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岩画-贺兰山岩画比较断代

附录 岩画比较断代法

贺兰山岩画的断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采用考古学中的比较、对比鉴别方法，即把岩画中的形象或符号与过去出土的文物或文物上的图形进行对比，以求相对年代的对应。

过去还从岩画中寻找已经灭绝的动物形象，以历史年代和地质年代相同的动物形象进行对比、验证，得出岩画动物相对的年代。如岩画中的大角鹿形象，可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贺兰山地区尚有大角鹿，后来，大角鹿就在人们的猎捕下消失了。由此可见，岩画不仅可以鉴古证古，而且可以反映远古时代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

对岩画本身的研究，也可以得到重要的信息。首先，研究岩画制作的工艺特点，根据石器（包括原生石块、铁矿块等）打制、研磨、凿刻和金属器制作状况以及岩画的打破关系来分析确定岩画制作的年代。

对岩画的内涵进行分析。就是对岩画的内容进行分析来确定岩画的相对年代。如狩猎岩画，早期是徒步徒手单个进行狩猎，以后发展为手执弓箭、骑马、集体进行围猎的历史进程来推断先后。还有用弓箭狩猎也有一个先后问题，早期使用弓箭是原始的，弓箭又粗又笨，加工简单；后期的弓箭就学会利用弓背反作用力，由简单变成较为复杂强劲的武器了，箭头的形状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即由粗笨到精细的过程。这些在岩画中都有描绘，一看便知。

另外，中国有着大量的典籍文献以及岩画旁的题记，这些都对晚期岩画的断代大有帮助。

除此之外，从岩画的载体岩石的岩漆的变化可以看出早晚，早期岩画的岩漆呈暗色，几乎同岩石一样，晚期的岩画岩漆较鲜亮，进行仔细的比较就可以明辨。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岩画的题材、风格，岩画的打破关系也可以分清岩画的时代关系，早期的岩画题材单一，风格淳朴，晚期岩画则由于工具的进步制作更加容易，题材多样丰富，风格也因此而华丽繁杂。从岩画的叠压关系分析，早期岩画一定在叠压的下边，上边的岩画打破下边的岩画，这就更容易认识了。下面就贺兰山岩画作一些较细致的分析比较。

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贺兰山岩画也有类似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这类岩画是磨刻制作的，由于时代的久远，许多形象都已模糊，但仔细观察仍能辨认，这一类岩画以动物形象为主，有马匹、鹿、手印、符号等，其中马匹与世界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的马匹形象极为相似，而且仅有动物而无人物的形象，法国拉斯科洞穴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杰出艺术代表，标志着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巅峰，属于奥瑞纳文化期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属于马格德林文化期的作品。贺兰山岩画中的早期旧石器时代马匹、鹿的形象，尤其是马的形象与拉斯科洞穴洞顶壁画中，下部被称为“中国马”十分相似，因其体形像蒙古马，它下腹圆大，似处于怀孕期。

蒙古野马、普氏野马等在距今几万年左右的更新世晚期一直到全新世，生长于亚洲中部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或荒漠草原上。蒙古马体格健壮，体形匀称，腿短，吃苦耐劳，生命力顽强，是大自然培育出草原的精灵，它的活动范围广阔，真是天高任鸟飞，地阔任马驰。野生马是人类的美食，马骨、马皮又是人类珍贵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驯养马是人类的好助手，因此，人类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

贺兰口岩画“马匹、鹿、手印、符号”图中，从动态分析，是一群奔跑的马群，从构图分析，马群分布均匀，且向一个方向奔跑，明显是在人的驱赶下奔向围猎场，然而又没有人物的形象。这种岩画的构图方式，具有典型的旧石器时代岩画特征。这既是一幅写实的作品又是一幅写意的作品，含而不露，寓意明显。

