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石雕：东钱湖石刻发现实录

陈万丰

鄞州区东吴镇人。1962年起从事文化（文物）工作，1998年创建宁波服装博物馆。文博专业副研究员，爱好写作、美术，致力于宁波地域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和博物馆事业，著有《红帮服装史》（合著）、《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独著）等，已策划设计31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艺术馆。

口述时间：2019年11月12日上午

口述地点：宁波王升大博物馆

采　　写：赵淑萍

赵：陈老师，关于南宋石雕，我前些日子采访了杨古城老师，他说一定得采访您，因为在南宋石雕的发现过程中，您是重要一员。当时，您是鄞县文管办的负责人。

陈：是的，我跟南宋石雕的缘分不浅。我是东吴人，从小就看过这些石人石马。我的外婆家在宝幢，母亲带我去外婆家，从东吴柳树门出发，过小白岭、石婆岭、沙堰，有一条5公里长的石弹路，曾看到过不少石人石马。它们高大威武，而我身小力薄，我都不敢正面仰视它们，就胆怯地躲在妈妈身后。1956年，我去五乡念初中，星期日步行经过大涵山，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粗犷、森然的石亭以及横眉怒目的石人。有时候雨雾茫茫，人迹稀少，尤其吓人。假期，我去世忠寺、癞头山、半溪坑砍柴，经过仿木结构的火烧牌楼、乌龟牌楼，又发现荆棘丛中的石人石马。年岁稍长，就听大人们讲东钱湖有72座王坟，还有东吴、宝幢关于史家的传说，这点点滴滴都构成了我对石人石马的最初认知。没想到，我从文化站、文宣队、文化服务公司等“文”字头单位一路走来，后来从事文物工作，而且在任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了南宋石雕的勘察、保护。

赵：后来您应该非常清楚那些石人石马的出处了吧？

陈：小时候看到的东吴南村世忠寺山中的石人石马，是南宋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史弥坚的墓道，还有其子敷文阁待制、湖北转运使史宾之和孙子永嘉太守史榘卿的墓道。家门前河边毗邻府前桥的东吴上史家，曾是史弥坚的“沧州堂”，不远处还有附属的云树壁和钓鱼矶。1986年，我在东钱湖下水筹建王安石纪念馆，寻找相关史迹时，在下水溪及穆公岭一带看到了一些散落的石人头部、石马、马鞍、石牌楼石柱等等，任凭风吹雨打和溪流冲刷，感到十分可惜。

赵：我在鄞响新闻网中读到您的《忆当年，寻找散落的南宋石刻》一文，还有您拍摄的珍贵老照片。可以说，南宋石雕最初的发现者，就是您和杨古城、曹厚德老师。

陈：可以这么说。1992年冬，我在鄞县文管办工作，老朋友杨古城来找我。我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69年，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我和他曾经一起绘制毛主席油画像。

赵：我插一句话。陈老师，在网上看到过您的画作，功底非常扎实，您和谢国旗老师还出版过《堇风甬水》钢笔画作品集。后来您在鼓楼、云龙老干部书画协会专门办过画展。您和曹厚德、杨古城老师等都有工艺美术的功底，这有助于你们研究南宋石雕吧？

陈：是的，我从小喜欢美术。1962年前，因浙江美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停止招生，时运不济，志愿落空，马上参加文化工作，但对绘画、设计一直坚守。南宋石雕的整体造型、衣冠服饰的细致刻画等等都与美术绘画相联系。当时杨古城表露了去东钱湖调查石人石马的愿望，这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了前前后后三年多的调研工作。起初，我们只是顺路踏查，从宁穿路宁波汽车东站坐班车，一路沿着东钱湖东南边的区域，也就是沿着公路到下水终点站绿野岙的两侧。那时候，交通不便，春夏时节，还有毒蛇蚊虫。我们特意选择秋冬季上山，柴草枯萎凋零，行路比较方便、安全。因为来来去去路途遥远，大家自带干粮充饥，渴了就喝溪水。有一次喝水，看到附近有毒蛇出没的痕迹，心悬了好久。

赵：除了您和曹厚德、杨古城老师，还有谁？

陈：东钱湖墓道石刻最早调查应该是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当时县文管办的周生望、张才彬、张德华、王文华首先参与。然而由于人力、物力与财力几方面的限制，只去了一些路边、山边、田间比较明显的地方。1992年的调查，我们选的调查人员，开始时只有两三人，后来文管办增加两位专业大学生钟祖霞和戴建伟，又有慈溪调入的陈联飞。1995年，办公室配了一辆普桑工作用车，驾驶员张行君一起加入。平时事务多，脱不开身，就利用星期天继续。这种工作，学名为田野调查。我们当时不求名不贪利，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同时也是出于对地方文保工作的热忱。王安石纪念馆负责人、退休干部史永和，从接触东钱湖文物保护旅游开发起，就满腔热情，任劳任怨工作着。他常常在下水周围寻找石人石马、石雕石刻、墓志碑碣，一年四季，从不停步。他还组织几个业余文保员，一起上山下地，及时把发现的信息告诉我们。长乐里山、福泉山、二灵山、官驿河头、东村西村、绿野、洋山的山头地边、溪畔林旁、柴草丛中，都留下他辛勤、踏实的足迹，令人难忘。

