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研究案例：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红与黑》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节中，我们拟提出三个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文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或许，这三个案例能够充分说明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下，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因为种种原因，所能够形成的接受和研究际遇。从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法国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

一、一个作家：巴尔扎克

如果论及1949年至1978年间的法国文学研究，巴尔扎克无疑还算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具体而言，巴尔扎克的幸运得益于几个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前，巴尔扎克的翻译和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是法国译介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多位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都加入了巴尔扎克的译者队伍，其中主要的有穆木天、高名凯和傅雷等人。这一代译者与后来的译者相比，往往身兼作家、评论家、诗人等其他身份。因而，他们在译介巴尔扎克的同时，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巴尔扎克，使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其次，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大多数“西方阵营”的作家都遭到了冷遇，但巴尔扎克是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作家，这就让他在新中国伊始的境遇好了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欣赏巴尔扎克，在他们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肯定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25]。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在致友人的通信中谈到巴尔扎克，甚至巴尔扎克笔下的典型人物成了《资本论》中的案例。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上来说，他们也的确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觉得文学的功能应当是对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揭露和批判。这一点欣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成了巴尔扎克的一张“护身符”。在什么都讲究立场的时代里，的确，批评家、翻译家都会受到影响，发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改变。因而，与已经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一起，大家自然会认为这是相对安全的选择。最后，这也要归功于巴尔扎克本人，虽然巴尔扎克未能完成他计划的137卷《人间喜剧》的写作，但《人间喜剧》已经完成了91卷，人物之丰富，足以构成他所谓的“历史画卷”。而其对典型人物和社会环境的刻画，更是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小说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即便作为结构主义文论和新小说“反”的目标和对象，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终究是绕不过的一位小说家。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在什么样的译介环境中，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下，巴尔扎克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在特殊时期的中国，巴尔扎克没有被遗忘，他甚至伴随着中国的文学环境起起落落。在1949年至1978年，巴尔扎克的研究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1949—1959年）较为正常和理性的批评阶段、60年代（1960—1966年）的批判阶段以及1978年的“复兴”之年。

诚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介绍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艺术被纳入一定的管理：总路线是既定的，游戏规则也是既定的，但创作者与批评者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份自由表现在他们对翻译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对批评的建设上。所以，50年代，对巴尔扎克的研究，一方面，是由翻译家傅雷来完成的；另一方面，其他的法国文学专家也都多少撰文介绍、分析过巴尔扎克的作品。

傅雷在1949年至1966年间，为其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高老头》（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欧也妮·葛朗台》（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贝姨》（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夏倍上校》（含《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于絮尔·弥罗埃》（上海：平明出版社，1956年）以及梅里美的作品《嘉尔曼》、《高龙巴》（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都写有简单的简介，字数均在300字之内。我们不妨读一下傅雷撰写的关于《贝姨》的简介：

巴尔扎克自命为观察人性的专家，兼分析社会的史家。他笔下的人物，有如博物学者显微镜下之动植物。他分别类型，观察个性，记录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又出之以卓越的艺术手腕，丰富奇诡的想象，奔放恣肆的文体，使作品从不因现实的精细而显得枯索沉闷。《贝姨》既是路易·腓列伯时代的一部风化史，又是淋漓尽致的一幕悲喜剧。书中人物都代表一种极端的痴情。穷亲戚贝姨是怨毒与仇恨的化身，美男子于洛是沉湎女色的人妖，于洛太太是贤妻良母式的天使，华莱丽是毒蛇般的娼妓，克勒凡是虚荣的冤大头，作者集这些典型人物于一堂，把他们错杂的活动，激烈的情欲，善恶的对比，光影的交织，构成一幅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大壁画。

与一般的内容简介不同的是，傅雷往往并不介绍情节（在其他的简介中，即使涉及情节，傅雷也往往只用一两句话一笔带过），而是将有限的篇幅用在了作家及作品的特色上，如《贝姨》的简介就是用三言两语突出了巴尔扎克擅长塑造典型人物的特征。

正如我们所读到的一样，虽然以傅雷的洞察力和文学修养，两三百字也能窥见不少对作品具有“杀伤力”的点评，可毕竟限于字数与体例，这类序言还谈不上有体系、有方法的文学批评。

而傅雷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译作前只冠以简单的简介，但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几篇堪称“批评”的译者序言，这几篇译者序言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最重要的法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巴尔扎克研究的成果。这几篇“批评”是：一篇是写于1958年，但却在1978年才随译作一起出版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译者序；一篇是撰写于1959年，1962年随译作一起出版的《搅水女人》的译者序；另一篇则是写于1960年，1963年随译作一起出版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的译者序。