在贺兰山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有鹿的形象。贺兰山岩画鹿属于马鹿，是一种较大型鹿。马鹿偶蹄，体重约200公斤，身长2米，肩高1米左右，颈部较长，约为身体的三分之一，尾短小。马鹿有八叉角，十分俊美、威风，另外，马鹿体形匀称，四肢长而健美，行动敏捷，善奔跑，是山林的精灵之一，深得古代民族的喜爱。虽然贺兰山岩画马鹿的形象比较少，但与马匹一起就显得格外醒目、俊美、突出。

贺兰口旧石器时代手印与动物岩画

贺兰山岩画鹿由于时代久远，又是研磨制作，所以形象较模糊，但尚可识别。

我们这块土地是创造奇迹的地方，自远古以来我们的原始先民们生活在这里，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人之一，他们发明了石器工具，发明了弓箭，制作了御寒的兽皮衣服。在同自然的斗争中，由于自然力量的强大，在屈服于自然力的威逼下，产生了原始宗教——自发的信仰产生了。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自然物与自然力当做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而加以崇拜。另外，这些自然物与自然力是人们崇拜的神灵，是人们敬畏的神灵。“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1]。

这些神就是原始人们的信仰，是原始人试图利用和战胜自然力的一种愿望和魔法，即用咒语、绘画、仪式等法逼迫或战胜自然力——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巫术行为。这种巫术通称为交感巫术，即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巫术，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国语·楚辞下》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神爽不携贰者，又能齐肃衷正，其智慧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可见，巫与觋不仅神通广大，而且本领超群。

毫无疑问，那些制作在山崖之上的众多神灵（人面像）是巫与觋的杰作了，是人们心中幻想的太阳。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人面像（神灵之像）是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是一个产生众多神灵的时代，但贺兰口的人面像（众神灵）有一部分却产生在旧石器时代，而且被冰川擦痕所打破，似乎不可能。笔者认为：我们这块土地是创造奇迹的地方，认为不可能的却变为了可能。对于冰川擦痕，客观地说，可行的办法就是观察、观察、再观察。不要急着下结论，让历史来回答。

人面像岩画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作品中可以找出如下特征：其一，岩画是由研磨制作，或是磨刻制作的，制作的工具是石器工具，为减地阴刻或线条制作，所以历久而模糊。其二，岩画内涵单一，在画作中仅有多匹马和鹿，还有个别人的手掌印，及零星符号（似几何图形、圆穴）而少有人物形象，属于较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作品；而马匹有的肚腹膨大，似怀孕，这都与增殖巫术观念有关。虽然这类作品稀少，但可以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贺兰山先民已经有能力有智慧制作岩画了。其三，画面石质呈褐色，而岩画的画面也呈褐色，画面颜色与石质颜色一致，说明岩漆颜色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历练和自然风化侵蚀，岩画又将回归于自然。这一过程尽管漫长但不可抗拒。其四，2009年8月中央电视台在拍摄石嘴山黑石峁岩画时，就在黑石峁岩画点意外采集到了2个石质手斧，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刀部两面打击，不同于我国石斧而更像奥瑞纳文化期石斧，值得研究。

贺兰山先民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经历了严寒的考验与磨炼之后，又迎来了一批新的朋友和亲人，他们是从中原大地禹州具茨山来的。他们是华夏族先民。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过后，大地复苏了，天气变暖和了，冰川开始后退向北方慢慢移动，北方大地到处是冰川留下的湖泊，鱼儿在游，大雁在南北迁徙，鲜花遍地，绿草如茵，树木成林，各种动物也群集一起，成千上万的汇成流动的河流开始向北迁徙，那是何等的壮观，又是何等的气派。中原大地的华族先民随着动物的迁徙也开始迁徙了。他们是全副武装的猎人与原始农人，手拿石斧、石刀、还有船底形的细石器工具、细石器制作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复合刀具；还有强大威力的武器——细石镞和强劲的弓箭，这种无坚不摧的利器，使人们摆脱了对动物穷追不舍的痛苦，只要躲在草丛后面就可以唾手得到美味佳肴，人们衣食无忧，生活富裕，有了闲情逸致，又有巫术信仰，在贺兰山上制作了许多表现生活生产的岩画。