图007
寻找南宋石刻

赵：陈老师，您能说说东钱湖石刻群主要分布的位置吗？

陈：东钱湖墓道石刻星罗棋布，以南宋居多，排列起来，有六处比较集中：横街村的吉祥安乐山、下水的长乐里山、上水的辨利寺后山、福泉山茶场的大慈山、绿野村的穆公岭、东吴的世忠寺山。当然还有宝幢省岙、横溪大岙等处。从野外到村落，我们又发现了下水的林染桥、德行桥、鸟鸣桥，福泉山茶场前的石拱桥等，还有仿太湖石基座的石笋、祥云托日石鼓等。南宋石刻群以史家的为主，上水为史渐墓道，福泉山茶场为史弥远墓道，绿野村的是史诏墓道。隐学山的是一位明代户部尚书余有丁的墓道。

赵：您能说说你们发现石雕时的情景吗？

陈：这些石人石马等石像生和石构件大多倾倒在地，有的支离破碎，间杂在山溪枯木之中；有的被利用砌坎造路筑水渠，脱离了墓道。按理讲，石刻的体量与数量必须与墓主人的官职封号吻合。为了炫耀其生前的享用模式，也为了便于子孙后代扫墓，他们修了整整齐齐、长长的墓道和显示权势的石碑楼、享亭等建筑，而我们发现时，没有一条墓道称得上完整如初。听杨古城、曹厚德说，元灭宋后，大肆掠夺，出现盗墓热，十墓九空，因此很难见到刻有文字的墓碑、墓志铭。但是，尽管它们残缺不全，我们发现时，好像交到好运、捡到宝贝一样欣喜若狂。这些石雕美轮美奂。石人一般高达2米以上，伫立墓道的文臣武将两边对称，石人前的石兽如石羊、石虎、石马也是一样。它们一般都用本地的梅园石、小溪石雕琢，石质细腻，色泽稳定。石人的衣冠服饰，石马的马鞍、肌肉的线条，石虎的花纹，石羊的胡须等都纤毫毕现，栩栩如生。

赵：也正是看到这样的景象，你们意识到了保护的迫切性？

陈：是的，科学保护又合理利用，是国家文物保护法提出的要求。杨古城等与我商量，打算组成一个团体，一起分析论证东钱湖石刻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促进政府决策，建立石刻博物馆之类的场所，用以收藏、参观、研究。另外，我又通过市、县文广局多次向市、县人大报告，尽快实质性实施这一项目，下拨移迁集中的启动经费。

1993年12月4日至6日，经过考察、论证、鉴定，省内文物和工艺美术专家10余人（后扩大到40余人）召开了“东钱湖石雕文化考察报告会”。我在会上宣读了《东钱湖墓道石刻的保护利用》一文。专家们一致认为：东钱湖石雕数量最多、最具审美价值的均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它们填补了我国南方大型墓道石刻群的空白，填补了美术史、雕塑史的空白，是研究南宋衣冠服饰、丧葬制度以及美学、民俗学的实物标本。这些结论具有轰动效应，《中国文物报》《文汇报》《宁波日报》《人民日报》等先后发了消息。由杨古城指导的古林职中工艺美术班10多位师生实地速写，用工笔精心描绘，印发了《东钱湖畔艺术瑰宝》图册。

1994年3月，我们与东钱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一起邀请了北京、杭州、宁波等地的文物、旅游、历史专家，再次对东钱湖石刻进行了考察和研讨，并建立了“东钱湖历史文化保护开发研究会”。六七月份，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保护权威人士，三次实地考察，尤其是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几次亲临墓道，细细观察这些有历史气息、有文化内涵的遗存。专家们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东钱湖畔20余处146具南宋墓道石刻不仅是我国江南罕见，更是北方所未有，填补了美术史、雕塑史中南宋时期的空白和江南大型墓道石刻群的空白，为南宋时期的墓葬形制、兵器服饰、工艺雕刻、建筑营造及历史学、民俗学、堪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可以申报省级、国家级文保单位。这大大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于是善始善终，扩大搜寻范围，尽力剖析，感受一方土地的脉络和传承、厚重和诗意。