以写于1958年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序言为例，傅雷不仅介绍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介绍了《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所在的《人间喜剧》的总体构架，小说主要典型人物的特点，甚至用巴尔扎克自己在小说中的文字介绍了“这出悲喜剧的教训”，更是对“教训”进行了社会性的批判，表明巴尔扎克在这个问题上虽有认识，但有局限。傅雷写道：“把人脱离了特定的社会而孤立起来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面的，绝不能说明兴旺盛衰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商业总是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斗争，赛查不过是无数被吞噬的小鱼中的一个罢了。”虽然笔墨不多，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立场以及傅雷的社会批判立场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总体是相融的，想必这也是傅雷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巴尔扎克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的原因。

当然，傅雷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对巴尔扎克的批判上，他承认作者具有“犀利的目光和高度写实的艺术手腕，用无情的笔触在整部《人间喜剧》中暴露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甚至傅雷还用颇为幽默的笔调一笔带过巴尔扎克本人与破产的关系，从而说明“长时期的生活经验”对写小说“不能说没有影响”。

另外两篇序言的行文也大致如此。因为巴尔扎克对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典型人物的塑造，所以傅雷的三篇序言都是围绕着小说的人物展开，并且通过典型人物来确定这一部小说在《人间喜剧》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序言的最后，照例都有对作品的总结性评价：《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不单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商业小说，而且还是一幅极有风趣的布尔乔亚风俗画”，《搅水女人》“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而《都尔的本堂神甫》“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比哀兰德》“指出司法界的黑幕”，只是“用麻醉来止痛，以忍耐代反抗而还以为苦口婆心，救世救人，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序言都是针对所译的作品，傅雷却始终将具体的作品放在《人间喜剧》的总体框架中予以评介。这当然并不是关于巴尔扎克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最早的介绍，但却是较早的具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使得读者即便阅读不到同时代的文学史作品，但对《人间喜剧》的总体格局也能够有大致的了解。在三篇序言中，尽管表达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傅雷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人间喜剧》的宗旨在于“挖掘各种人物的内心，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这些都是关于巴尔扎克作品最为基础的批评文字，后来的很多翻译家和评论家在评论巴尔扎克及其作品时，也没有能够突破这个基于一定的阅读、思考与文献基础上的评价框架。

除了傅雷之外，1957年，陈占元发表在第2期《西方语文》上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也值得我们关注。作者论述了《高老头》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重要性，对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典型人物的形成和意义、小说中所侧重的支配人的“情欲”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等予以了深刻、全面的论证，尤其指出巴尔扎克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推向成熟的贡献。当然，作者在文章最后也同样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对巴尔扎克作出了肯定的结论：“将‘高老头’联系到‘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就是指出‘高老头’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非常之高，恩格斯常称在‘人间喜剧’里面‘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马克思曾打算在完成‘基本论’之后写一部论巴尔扎克的著作……巴尔扎克一生是一场坚强不屈的斗争，他对于人生和未来抱着无穷的信心，在他的作品里面也表现出这种不肯屈服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要开辟一个新的未来的意志，这是‘人间喜剧’最使人感动的地方。”

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确实鼓舞了文艺工作者。1959年之前，对巴尔扎克的批评和研究基本都是“正面的”，但“正面的”研究里也已经蕴含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1957年，《北京大学学报》上钱学熙一篇题为《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的文章已经昭示了未来中国巴尔扎克研究的危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危机的由来。据钱学熙的介绍，40年代，瞿秋白就有关于巴尔扎克的批评，介绍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评论家的四种看法，其核心就是宇宙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自4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苏联文学批评界就一直围绕巴尔扎克的问题有所争论。[26]文章虽然并不真正针对文学，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即创作方法绝不可能脱离世界观而存在，文艺观是世界观的表现，但是，却也为原本只从属于文学领域的巴尔扎克研究发出了信号。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世界观出了问题，文艺观能够没有问题吗？那么，作品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我们将会看到，60年代以后的巴尔扎克研究——无论是维护巴尔扎克的，还是反对巴尔扎克的——基本上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于是，巴尔扎克在这种理论环境中紧密连接上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巴尔扎克研究也从相对而言较为单纯的文学批评过渡到了政治批评，其核心就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颁发的“护身符”，否定巴尔扎克的创作方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否定的方式只能通过否定其世界观来完成，即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作家的作品，虽然有价值，但他的世界观并不见得正确。