人类在几十万年前发明了火，开始了文明的进程。生产工具发明的标志是石器的发明和制造，延续了几百万年。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国山西峙峪旧石器遗址发现了距今3万年的石镞，即细石器箭头。

狩猎岩画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发明的重要生产工具和武器。《说文解字》云：“弓，以近穷远，象形。古者挥作弓。“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而《吴越春秋》云“黄帝作弓”。总之，从历史记载看中国人发明了弓箭的时代相当久远了。早在邃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弓箭了。

弓箭的发明，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利用弹力而生产的工具。人们运用弹力做原动力，也就是把人的力量加在机械木或竹子上，使它改变形态，把这种力量储存起来。当它恢复本来形状时，就把储存的力量集中发射出去，即把抛掷物送到远方。所以，有人认为弓箭的使用，是人类懂得通过机械把能量储存起来，然后加以利用的最早事例。

早期的弓箭较为简单，仅仅把木或竹子拉弯拴上弓弦就成了，所以弹力有限，射出去的箭力量小射程也有限。

后来，人们经过研究改进为“弓”形（也称“返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这就能储备更多力量，增大发射威力。返曲弓的发明是弓箭发明的一大改进，时代同样是很早了。甲骨文、金文的“弓”字就来源于返曲弓形状。另外，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弓弭等来看，我国发明的返曲弓至少是3000年以前之物了。

从岩画中弓箭的弧形弓到返曲弓的转变过程，我们也就知道大致时代的相对年代了。

狩猎岩画

如果贺兰口岩画果真是冰川擦痕打破了岩画关系，如果贺兰口岩画确实早于冰川擦痕，那么就可以认定贺兰口岩画制作于第四纪的间冰期，那么制作时间将提前至距今19000年。也就是人面像岩画并不单单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就产生了，在那遥远时代人类就已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丰富而充实了，并不仅仅是茹毛饮血仅为生存而斗争。人们已经沐浴在原始宗教的光环下有了精神的支柱。历史又将重新改写。

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距今10000～5000年，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创造发明了陶器，可以吃到软化的熟食。石器工具由粗糙的打制方法进化到了磨制的精细石器，更加。得心应手。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使人类的温饱有了基本保障，人类生产由掠夺性生产转变到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一次质的变化和飞跃。除了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定居下来。艺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使人类仍然处在捉摸不定、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之中，要么山摇地动，要么大旱不雨，要么大涝成灾，要么瘟疫流行人畜死亡，等等，并不是事事顺心、万事如意，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麻烦那么多痛苦。世上的事往往是幸福和苦难相连；灾难与欢乐结盟，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在大自然面前软弱无力的人们，只有跪倒在大自然的膝下，祈求大自然赐福。在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只能借助想象力来解释世界和自身，于是创造了许多超自然、超人类的神。这些形形色色的各种神灵，形象千奇百怪又神秘诡异，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都是各种原始宗教的产物，在贺兰山的贺兰口岩画、苏峪口岩画、石嘴山岩画、黄羊湾岩画、大麦地岩画以及内蒙古乌海桌子山岩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赤峰市岩画中奇特造型的人面像岩画，多数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如贺兰口人面像岩画、阴山默勒赫图沟人面像岩画、连云港将军崖人面像岩画，还有后来的赤峰市人面像岩画，是岩画界、考古界公认的新石器时代岩画，距今7000～5000年。尤其是赤峰市人面像岩画还有相关地层来验证。当然这些人面像岩画依据最新研究，既不排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不排斥晚到青铜器时代早期。这种时差，往往有一个过渡期，但上下时差不会很悬殊。