图008
专家在测量、勘察石刻遗物

1995年4月，省古建筑设计研究会根据我们的《东钱湖区域南宋墓道石刻保护规划（讨论稿）》，在上水凤山山麓选址，提交了“鄞县石刻艺术馆设计方案”。这些都为后来建造“南宋石刻公园”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1997年，当时的县文化局局长周静书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佩汇报，南宋石刻的保护列入人大重点工作。

赵：关于南宋石雕，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就地保护，一种认为可以集中保护，您的看法呢？

陈：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鄞县对这些文物瑰宝实施就地保护和集中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在东钱湖畔筹建石刻艺术馆，将文物保护工作与宁波经济发展同步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文物是就地保护还是集中保护，这两种观点的争执一向是存在的。我认为，各有利弊，关键是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初衷，还要有得力的措施。

赵：陈老师，您的著作很多，关于南宋石雕您写过哪些文章呢？

陈：我曾撰写了《德行与八行初考》《孝德传家千秋业》《东钱湖石刻的保护与利用》《鄞县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的历史价值》《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与史氏家族》《试论东钱湖南宋墓葬和堪舆术》等文章，发表在各级报刊上。这些资料今天我也带了。《鄞县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的历史价值》是我和杨古城、曹厚德老师一起写的，可附录在后。

赵：陈老师，我对堪舆术也就是风水学比较好奇，您和我讲讲史家墓葬的风水吧。

陈：堪舆术认为理想的风水宝地应是“藏风得水”，东钱湖湖边和山坳中的史家墓道，选址都是藏风得水之地。如横街村南面的吉祥安乐山，由踩坑、七坑、水孔潭、木鱼里、石马弄和燕子窝等山脉组成。吉祥安乐山山势平缓，坡度不大，植被良好，水源充足。从山脉的位置、水流的走向、林木的枯荣来看，都符合晋代《葬书》的占山之法，得天独厚。

赵：您当时去勘探南宋石刻，一定有很多难忘的细节吧？

陈：这是当然的。去发现藏匿的墓道石刻绝非轻而易举的事，边查询边做记录，这是规矩。杨古城、曹厚德略懂风水学，他们总是携带指南针，测定墓道的地理方位，辨别座山、案山，青龙山、白虎山，回家后还绘图标示，一目了然。我们去前一般都做了功课，逐一比对。一找地方志，二翻家谱，三访当地老人。如此三管齐下，寻觅捡拾，去伪存真，终于弄清了大部分墓道的方位、古今地名、墓主、石构件搬迁的年代和起因。我依据所见所闻和实地考证，编制了“东钱湖南宋史氏望族职官、墓葬情况简表”，共130处。多少次，当地的文保员带路做向导，和我们艰难跋涉，并肩前行。文保员史永和、史久甫、毕浩英、屠仲光、朱阿国、徐桂芳、余小根等人，和我们常来常往。他们一发现石刻，就打来电话，寄来信件。然后，我们踏田塍、过小桥、穿刺蓬，手挽手，一路披荆斩棘、顺藤摸瓜，最后找到目标。每去一处，无论是六月火火热，还是冬天刺骨冷，大家都汗流浃背。在许多散落人文遗存的山道中，人人脸上笑容灿烂。或晴或雨，或饥或寒，或面熟或陌生，文保员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我的工作笔记厚厚的一沓，照片拍了一卷又一卷，这为日后的定点保护明确了方向和任务。这都是田野考古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有史以来的首次拉网式调查。按常规，一个墓道一般去一两次，多的四五次，因为实物要与史料相互鉴证，各个年代的石刻又要相互比较，力求给社会各界提供一份比较符合历史的资料。

图009
田野调查

赵：如今您去往南宋石刻公园，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陈：我多次陪志同道合的专家、友人参观南宋石刻公园。那里经高手策划、精心设计，室外陈列与室内介绍结合，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觉得，眼前的一组组石刻，好像在列队欢迎我们。南宋石刻是古人遗留的瑰宝，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为东钱湖乃至宁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此，我深感欣慰。

◆ 附文：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第3版

鄞县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的历史价值

陈万丰　杨古城　曹厚德

中国的古代墓葬，或称墓道，起源于古代民族对死者灵魂观念的产生，墓葬和墓道则成为灵魂的安托和出入之所，因此墓葬和墓道，又称“阴宅”。竖立在古代墓道前的石刻艺术，又称“石像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瑰宝。

中国的大型墓道石刻群大都集中在北方，在南宋王朝的153年历史中留下了空白。

在我国已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南宋时代的古墓葬仅有两处，一为众所周知的杭州岳飞墓，其次为贵州遵义的杨粲墓。除以上两处外，在我国南方的四川、浙江、福建等省，虽偶有南宋石刻发现，但遗存的石像生多不完整，且体量小，雕刻粗，未能形成规模。最近浙江省鄞县文管会组织有关专家对遗存在县内东钱湖周围的古代墓道石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查找和论证，确认南宋时期的作品有21处122件，元代作品2处10件，明代作品2处18件。特别是南宋的墓道石刻雕刻精湛，数量众多，地域集中，特色鲜明，已引起国内外的艺术史论家、文物考古工作者和旅游者的关注。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的发现说明了我国江南也有大型墓道石刻，在我国南宋时期也有了墓道石刻群的代表作。