果然，从60年代开始，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批评急转直下，即便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欣赏也无济于事。1960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刊载了一篇集体署名（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的文章《萌芽和高峰——从欧洲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驳现代修正主义关于文学高峰的谬论》，长达18页。如果说在此之前，钱学熙的文章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并不能代表文学的态度，那么这篇文章却是文学研究本身所宣告的一种态度。这篇文章仍然是从法国文学开始的，不过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代表的“巴黎公社文学”开始，并且很快就将矛头指向了巴尔扎克。作者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者竭力抬高”的文学代表，“它的革命性，它对旧制度的批判却根本不能与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性和批判的彻底性同日而语”。作者对巴尔扎克的批判点在于，虽然巴尔扎克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予以一定程度的揭露，但是他却“忽视”了社会劳资矛盾这一社会“最重要的真实”。作者认为，这是故意的“忽视”，因为作为“保皇党”，巴尔扎克“害怕”无产阶级，“不敢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在“破”巴尔扎克的同时，也捎带上了左拉、莫泊桑、福楼拜以及罗曼·罗兰等有着“相同问题”的法国作家。这为60年代巴尔扎克的批评提供了“指导思想”，使得文学研究工作者无法挣脱而寻找独特的批评方法和途径。

从此，之前相对而言的“宠儿”巴尔扎克受到了一系列的冲击。1960年，第3期《人文杂志》上有一组关于巴尔扎克作品的讨论，虽然采取了“争论”的形式——有文章认为巴尔扎克虽然世界观存在问题，但是其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基本上一边倒地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过的巴尔扎克。这样的环境造成了大多数真正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噤若寒蝉，不得不沉默。当然，在总体的批评环境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1959年，李金波发表在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巴尔扎克和现实主义》一文似乎就没有太能够体会到当时的环境，仍然对巴尔扎克的评判现实主义予以肯定；而1963年，朱光潜发表在第3期《吉林大学学报》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则是在烽烟已起的时代“回归”文学研究本身的典范。后者并不针对巴尔扎克本人，但是对比了浪漫主义和以巴尔扎克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对这两种流派的由来，创作方法上的异同，现实主义相较于浪漫主义的特点、贡献，都作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在当时的环境下着实难能可贵，也显示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独立人格与勇气。

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外国文学研究的产出基本为零。因此，在1966年至1978年，没有任何与巴尔扎克相关的评介、研究甚至批判的成果，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也停滞了下来。这一点，与其他的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并无差别。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在改革开放伊始，巴尔扎克的研究却一下子复苏了。在1976年，为巴尔扎克“平反”的信号就已经出现了：王维昌发表在第4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金钱拜物教信徒的丑恶嘴脸——读巴尔扎克的几部小说》对巴尔扎克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紧接着，1977年，蒋培坤发表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增刊第2期上的《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反对“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论》也发出为巴尔扎克“平反”的信号。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政治态度反驳过去文学研究的政治态度。他们对巴尔扎克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恢复归根到底是基于对“四人帮”的批判。最有趣的是1978年，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刊载了多篇有关巴尔扎克研究的文章，其中包括：彭端智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幅反映时代趋势的现实主义图画——读巴尔扎克的〈农民〉》，郑思之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宣言——读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靳丰、郁源、邹贤敏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爱茉莉婚姻悲剧的社会意义——读巴尔扎克的〈苏珊舞会〉》，王忠祥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欧也妮·葛朗台〉浅谈》，金嗣峰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论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李健吾发表在第2期《文史哲》上的《〈人间喜剧〉的远景》，孙凤城、孙坤荣发表在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上的《巴尔扎克和他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马清福发表在第2期《延边大学学报》上的《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一书的五封信》，袁殿池发表在第2期《黑龙江图书馆》上的《资产阶级暴发户龌龊的发迹史——谈谈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兰少成发表在第3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上的《关于巴尔扎克世界观的阶级性问题》，赵恒昌发表在第5期《辽宁大学学报》上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百丑图》。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巴尔扎克竟又恢复了“宠儿”的地位。这些文章，主要都是针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社会意义所作的分析，当然，也有少数文章仍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论巴尔扎克，例如郑思之的文章。不论具体研究的对象、方法有怎样的不同，这些文章几乎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文章几乎都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其余的引用则几乎不见；其次，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对小说的思想内容所作的评价，主要是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典型人物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环境等，而像朱光潜在1963年那篇文章那样真正谈及文学本身的却不多；再次，如果说意识形态环境仍然对法国文学研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些文章从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尔扎克成了“四人帮”垮台之后第一批“恢复名誉”的法国作家之一。

巴尔扎克在第一时间又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巴尔扎克的译介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较为全面，加之著名的翻译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傅雷在巴尔扎克的译介、诠释方面也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使得在60年代之后，外国文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不毛之地的时代里，巴尔扎克仍然能够为中国的读者——尽管有时是被当作批判的对象——所熟知。另外，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是在现实主义的时代达到成熟，而巴尔扎克是欧洲小说完善与成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此，在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中，巴尔扎克始终是处在第一线的，即便在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初期，他并不是最早被译介，也不是最早得到研究的人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30年，巴尔扎克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法国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其间所走过的历程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所走的弯路，以及在弯路中所取得的一定的基础性成果。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50年代，虽然深受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一方面秉承了三四十年代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算是表现出积极、规范的一面。正如巴尔扎克研究所昭示的那样，我们对外国文学研究传统的继承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选择策略上。虽然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但是我们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所选择的作家和作品多半已经具有较好的译介基础，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二是表现在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群体上。译者、学者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与外国文学译介之初，以作家、诗人为研究主体出现了本质上的差别。实际上，研究主体的改变，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三是表现在研究的方法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巴尔扎克研究及法国文学研究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左翼文学研究的传统，多是针对小说所描写的社会主题，或是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切入，进行传记式的批评，鲜有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而这个传统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小说具有批判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它是对社会的描摹。因此，一部作品的好坏，其根本在于它揭露社会是否到位，在于它是否是对现实“最真的再现”。