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我们还找到了与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与绘画的相关联系。例如：在贺兰口岩画的龙口地方的人物岩画，就同青海、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蛙形形象十分相似。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贺兰口龙口处的人面像与裴李岗文化彩陶中的人面像十分相似。这种出神入化的相似性也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起码证明了文化属性的相似性，证明了原始人们思想、思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艺术创作、信仰与崇拜的相似性，以及经济基础的相似性。总之，这些众多人面像都是原始宗教的产物，都是原始宗教的遗存，其中有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的各种神怪，还有巫术和萨满的神像，也不乏祖先神灵与妖魔鬼怪、天神地灵种种难以计数。在人类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时期，即前文字时期，只能把这些神灵记录在石头上供人们顶礼膜拜，供人们祭祀祈祷。这些人面像具有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烙印。

人面像岩画

这些镌刻在山石之上的神灵，寂静无声地注视着过往与朝觐的人们，给人间带来慰藉和关怀，使人不仅产生敬畏之情，更多的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偎依。那高悬在山崖上的太阳神，庄严、肃穆，给人以温暖、力量、信心，使人跨越困境，战胜痛苦，抚平心灵的伤痛。(www.xing528.com)

贺兰山是一座聚宝的神山圣山，是神马骏马之山，有黄河文化的养育和熏陶，又地处我国北方的中心地带，是原始先民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是原始氏族、部落，民族交往的绳结之地，更是地球北半球草原大道的重要驿站和联络点，这里汇集了天下的精英俊才，也汇集了天下的牛鬼蛇神。于是这里成了环太平洋地区人面像（众神）的超级神圣殿堂，聚天下英雄豪杰与智慧，造就了雄霸世界的众神天堂。贺兰山是众神的朝圣之地，然后布道于五湖四海、世界各地。

距今4000～3000年，历史进入到我国夏商周时代，也进入到青铜时代，生产工具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岩画的发展，岩画达到了它的兴盛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题材，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岩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到此时，岩画中表现畜牧业已经发达了，各种牲畜都生机勃勃，猎人的弓箭更加强劲有力，不仅在岩画中有锋利的青铜箭头，也出现了青铜短刀。

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最为明显的是岩画中出现了车辆的图形。车辆是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岩画中车辆与商周时期的车辆几乎如出一辙。此时车辆样式为两轮，轮有辐条，一轴、单辕，辕的两侧各套一马、一舆，车厢仅为一个小方框框，足见车辆的车厢不是很大，也说明车辆简单，但形制已具雏形，与中原地区出土的车辆大体一致，尤其是与殷墟出土的车辆几乎别无二致。也可以这样说，岩画中的车辆岩画，就是甲古文中的“车”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车辆岩画的出现证明了中原地区，甚至西亚地区，通过北方草原大道互有来往，促进了文化交流，也促进了经济交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车辆岩画

车辆的变化不仅证明了时代的变化，也证明了人们认识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商周时期岩画中的车辆是一辕、一舆、一轴、两轮，到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也包含匈奴文化与车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车辆基本形制、样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此时的车辆最明显的特征由单辕，变成了双辕，车厢也变得高大了，乘坐或运输更方便了。现在，由双马转换为单马，这一单—双的变化，说明了人们观念的转变，由笨重变灵活了，这就是技术的革新和时代的进步。

车是人类发明的重要交通工具。《说文解字》云：“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管子》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荀子·解蔽篇》云：“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这就明白地说出了，车是黄帝创造的，黄帝与蚩尤大战涿鹿时就发明了指南车。后来奚仲不过是对车进行了改进罢了。“夏后氏俾车正奚仲建旗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通典》）。后来车“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道德经》第11章）。《太平御览》七百七十三引《古史考》云：“黄帝作车，至少皞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左传》定公元年所记：“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史记·夏本纪》：“（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这就说得更明白了。在《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前因后果皆说得一清二楚。

