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的工业美学实践

乌尔善三部公映的电影，每一部都兼顾了商业性与个性，《刀见笑》的重写古典武侠镜语，《画皮2》的中西奇幻元素杂糅，《寻龙诀》实现了网络文学想象的视觉化。其实，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平衡，本身就是新力量导演区别于前几代导演的最大特征。而这种特征又可以用工业美学的标准来衡量。陈旭光对工业美学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侧重于文本、剧本，也就是内容层面；第二，侧重于技术、工业层面；第三，侧重于电影的运作、管理、生产机制层面。因此，工业美学的原则就是：“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上的要求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9]

从乌尔善的创作经历来看，他正是有意无意进行了这样一种工业美学实践。首先，做扎实剧本等前期策划，以求将电影艺术的魅力充分发挥，并严格控制流程进度。其次，尊重商业运作的规律，这既包括了作者个性与商业性的折中，也包括了制片人中心制度下各方力量的角逐平衡。最后，满足观众对电影艺术独特的视听欲望，不是一味地服膺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是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对抗好莱坞的力量。

（一）从探索到模仿：好莱坞影响下的国产商业电影

在20世纪初期的国产商业电影类型中，较有影响力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为代表的商业大片，投资规模与演员阵容都具有相当实力；另一类是以冯小刚贺岁电影为代表的京味喜剧电影。然而，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已经驾轻就熟的套路，很难被新力量导演群体照搬。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后，开始发轫的新力量导演只能探索自己的风格化、类型化模式。同样是商业电影追求的市场定位、故事类型，却已不同于《英雄》《手机》等市场上已有的类型，新力量导演将拓展出按工业美学生产模式出品的商业电影。首先，寻找好莱坞的故事讲述方式。乌尔善对电影艺术的兴趣从欧洲电影转向美国电影后，展开了在故事创作、画面定位与类型参考等诸多方面的学习。《刀见笑》中可以看到很多大卫·芬奇《七宗罪》的影子。同样是宗教层面的剖析，同样分成几种人性之恶，《七宗罪》对基督教的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的七种原罪进行解读；同样是越挣扎越堕落的怪圈，米尔斯与哑厨都有无法摆脱的宿命；以及同样运用相似的侧逆光及大面积阴影，营造出阴郁和颓废氛围。《画皮》的故事经过乌尔善的加工之后，已经不单纯是《聊斋》中魅惑人心、修炼成仙的鬼狐传说，它更像吴宇森在好莱坞的成名之作《变脸》，互换身份的人和妖面对的是心愿达成后的身份错位。这样的叙事线组合充分展示了商业电影在人物设置、情节配比中的经验与老到，特别是给了乌尔善这样的学院派导演充分发挥其阅片量的优势的机会。

其次，平和稳定的创作心态。多数新力量导演并不是高产作家，虽然他们创作起步较晚，市场号召力与融资能力也有限，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自己作品的品质有较高的要求。乌尔善目前正在开拍的《封神三部曲》筹备了四年，2018年开拍，2020年上映，弃用流量演员，大部分角色由新人扮演。为了保证角色的气质、动作与影片整体格调一致，摄制组对演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服装、置景方面最大限度地还原殷商时代的画面风格。当然，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并不是所有导演的共同点，但可以看出新力量导演对自己作品的尊重。

再次，良好的互助机制。如果说，商业电影在故事设计、美学风格上的经验来自导演个人的体悟与揣摩，那么，团队运作的经验与方向的定夺可能更需要前人的指导与提携。在新力量导演的诸多学习榜样中，也包括了比内地商业化更加成熟的香港电影。乌尔善接拍《画皮2》时，对制片人要求，可以不谈导演酬金，唯一的条件是请陈国富做监制。事实证明，从策划到剧本的写作、到电影的拍摄、到后期各个方面，陈国富无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无独有偶，感恩于当年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宁浩近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新导演上，他所创立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已经推出了路阳（《绣春刀·修罗战场》）、文牧野（《我不是药神》）、牛涵（《甜美生活》）等更年轻的新力量导演群体。(www.xing528.com)