进入60年代之后，巴尔扎克研究却渐渐脱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除了少数专家还在文学领域内谈论问题之外，绝大多数的文章偏离了文学本身。60年代前后刊载的一系列关于巴尔扎克的文章都是如此。讨论多数围绕巴尔扎克是个进步作家还是反动作家进行，使用的也都是统一的语汇。而外国文学的专家则彻底退出，噤若寒蝉。积极参与讨论的多是普通的读者和学生。可以说，在1966年以后到法国文学研究产出基本为零之前，巴尔扎克研究在60年代就算还在，也只是政治批判的一种补充形式，与文学无涉。而这，也是60年代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的缩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对停滞了十年的外国文学，中国的读者有着一种几乎饥渴的需求。因而，在第一时间为巴尔扎克“恢复名誉”也就成了法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事实上，恢复巴尔扎克的文学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的是恢复他的政治地位。我们可以发现，对前一个时期评论语汇的保留，“无产阶级导师”对巴尔扎克的肯定，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巴尔扎克研究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评论也渐渐关注作品本身。在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1978年的11篇评论文章中，6篇都是关于作品的解读。虽然这种解读也都是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较之前一个十年已经是莫大的进步。这也为80年代之后，外国文学研究从政治到文本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一部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27]

如果说巴尔扎克研究基本反映了法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是如何受到绝对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并反映了文学与政治之间这对彼此影响、彼此制约的矛盾，那么罗曼·罗兰研究则反映了在那个非常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主体视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特定的视域甚至使得一些真正的外国文学专家也深陷其中，离开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轨道。

事实上，罗曼·罗兰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走入了中国学界的视野，得到了张嵩年、茅盾、沈泽民、鲁迅等诸多文学界人士的赞誉和推介。鲁迅主编的《莽原》在1926年罗曼·罗兰六十大寿之时推出了“罗曼·罗兰专号”，刊载了罗曼·罗兰作品的中文翻译及对他的研究论文。《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名贵高尚的说部著作”[28]，也早在1926年便被敬隐渔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茨威格著名的《罗曼·罗兰》传记也在1928年经杨人楩整理翻译后被介绍到中国。其后，罗曼·罗兰的小说、剧作、传记及政论等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在20年代至40年代屡次掀起出版和品读热潮。自40年代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面世后，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去追求理想和人生。这一时期，对罗曼·罗兰的评价多出于中国时代的需求，树立了他世界知名的和平战士形象，强调他对人类的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关爱，突出他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抨击。可以说，罗曼·罗兰是对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法国作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再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52年至1953年，傅雷的重译本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并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印。傅雷为该重译本写下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该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罗曼·罗兰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外罗曼·罗兰研究的文章被翻译过来，如法国著名左翼作家阿拉贡的《论约翰·克里斯朵夫》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并于1952年再版，1953年第三次发行。1955年，1月号《译文》刊载了马克辛·高尔基著、戈宝权翻译的《论罗曼·罗兰》和罗曼·罗兰著、戈宝权翻译的《我走向革命的道路》。另外，还有苏联的伊·阿尼西莫夫的《罗曼·罗兰》由侯华甫翻译成中文，于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结尾的评论直接影响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评论家。这些苏联的文学评论作品对中国这一时期的罗曼·罗兰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对罗曼·罗兰的研究大多援引的是上述这些研究作品。甚至下面我们将提到的大讨论也都往往要举上一段高尔基对罗曼·罗兰的评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秋云著的《罗曼·罗兰》也在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评传式的著作。