还有《周礼》中“连车”，也就是辇车。《竹书纪年》云“帝癸十三年初作辇”，说的是夏后氏时期制作了辇，是用人挽车。以上历史记载早在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发明了车，《淮南子》云：“圣人观转蓬而为车”。也就是说早在黄帝之前的邃古时代，人们看到滚动转运的车蓬草随风飞转受到启发而发明了能转动的车轮，进而发明了转动车轮的车，其时代当在黄帝时代，后来夏禹时的车被奚仲改进了车的结构。如此说来，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车，为人类的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国古代，商族人是一个畜牧业发达又擅长商业贸易的部族，商人很早就使用车马到各地进行贸易。周公说殷民有人“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以养活家人。传说相土发明马车（可能是改进了马车），牛车是王亥发明的，传说王亥赶着牛车进行贸易时，被北方一个叫有易氏（一作有扈氏）的部族杀死，牛车被夺走。王亥的儿子上甲（一说是王亥的弟弟王恒）借助其他部族力量打败了有易氏，夺回了牛车，在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片中有4500余字，可识者近2000字，其中有不少“车”字，同岩画“车”字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还有，出土的殷代车马坑车轮径1.22米，周长3.7米，不仅速度可观，而且相当先进了。由此可知我国古代造车史已经很久远了。

在欧亚大陆北纬35°～55°之间，东至我国东北，西至欧洲多瑙河下游，有一条辽阔的草原带，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成为人类活动的交流大道、友谊大道。在这条草原大道上汇集了许多民族，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其中以斯基泰文化而闻名于世。

斯基泰文化，指公元前8～前3世纪生活在黑海北岸从多瑙河至顿河河口的草原带上的古斯基泰王国。民族以斯基泰人为主，即我国典籍中所称的塞种。《汉书.西域传》有“乌孙国……本塞地也”。塞语为东伊朗语。斯基泰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斯基泰兽纹——造型具有夸张性和装饰性，极富塞人的张扬又强悍的性格，尤以斯基泰鹿为代表。其实，塞就是鹿，那种头部高耸、大眼、吻长、体长、鹿角夸张式的长而弯曲十分优雅的鹿，亦称为斯基泰风格。

斯基泰风格的鹿，不仅广泛分布于斯基泰地区，而且沿着北方草原大道的西伯利亚、蒙古，一直到我国的贺兰山地区、新疆、阴山地区多有表现，斯基泰鹿不仅广泛分布在草原带上的岩画之上，而且贺兰山岩画、阴山岩画更是美不胜收，异彩纷呈。无疑这些岩画斯基泰风格鹿不仅证明了古代多民族的历史交往，也为岩画的断代做了最好的注脚和明证。这段辉煌的历史演绎出斯基泰鹿以优美的形象和永恒的魅力而载入史册。可以说斯基泰鹿是具有特别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纪年的作用，并且可以作为岩画断代标尺。

不过，有一点仍需提及一下，尽管斯基泰风格鹿虽然存在于公元前8～前3世纪，但在我国先秦时期又同匈奴文化有联系，即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又有新的衔接。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衔接，而且是文化的延续。

贺兰山斯基泰风格岩画鹿

在宁夏贺兰山地区以及相邻的巴彦淖尔市的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市，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匈奴人活动的地方，尤其是阴山一带属于匈奴人的故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草木繁盛，多禽兽”，不仅繁衍着众多的草原与森林动物，而且孕育了狩猎与畜牧文化的杰出艺术—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饰纹。这一时期，是艺术的繁荣时期，在贺兰山、阴山，匈奴的艺术家们同样创作了比北方草原青铜器动物纹饰多的不计其数的岩画，他们手拿青铜短刀，手握青铜斧头，制作起岩画更便捷更灵活，更得心应手。因此，岩画中更多的是马的奔跑，鸟儿展翅，鹿的高雅，老虎的威猛，就连那些平时司空见惯的牛、羊、驼等动物也一个个生龙活虎、活灵活现、优美无比。这些风格飘逸、内涵丰富、制作精美的匈奴岩画，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有着草原般胸怀，在蓝天下歌唱的豪迈民族的感情与性格。

这一时期狩猎岩画也特别多，从岩画中不难看出匈奴人的现实生活，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能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男子可以说个个都是神箭手，这与从小就开始弓马训练不无关系。岩画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无论在贺兰山、大麦地、阴山的岩画中有不少是狩猎时的生动描绘。这些岩画也是特定环境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