（二）从专业到商业：制片人中心制下的项目开发能力

从电影导演的代际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中心制一直以来是中国电影生产的主要方式。好莱坞生产模式却是以制片人为中心，这使得产业化的中国电影常常水土不服，无论是张艺谋、张伟平的分歧，还是陈凯歌、陈红的家族式内部调和，都可以看出导演中心制的影响力。但是，新力量导演群体却往往能很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美学的核心之一。”^[10]从乌尔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首先，中国电影教育已经从早期的围绕演员、导演的单一培养模式发展为录音、制片、宣发等多层次的专业教育。在乌尔善看来，一部《寻龙诀》几乎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表演系、管理系、美术系的联合作业。1990级管理系的陶昆担任制片，在诸多项目团队的竞争中拿下了《鬼吹灯》的改编权并且顺利过审；1995级管理系的李宁负责发行，协调出品方万达影业与各影院关系，掌控排片率；1997级美术系的郝艺负责人物造型与背景设计，把中影怀柔影视基地的16个摄影棚包下13个，只要有人物表演的空间的景，基本上全都是搭制实景。^[11]大家通力合作，才有了这部吸金16.82亿的年度票房冠军。所以说，新力量导演与其说是拿着导筒坐在监视器后面的那个人，不如说是一批专业人士的合体。其次，导演团队已经能够妥善处理投资方诉求与故事内容之间的龃龉。《刀见笑》拍摄上映时期，名声正盛的餐饮品牌“俏江南”被巧妙地植入故事设计中，仍然是酒楼的字号。并且，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张雨绮也因与“俏江南”的微妙关系而在电影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商业性通常在艺术创作中被排斥，特别是当它试图入侵内容领域时，但是新力量导演往往能用自己的智慧将矛盾化解。最后，项目的选择或许是工业美学机制中对导演市场预测能力的考验。纵观好莱坞历史，同样的商业模式和流程未必有同样的成功案例。中国的电影工业美学发展过程中，还有太多的未知数，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摸索。《寻龙诀》拍摄之前，《鬼吹灯》《盗墓笔记》《藏地密码》三个项目的版权方先后找到乌尔善。乌尔善非常明白，一旦接拍，必须按照制片人中心制去完成，所以在接手前，要充分考虑项目的未来发展。他认为，三个项目中，“《鬼吹灯》原创性最强、最具本土质感和开拓性，小说中体现出的一些时代印迹，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出国潮，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和‘上山下乡’，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等，是其中最触动我的部分，这种近代中国人生活的真实质地，我觉得特别珍贵”^[12]。之后的项目开发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类型（怪兽灾难片VS寻宝冒险片）、剧本（爱情线VS喜剧线）、审查（类型叙事与现实对话）等艺术创作与产品诉求之间的细节需要导演去学习与掌握。

（三）追寻与突围：个性的保留与讲好中国故事

新力量导演群体在集体学习好莱坞的同时，并非盲目地追求西方的模式与规则，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创作个性与独立思考能力，当然，这种保留在与市场效应相互角逐中策略性地存在着，它包括给予艺术思考空间与开发利用好中国元素。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一直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尽管每位导演有自己对电影属性的理解，但常会面对选择的障碍。业内通常将新力量导演群体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导演更加偏重商业性诉求，创作与市场契合度高，如宁浩、徐峥、滕华涛；一部分导演能相对平衡好商业性和艺术性矛盾，既有导演鲜明的个性化表达，又能在市场上有不俗表现，如乌尔善、刁亦男、曹保平等；还有一小部分人坚持走艺术片路线，更加侧重艺术性表达，如杨超、毕赣、张猛、韩杰等。”^[13]乌尔善从2006年起就已经放弃将电影作为展厅艺术的想法，转求大屏幕上个人抱负的实现。好莱坞的一系列叙事方式与生产机制给予了他成功的经验，但他也时刻保持着艺术家的清醒与敏感。从第一部院线电影《刀见笑》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主题中既有佛教元素，又有乌尔善对佛法教义的个人理解；在类型结构中，既有《七宗罪》的模仿借鉴成分，又以乌尔善的个人方式进行了公约；在影像风格中，既有对盖·里奇的多线叙事、快速剪辑的使用，也加入了乌尔善多年拍摄广告而形成的凝练的戏谑思维。当乌尔善走向追求奇观效果的类型电影后，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与好莱坞已经成型的套路区别开来——寻找原创性和东方感。当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在拍摄《寻龙诀》时，整个团队在原创性上遇到了障碍：“东方感的东西有时候视觉不是很刺激，其实是挺矛盾的一件事，怎么给它们捏合到一起？我们一直在磨炼，这也刚刚只是一个开始。”^[14]为了区别于《指环王》《霍比特人》，寻找代表中国文化的关键道具，主创团队从“太岁”到“地耳”，推翻了无数次设计版本，才有了代表中国特色生死观、时空观、种族观的“彼岸花”。同样，将奈何桥、棺椁等设计出科幻感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眼下，乌尔善的团队正在进行《封神三部曲》的拍摄，从其艰难的筹备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神话传说、神魔小说拥有巨大的文化宝库，尚待开发。我们无须一味模仿西式的奇幻人名、地名、世界设定，而应致力讲好中国故事。在此，印度式造型概念设计的《阿修罗》撤档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投资7.5亿，票房不到5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