但是很快，对罗曼·罗兰的批评就出现了政治转向。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读书月报》上展开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大讨论。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强，一些左倾的文化界人士已经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读者产生了长期影响的作品视为批判的对象。张天率先在这一年第11期《读书月报》上发表《“约翰”是今天青年的榜样吗？》一文，呼吁青年读者要分析这部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并弃其糟粕。文章并没有对作品本身作出任何解读，重点只是放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念不加区别地移植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反动的了”之类的判断上。继张天之后，王册在同年第12期《读书月报》上发表的《建议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指出，这部作品导致部分青年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危险，并在文中提出了讨论的几个关键点：“一、个人主义有高尚的与庸俗的区别吗？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了怎样的个人主义呢？他的个人主义是进步的呢，还是落后的呢？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了什么东西？反抗的是怎样的社会？他是用什么态度去反抗的？反抗的目的是什么？三、约翰·克利斯朵夫拥护‘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充分发展艺术家的天才’、‘自我完成’等等，他这样做对吗？四、《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有进步意义的书呢，还是一部有消极意义的书呢？你是如何估价它的？”在这之后的1958年，《读书月报》[29]从第1期到第5期陆续开设了“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专题，共刊发了13篇文章，在中国罗曼·罗兰研究领域掀起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讨论。最值得思考的是，与围绕巴尔扎克的讨论有所不同，在这次围绕《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中，法国文学专家也牵涉其中，并且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尤其是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学者罗大冈，他的“站队”使得这场讨论更加激烈起来。1957年，罗大冈在第23期《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给青年的遗风公开信》中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企图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实现个人的野心企图，完成个人事业，不论在文化上，政治上或商业上”，因而是“反动的”。罗大冈的批评也激起了一些学者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辩护。其中，针对这篇文章，东北师范大学的郭襄在《与罗大冈同志商榷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想法，认为：“克利斯朵夫确实是一个个人主义战斗者，但不能像罗大冈同志那样，把他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利己主义。”[30]1958年，罗大冈在第4期《读书》（即改版后的《读书月报》）上发表的《答刘智、郭襄二位同志》一文中，承认自己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批评得过火了些，但他认为，晚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消极的，也坚持认为“个人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而郭襄的文章在当时的讨论中属于“少数派”的声音，在1957年之后，针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罗曼·罗兰的批判几乎是一边倒的。1958年，第5期《读书》刊载的冯至的文章《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些意见》是这次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具有总结性的意味。同样身为学者的冯至在文章中表示：“我们现在对待这部小说，只能把它当作二十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记程碑来看……如果不顾时代的不同，只为受了感动就向他（克利斯朵夫）‘学习’，那么势必会演出一出可怜而又可笑的堂·吉诃德式的悲喜剧。”[31]紧接着这次大讨论，作家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怎样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五万字的小册子，内收“比较系统、全面的”三篇论文，其中包括了冯至的文章。另外，邵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以节录的形式被放在卷首。作者强调，排除时代条件，抽象地接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作为新社会中我们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显然不是对这部作品的重视态度。在收录的另两篇论文中，姚文元的《如何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的语气则更加严厉。他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自由灵魂”和“个人英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已经“表现出它尖锐的敌对性和反对性”。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则从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的角度讨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个年代，评论话语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受左倾政治思想影响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发起的大拷问和大批判。然而，研究者们出于政治考量对作品进行批判的同时，又不时会在无意中流露自己的心声，如罗大冈在1957年的批判文章结束时写道：“青年们还是可以和克利斯朵夫交朋友的。”为此，差一点引来“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评。[32]这个例子说明当时一些学者对罗曼·罗兰的批判受到了外界形势的制约，也反映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环境的恶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60年代以后，对罗曼·罗兰的译介和研究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的译作面世，如罗大冈发表在1962年第9期《世界文学》上的译文《若望——雅克·卢梭》。相应地，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十分少见，主要体现在罗大冈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几篇论文中。第一篇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必须正确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33]第二篇《〈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出：“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正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局限性的表现。”[34]第三篇长达34页的《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思想情况》对罗曼·罗兰文艺思想的形成作了十分详尽的回顾，并据此继续批判了作品中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同时罗大冈有所保留地表示：“并不是肯定《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文学作品就非肯定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可；更不是因为批判了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等于全部否定这部作品。”[35]第四篇《〈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中的两个消极因素——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36]经过这些批判式的评论话语，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定论式的评价，这之后极少见到其他的研究。这种停滞状况在70年代更甚。直到1978年，《世界文学》才发表了罗大冈翻译的《欣悦的灵魂》选段。同年，罗大冈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对该作品作出了正面评价：“重要性显然超过了《约翰·克利斯朵夫》。”[37]

对这一时期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受到的评价，柳鸣九这样回顾道，《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建国后外国文学中不仅不被善待，反而最受虐待的一部名著，对他的‘严正批判’、‘肃清毒流’、‘清除污染’，几乎从未中断”[38]。而吴岳添在《罗大冈集》的前言中也援引了罗大冈本人的话，解释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批判罗曼·罗兰的文章：“这一阶段写的文章都是上级下达的任务，配合‘反右’运动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错误观点。”[39]