浙江鄞县东钱湖在宁波市东15公里，湖面约22平方公里，比杭州西湖还大三倍，这里原来是一个天然湖泊。在唐宋两朝进行拓建后，更加山明水秀，特别是在北方连年战乱之时，大批移民进入浙江，东钱湖更加繁荣。《宋史》卷四五三记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东钱湖的史氏望族也就是在北宋时由当时的浙西溧阳迁入，在这个偏安的“后乐园”中，不仅营建了一批寺庙宅第，也建造了大批的墓道和石像生。

据《宋史》《延祐四明志》《宝庆四明志》和最近发现的《史氏宗谱》《郑氏宗谱》等有关史料记载，在南宋时期的62位宰相（或丞相）中，浙江有20位，其中生于东钱湖畔的就有4位。这就是史浩（1106—1194）、史弥远（1164—1233）、史嵩之（1190—1256）、郑清之（1176—1251)。除以上四位右丞相外，还出了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明州太守等重臣60余名，仅史氏家族就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和“七十二进士”，他们地位的显赫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鄞县东钱湖畔留下大批南宋墓葬和石刻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我们考证，鄞县东钱湖畔的南宋墓道石刻大多采用鄞县地产紫灰红色的梅园石雕成，因此可以认为是以当地优秀工匠为主体的杰作，但鉴于东钱湖畔史氏和郑氏家族的权势，也可能征集各地名匠雕刻，从东钱湖畔的现存实物来考证，东钱湖南宋石刻还有以下几方面艺术成就：

一、规制完整。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墓石像生设置完整规制，始于唐代的陕西乾陵，其中有翼马、蹲狮、文武臣、外国客使等，可多达近百件。北宋沿袭唐制，但也有改革，皇陵的石像生规制可多达58件，而北宋王公大臣们的规制一般为五对，即跪羊、蹲虎、立马、文臣和武将，现存山西忻县的北宋武功大夫田茂墓的石像生就是如此。南宋承袭北宋规制，鄞县东钱湖的南宋墓道石刻都是符合宋代王公大臣墓道规制的代表作，但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权势有别，仅在石刻体量和墓道规模作变化，现存鄞县东钱湖畔规制完整的石刻有史诏（史浩之祖，葬于1130年前后）墓石刻、大慈山墓道石刻（史弥远家族，葬于1200年前后）和宝华寺石刻、史渐墓石刻等。

二、石刻集中。东钱湖的墓道石刻都成组散落在沿湖的公路两旁山坡，基本上是按史氏的直系家族系列集中陈置。如绿野岙村为东钱湖史氏第1—3代的史成、史简、史诏墓石刻，横街墓道群为第3—5代的史师仲、史渐墓石刻，大慈山区域为第5—6代的史溥、史涓、史弥远家族墓道石刻，分布在东吴和宝幢镇的则为第6—8代的史弥忠、史弥坚、史弥巩、史宾之、史榘卿等墓道石刻。每一区域的石刻相距都在数十米至数百米之内，相对集中，系列分明。

三、位置优越。中国秦汉的墓葬“堆土为陵”，唐代起“依山为陵”，宋代承袭唐制。理学和心学的发展、指南针罗盘的具体应用，促进了我国古代堪舆学内容的发展和充实，帝王、大臣至平民的墓葬都讲究择地朝向。鄞县东钱湖的南宋墓道和石刻全都占有“藏龙栖凤”“出将入相”的风水宝地。

四、特色鲜明。尽管中国各时代的墓道石刻都有相对严格的规制，但由于出于各时代各地区普通工匠之手，因此也无不带上各地的地域和工匠的个性特色。如东钱湖的南宋墓道石刻十件一套以外，大多都增设了五米以上的石笋望柱一对，有的在靠近墓葬处增设石椅子一对，有的在石虎上不刻虎斑而刻云纹，有的墓道附属设施中有石城、戟门、享殿、牌楼等建筑，都充分反映了宋代民间工匠的创造才能。

五、内涵丰富。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王朝，这也反映在石像生的刻画上。而东钱湖的石羊比例匀称，曲线流畅，内涵丰富。

东钱湖的南宋墓道石刻中，除史氏家族和郑清之墓道以外，还有南宋刑部尚书余天任和两度担任明州知府的仇墓石刻，以及一批元代和明代的大臣墓道石刻。相沿五百余年的变迁都历历在目，充分展示了古代文化的瑰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