我国先民使用马匹或牛拉车的历史很久了，但使用马镫的历史却相对较晚，尽管有多种说法，但比较确切的观点是霍去病墓前伏牛石刻镫形的确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证明我国汉代公元前100年就发明马镫了。而我国北方系统的岩画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马镫形象，这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与征战有关，没有马镫就坐不稳，也打不成仗，更不能长时间奔跑。所以，岩画中的马镫可综合图画内容，结合岩漆的色变进行判断，不难断定有马镫岩画的年代。因此，岩画中有无马镫也是一个断代的标准和依据。

草原并不平静。汉末到北朝，开始了又一轮民族大迁徙的时代，匈奴人一部分西去，一部分南下，鲜卑人来到了北方大草原，成为了这里的新主人，到我国南北朝时（420～589年），在岩画上出现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即骑者的马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前后桥直立的高桥马鞍，这种马鞍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具有断代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带有前后桥的马鞍在我国的起源比较晚，西汉后期出现了有鞍桥的马鞍。如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后期铜车马具中才见到了马鞍，到了晋代，具有高鞍桥的马鞍开始增多，这时马鞍的前后鞍桥较高而且直立，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形制的马鞍广泛流行。直至北魏晚期，鞍桥的形制又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矮而向后倾斜，开隋唐鞍制之先河。鞍桥断代法，对宁夏岩画的断代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中多有这种鞍桥人骑形象，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比较断代法。此时约在南北朝中期，时间在480年。

时代到了6～8世纪时，贺兰山地区来了突厥族，实际上这些游牧民族分布大河两岸，在贺兰山青铜峡邵岗乡东方红村贺兰山坡上。1976～1991年宁夏博物馆发掘20多座唐墓，其中就有铁勒部的契苾部，是属于突厥斛薛浑部。突厥人在蒙古鄂尔浑河谷“阙特勤碑”碑额的野山羊记号是突厥汗国的图腾象征，颇似“h”，这种独特的图腾标志，在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中多有发现，为突厥岩画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时代到了1000年时，羌族的分支党项族来到了贺兰山地区驻牧，党项人不仅制作了岩画，而且在岩画旁题刻了自己独有的西夏文字题记，如贺兰口岩画、大麦地岩画，都发现了西夏文的题记和岩画，为西夏岩画提供了准确的断代时间。

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等，到了13～14世纪时，已经走下坡路了，在岩画旁除了蒙文的标志外，还有人物头戴尖帽和卍字符号等，另外，出现了藏传佛教的梵文、莲花等。这些都为岩画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可以说，岩画从远古走来，到了元代时大体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岩画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功能，失去了交流、传播的作用，从此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这就是宁夏岩画比较断代法的大致过程。

国外把比较断代法称为艺术风格分析法或艺术分析断代法，因为“艺术的演化反映了人类概念演进的特点”，岩画各个时期具有自身的风格特征，从而确定特定的时期。^[2]这种方法同比较断代法是一致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芦沟湖位于贺兰山的南部，岩画分布于山沟内，而山沟外则是一个古代湖泊的遗址，在早已干涸的湖岸边发现了石斧、石磨棒等石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是一处水波荡漾的绿洲，如今只有岩画在叙说着古代美好的生活，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和传说。

芦沟湖岩画·人、手印、羊（38×59）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岩画比较断代法，是世界通用的方法，从18世纪起，已经延续使用1个多世纪了，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便捷的方法。所以，这种方法也可以叫做传统岩画断代法或者叫做岩画对比断代法。

以上依据传统的岩画断代方法，早期岩画产生于早期狩猎时期，时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0000～10000年，地质时代在全新世早期；中期岩画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在距今8000～4000年；晚期岩画距今3000～1000年。这种传统断代法虽然尚待细化和完善，但大家都能接受，这就是比较断代的长处。

客观说岩画的断代从来就是一个难题，只有用多种方法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帮助才能接近真实、接近真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72页

[2]［法］埃马努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