作为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20世纪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命运自然与巴尔扎克也有所不同。巴尔扎克在60年代所引起的批判，主要是靠青年读者或是非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来完成的。在这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文学研究者甚至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在60年代中期之后也不得不归于沉默。而罗曼·罗兰在50年代引起的这场讨论，却是向知识分子界发出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研究权威本人发出的，虽然有不得不为的因素，但也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外国研究者的一种自省。自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视域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的确，对罗曼·罗兰的批判风气很快从外国文学领域扩散到中国文学领域。1960年，何其芳发表在第1期《文学评论》上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也“反省”了自己先前在“反对简单化”的立场中，对读者评论的“革命精神”没有充分地进行评价：“我在说明我的看法的时候，却又走到了另外一种片面，对《红与黑》的艺术力量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总的思想意义我都肯定过多，而对它们的消极内容和消极作用都估计不足。”[40]何其芳的这篇文章仍然是在探讨对待文学艺术的“简单化”态度，仍然表现的是“文学的态度”，但就是这么一篇希望能够理性对待文学艺术的文章里，对《约翰·克利斯多夫》却也退了一步，足以反映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环境有多么严苛。

从巴尔扎克的案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案例，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在1949年至1978年，甚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到1978年间，文学从一种推动社会变革、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变革的力量渐渐沦为一种附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已经完成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在这种变化中，文学的研究者们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研究者们，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然而在极端的环境中，他们却是无法选择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样经历过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深受苏联的文学研究理论影响下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研究有方法、有视域，也有属于自己的产出，只是较为单一。第二个时期是文学研究转向政治批判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和巴尔扎克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往往会发起所谓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作家、作品进行“进步的”或是“反动的”定性。只是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不仅牵涉进了罗曼·罗兰的研究权威罗大冈，而且罗大冈还成为讨论的主力之一。于是，这就造成了在第三阶段，《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在专家的推动下，彻底成为政治批判的局面。

今天再回顾这个过程，我们当然不能够完全置当时的社会环境于不顾，只是对这个时期的批判讨论或是参与批判讨论的学者进行指责。罗曼·罗兰在中国的经历所诠释的，或许主要有两点内容：其一，如果说文学不可避免是政治的，该命题的正常表现应该是体现在批评者的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结论中，而不是体现在批评的方法上；其二，当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完全失去其自主独立的一面，研究最终必然会失去其价值。事实上，文学的确可以成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一种力量，但是，社会变革和进步并非文学唯一的目标。否则，在此定义之下的文学研究在其价值上必然会受到质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罗大冈几易其稿，完成其研究专著《论罗曼·罗兰》，但却招致不少读者的批评。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不是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能够彻底消除的。研究者的视域、立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而作为批评的主体，即便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却也会相应保留社会环境的因素，体现在其后来的批评作品中。

三、一个人物形象：《红与黑》中的于连

法国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命途多舛，巴尔扎克研究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似乎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然而，在那个时代，文学评论何以在最大程度上脱离文学自身的轨道，在法国文学中还有一个典型的文本可以加以说明，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作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相较于巴尔扎克等作家，司汤达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评价在早期并不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初，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多为作家，对法国文学包括19世纪小说的文本选择，很多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司汤达冷峻、略为生涩的文体并不十分讨这批中国作家的喜欢。1944年，《红与黑》才有了赵瑞蕻的第一个译本，而且是不完全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法语翻译家罗玉君在1957年从法语的原文翻译了《红与黑》，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全译本。

不过，与其他文学有所不同的是，1960年，中国译制了1954年版的法国电影《红与黑》，使得大众也熟悉了这部小说。《红与黑》在瞬间就成了中国大众最熟悉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1957年，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出版之后，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红与黑》的研究文章，包括：1958年，李健吾发表在第3期《文学评论》上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1959年，郭坤发表在第8期《复旦学报》上的《评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对《红与黑》，大部分外国文学专家仍然持肯定态度，都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杰作”。黄嘉德的《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就是较早一篇全面介绍《红与黑》的研究文章。作者从司汤达本人入手，介绍了小说创作时所处的环境、司汤达本人的美学观点、小说的基本内容、于连这个典型的“平民人物”的社会意义、小说在结构和语言方面的特点以及这部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的小说的价值。黄嘉德对《红与黑》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援引托尔斯泰、高尔基和阿拉贡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揭发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捍卫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卓越的艺术家，司汤达是法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位对世界文学做出宝贵贡献的伟大文豪使法兰西民族获得光荣。”[41]到了1960年前后，随着普通读者对《红与黑》日渐熟悉，对作品的讨论也多了一些。当时，《文学知识》和《大众电影》都陆续刊载了一些关于《红与黑》的文章，前者针对的是司汤达的小说，后者则主要针对电影情节。1960年，《文学知识》陆续刊载的文章有：李健吾发表在第4期上的《〈红与黑〉里的于连及其他》，浦前发表在第4期上的《应该历史主义地评价〈红与黑〉》，王忠祥发表在第6期上的《于连的政治观点、英雄主义和生活原则》，等等。此前，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夏玫的《论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阿尔达莫诺夫的《司汤达》。评论和研究渐渐多了起来，自然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日渐严苛，外国文学研究者不再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另一方面，电影《红与黑》的引进与放映又使得研究的对象不再集中在小说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于连骤然成为大家评论的对象。大家评论的或者批判的并不是作品，而是于连这个人物，于连仿佛成了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

