制制度的危机更严重，反对专制制度的呼声也更高。这是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加强，形成了一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教养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人与封建贵族格格不入，为启蒙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阶级基础。

法国教权势力顽固而疯狂，迫使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抛开宗教外衣，转向公开的理性宣传。而近代科学的兴起和英国革命的成功，为法国启蒙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从而使法国的启蒙运动成为欧洲的中心。

另外，中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处在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新思想极为敏感。自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罗浮宫的阿波罗沙龙（阿波罗厅）举办皇家绘画雕塑学院院士作品展览会以来，法国沙龙文化方兴未艾。新知识、新思想在咖啡馆或上层社会的沙龙里广泛被讨论。爱国者的咖啡馆和贵夫人的沙龙，成了启蒙思想的诞生地。

整个法国启蒙运动的特色鲜明。法国的社会经济较之于英国十分落后，但法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却十分先进，出现了许多启蒙主义思想家。因为法国是欧洲各国中封建统治最顽固、最反动的堡垒，是欧洲封建制度的最高典型。因之法国社会中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当法国改革派在大谈进步时，法国的农民却仍然在使用木犁耕地。这种现象使法国的社会矛盾分外尖锐，新旧势力斗争激烈。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锋芒所指十分明确，一致反对王权、神权、特权，要求改变旧制度，建立新政体。思想家们虽存在着矛盾、分歧，但只要涉及到制度，总是采取统一的行动。他们倚靠各自研究的领域，提倡用理性来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用科学来破除迷信，消灭专制，实现美好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

怀疑论是启蒙运动准备阶段的思想先导。自然神论成为启蒙运动发展阶段的思想家的标记，无神论把启蒙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在这些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法国启蒙运动经久不衰，哲学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启蒙思想家正视现实，认真思考，联系群众，不畏强暴。他们以人民自居，宣传群众，启迪群众，除出版专门的学术著作以外，还出版普及性通欲读物，运用小说、戏剧、诗歌等形式让下层群众了解新观念，他们常常冒着上断头台、流放、坐牢的危险，为追求正义、光明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启蒙思想家旨在通过该辞典的编撰，把过去从属于皇室、权威、教会的一切知识经过分析、研究，使其成为反映客观自然的真理。用人类世代培植的“知识树”显示天地万物、人间百事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精神武器，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进行公开的斗争。《百科全书》自1751年开始出版以来，在法国和欧美等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它改变了舆论，动摇了神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

孟德斯鸠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以狄德罗等为首的“百科全书派”。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曾任法国波尔多省法院法官、院长，法兰西学院院士。孟德斯鸠的主要代表作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他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他反对宗教，但认为在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同时并存。

孟德斯鸠对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进行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比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具体规范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特别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影响深远。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和领袖，出身于资产阶级公证人家庭，青年时因写诗讽刺贵族被囚禁巴士底狱，后又被驱逐出国，侨居英国。伏尔泰主要代表作有《哲学通讯》、《哲学辞典》。伏尔泰赞赏“开明”的君主制度，主张限制王权。他主张信仰自由，反对教会，把天主教教士视为“恶棍”，把教皇喻为“两足禽兽”，但又认为宗教对资产阶级统治人民来说是必要的，“没有上帝，也得创造出一个上帝”。

伏尔泰的主要功绩在于率先提倡和宣扬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为法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武器。伏尔泰以毕生的精力倡导平等、自由与理性，是开启民智的精神导师。

狄德罗（1713—1784年），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启蒙运动的主将。早年就读于家乡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到巴黎闯荡天下。狄德罗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狄德罗的最大成就在于主编了史无前例的巨著——《百科全书》，并以此为武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原则，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制造舆论。

卢梭（1712—1778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幼年经历坎坷，被迫在一个雕刻匠家里做学徒，由于不堪辱骂，辞职逃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遇上华伦夫人后，生活才有所安定，后长期定居法国。卢梭的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等，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平等的起源，是万恶之源，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提出了“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系列学说。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卢梭的学说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这是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卢梭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倡导人民主权说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反映的是18世纪法国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成为法国第三等级中下层群众革命的理论旗帜，并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政策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难怪罗伯斯庇尔推崇卢梭“以其高尚的心灵和庄严的品格，显得无愧于是克尽职责的人类的导师”。

卢梭

综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颇有建树。

第一，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说。启蒙思想家承认人类在国家产生之前，过着“自然状态”的生活。这一时期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大家都是自由、平等的。随着“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人们感到一个人占有两个人食物的好处”，于是平等消失，私有制出现。富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施展阴谋，欺骗穷人，他们以维护公平、和平、防御共同敌人为名，劝说穷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订立契约，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和法律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进一步认为由于穷人同意建立这样的最高权力是出于富人的欺骗和阴谋，所以这种同意不具有社会契约的价值，社会契约应该恢复和保持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暴力统治也将为暴力所推翻。

第二，普遍人性与普遍理性说。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性”的思想武器。18世纪，这个口号更加普遍化与深入人心。所以，也有人称18世纪为“理性时代”。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就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东西，是人的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因素。任何人，不管时代、地区、民族有着怎样的区别，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本性，这种本性就是普遍的人性。它是自然的，不是外加的，如避难趋乐，避害趋利，追求幸福，自私自保，传种育代等都是人之本性所共有的。

启蒙思想家曾把这种普遍人性论、普遍理性论，作为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艺术观点的有力武器。他们认为人是唯一的点，一切事物从这点出发，而又复归于这一点。把人作为一切的中心，大力宣传“人类理性”，希望建立人类“理性王国”。这种对理性和人性的颂扬，有力地否定了人对神的依赖，否定了神对人的统治，实际上是用“人道”对抗“神道”，用人类理性否定“宗教迷信”，使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和哲学上，都成为文艺复兴的继承与深入。

第三，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论。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神权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它宣扬专制君主的权力是由上帝通过教皇授予的，因而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启蒙思想家的人权说认为，人有其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力，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卢梭强调“人生而自由”，狄德罗认为“自由是天赐的东西”，伏尔泰倡导“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启蒙思想家们都认为侵犯、剥夺人权就是违反人性的，被专制制度剥夺了这些权力的资产阶级要争自由、争平等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天经地义的事。

在人权的基础上，卢梭还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学说，主张“人民主权高于一切，既不可以剥夺也不可转让”。这种学说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提出来的。

最后，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对于即将建立的新制度，启蒙思想家们都做了理想的描绘，其中分权说最为根本。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必须分属于不同机关，并相互制约。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有相互分权、制衡才能够保证权力的有效性。分权和制衡，成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