1960年，第11期的《山东文学》上刊载的一篇署名为文外的文章就针锋相对地批评了黄嘉德的观点。这篇文章的批判方式与当时所有批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方式并无二致，无非指出作者司汤达的反动立场（如果批判态度稍微缓和一点，就是历史局限性），指出他在作品中根本不能够意识到真正拯救社会的力量在哪里，尽管文章作者也知道《红与黑》写于1830年，与巴黎公社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搭不上边。这篇文章已经将于连定性为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物”，于是，塑造这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物”的作品不可能是进步和伟大的。作者认为：“‘红与黑’把于连这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物肯定为正面英雄，给予了全部的热情和注意，这对当时的革命和人民是直接有害的。但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连却无休止地颂扬和美化，同时某些演者所受的恶劣影响也主要在对于连的认识和同情上，因此对于连作具体分析，指出他的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对我们正确认识‘红与黑’，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2]

于连自此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代名词，而塑造了于连这个典型形象的司汤达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红与黑》成了毒害社会主义新青年的“毒草”。正如柳鸣九在1980年撰文谈到《红与黑》时所描写的那样，它（《红与黑》）“不断被卷进中国的历次运动，而且经常扮演‘运动对象’的角色，好像是一个‘黑五类’，几乎每次运动都有它的份。中国出了‘右派’，它就和‘右派’挂在一起，有些‘右派’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据说是受了《红与黑》的影响；某次运动要‘兴无灭资’、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了，它就成为现成的典型和靶子。某处发生了一桩流氓刑事案件，它又被指责为‘教唆犯’。据称，有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中了《红与黑》的毒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中国搞‘文化大革命’了，它自然是最触目的‘封资修破烂货’之一，头一批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43]。

饶有趣味，并且比巴尔扎克甚至比《约翰·克利斯朵夫》更甚的是，《红与黑》中的于连似乎真的在60年代以后的中国成了一个“教唆犯”。因为他灌输了一个平民阶层——据说，这个平民阶层与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还是有差别的——对“成功”的渴望，还有在不择一切手段想要“成功”的途中，与这份渴望非常相配的“情欲”。而电影《红与黑》无疑将司汤达简约、枯燥的笔触建成了一个讲述野心、奋斗与情欲的故事。柳鸣九所谓“流氓刑事案件”的“教唆犯”并非毫无根据的调侃，有不少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文章或者笔记都曾经谈到电影《红与黑》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进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大多数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入停滞状态时，《红与黑》与少数的几部外国文学作品一直作为“地下文学”秘密流传，因而《红与黑》的故事并没有中断。甚至越是被禁，《红与黑》越是能够给人以某种神秘的感觉，让青年读者按捺不住好奇心，从而在那个精神产品匮乏的年代，真正成了青年人的“教唆犯”。

但是在1975年，《红与黑》又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由于江青的喜好，她将《红与黑》列入“要求文艺工作者读的六本外国小说”之一，认为：“巴尔扎克全部《人间喜剧》抵不上一部《红与黑》。”[44]于是，1975年，《红与黑》从地下浮出水面，只是它浮出水面的方式耐人寻味。这一年在多家学术刊物上出现的《红与黑》的评论均围绕政治中心进行。这里面包括：钟世文发表在第1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也谈〈红与黑〉》，闻工、钟群发表在第1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红与黑〉和拿破仑》，江溢发表在第2期《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上的《于连——向复辟势力屈膝的投降派》，廖钟闻发表在第2期《辽宁大学学报》上的《一部反映旧制度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评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仅就文章标题而言，我们就发现，1975年，中国对《红与黑》的兴趣，是与政治上的一个敏感字眼——“复辟”分不开的。钟世文在文章开始就说，“多年来，围绕这部作品的评价问题，一道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对这部作品作了严重的歪曲，有意抽掉它所反映的政治内容，抹煞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攻击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拿破仑，美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于连，以便为他们的复辟政权和侵略扩张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因而他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45]同样，在廖钟闻的文章结尾，也是这样来“拔高”自己的研究意图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利用司汤达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把这部小说拍成一部三角恋爱的黄色电影，其要害是通过歪曲这部小说的政治主题，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对马列主义的可耻背叛。对于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政治伎俩，我们必须予以揭露。”[46]由此可见，这一次《红与黑》得以重新浮出水面，同样是政治的需要。于连这个人物被拿来影射刘少奇等“野心家”，而《红与黑》也在这种政治需求下扮演“揭露”“野心家”们“复辟”企图的“伟大作品”。这些文章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基本不谈作品本身，而是围绕于连以及于连所处的社会、时代，围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只谈于连这个人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红与黑》当然也应该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得以摆脱以前的命运，慢慢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但是，正是因为有1975年前后的这一次“反复”，《红与黑》回到正常轨道的路程也就更为漫长一些。1978年前后出现的几篇关于《红与黑》的文章中，时代的印记还非常突出，几乎都要加上“叛徒江青别有用心地吹捧《红与黑》，正是把于连当成她的‘导师’，把《红与黑》作为‘借用力量’，利用其中反复辟的内容借题发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47]这样的内容。直到1980年前后，柳鸣九这样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撰文指出《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走过的荒唐道路，这种情况才告一段落。而80年代之后，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也的确为回到应有的轨道上进行了并非一帆风顺的抗争。

脱离作品，脱离文学，脱离文学史的自然规律，文学研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里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时而很“红”，时而很“黑”，一直作为外国文学中不多的几个热点作品加以探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少数几篇研究文章之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并没有价值，也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只是，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尽管研究成果大多没有价值，没有能够为中国的司汤达研究或是法国文学研究留下什么，但是《红与黑》这部作品却是家喻户晓，这也是进入90年代之后，众多译家选择《红与黑》来进行重译的原因吧。历史的荒诞往往表现为偶然，但偶然却又往往会造成自身的因果关系——这当然是后话。

注释：

[1]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焱：《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2]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焱：《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www.xing528.com)

[3]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焱：《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4]　参见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附录“17年间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5]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焱：《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6]　梅里美的这部小说有不同译名，后多译为《卡门》，早期有译成《嘉尔曼》（傅雷译）和《卡尔曼》（叶君健译）的。

[7]　冬林以及上文中提及的《剥削者》的译者之一东林均为法国文学翻译家金满成（1900—1971年）。

[8]　侍桁以及上文中提及的《剥削者》的译者之一索夫均为翻译家韩云浦（1908—1987年）。

[9]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存在主义的文学和思想在当时的文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话题。

[10]　吴岳添：《百年回顾——法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载《北京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1]　在此期间，译者在其译作的前言也多为较为简单的内容介绍，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论文。

[12]　吴荣勤：《纪念世界四大名人》，载《世界知识》，1953年第18期，第14—17页。

[13]　吴荣勤：《纪念世界四大名人》，载《世界知识》，1953年第18期，第16页。

[14]　李健吾：《党璜·序》，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8页。

[15]　李健吾：《可笑的女才子·序》，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15页。

[16]　李健吾：《吝啬鬼·序》，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5页。

[17]　李健吾：《可笑的女才子·序》，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12页。

[18]　李健吾：《莫里哀喜剧六种·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

[19]　黄式宪：《评莫里哀名著〈悭吝人〉的演出》，载《戏剧报》，1959年第10期。

[20]　吴达元：《“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3期。

[21]　参见许钧、宋学智：《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载《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2期。

[22]　冯汉津：《萨特和存在主义》，载《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

[23]　参见《沙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编者按》，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7期。

[24]　参见《存在主义的文学·编者按》，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

[25]　〔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2页。

[26]　参见钱学熙：《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27]　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名，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多种翻译的方法，较为常见的有“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种，我们统一使用“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对于研究文章中出现的该人名，我们保留作者使用的人名。

[28]　张嵩年：《精神独立宣言》附注，载《新青年》，1919年7卷1号。

[29]　《读书月报》于从1958年第4期开始，改为《读书》半月刊。

[30]　郭襄：《与罗大冈同志商榷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载《读书月报》，1958年第3期。

[31]　冯至：《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些意见》，载《读书》，1958年第5期。

[32]　罗大冈：《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一书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33]　罗大冈：《必须正确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7日。

[34]　罗大冈：《〈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载《文艺报》，1961年第9期、第10期。

[35]　罗大冈：《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思想情况》，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

[36]　罗大冈：《〈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载《人民日报》，1964年3月22日。

[37]　罗大冈：《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载《世界文学》，1978年第2期。

[38]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39]　吴岳添：《罗大冈集·编者的话》，载罗大冈：《罗大冈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0]　何其芳：《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载《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41]　黄嘉德：《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载《文史哲》，1958年第3期。

[42]　文外：《“红与黑”和于连——兼驳黄嘉德先生关于“红与黑”的资产阶级观点》，载《山东文学》，1960年第11期。

[43]　柳鸣九：《〈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载《读书》，1980年第5期。

[44]　诸爕清：《〈红与黑〉的剖析》，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Z1期。

[45]　钟世文：《也谈〈红与黑〉》，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1期。

[46]　廖钟闻：《一部反映旧制度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评司汤达的〈红与黑〉》，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2期。

[47]　杜东枝：《论〈红与黑〉》，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