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时代城邦的发展-世界古代史

列国时代 公元前6至4世纪是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据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在印度河、恒河流域和恒河以南曾有十六个国家。[11]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鸯伽、摩揭陀、迦尸、居萨罗、跋祗、末罗、居楼、般阇罗、阿般提、支提、拔沙、阿湿波、犍陀罗等。在这些国家中，跋祗和末罗是贵族共和国，其余都是王国。这些国家都是以一个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为首都。这是次大陆城邦发展的时代。各城邦之间，为了兼并和争霸经常进行战争。公元前9世纪左右，恒河上游的居楼和般阇罗等国都是北印度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前所述《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描述的北印度诸部落的大战，即以恒河上游的居楼为中心进行的。至公元前6世纪以后，恒河中、下游一些国家逐渐强盛。当时最强的两个大国是摩揭陀和居萨罗。摩揭陀位于恒河中游盆地（今比哈尔邦）。其西北是居萨罗。公元前6—5世纪，这两个大国为争恒河流域的政治霸权曾经过多年互有胜负的战争。

摩揭陀王国的兴起 摩揭陀王国的勃兴是在希苏那伽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期，国王频毗沙罗（即瓶沙王，约公元前543—493年）统治时期，都于王舍城（今印度的比哈尔那的拉志吉尔）。频毗沙罗对外实行远交近攻策略，与犍陀罗、居萨罗等国通好，而以全力征服摩揭陀东部的鸯伽王国。由于频毗沙罗的对外扩张因而扩大了摩揭陀的疆土。他对内则厉行严刑峻法，对各种罪犯的刑罚包括监禁、鞭笞、烙印、斩首、绞舌、肢解等酷刑。频毗沙罗的儿子阿阇世（约公元前493—462前）杀父篡夺了王位，继续对外扩张，和居萨罗曾进行争夺伽尸的战争，战争中互有胜负，结果双方暂时讲和。阿阇世又对跋祗进行十六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跋祗共和国。这时，摩揭陀王国变成北印度最强的国家。阿阇世崇信佛教。传说在他统治时期，曾在王舍城外毕波罗窟对佛典举行过第一次结集。据传说阿阇世以后的四个国王，都是杀父自立的，而且都极为残暴。最后一个国王可能由于人民起义被赶走。[12]大臣希苏那伽继承王位（约公元前430—364年）。在希苏那伽统治时期，摩揭陀国征服了阿般提。这时是摩揭陀王国全盛时期。摩揭陀的统治权曾扩展到东北印度和中印度。在伽腊索伽（伽罗什伽，约公元前393—365年）统治时期，摩揭陀首都迁至华氏城（今巴特那城），在恒河与宋河汇合处，水陆交通均很便利。因此，这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之后，希腊人美伽斯提尼称它为当时印度最雄伟的城市。

大约在公元前364年，伽腊索伽被一个出身于首陀罗的摩诃帕德摩·难陀所杀。[13]难陀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难陀王朝（约公元前364—324年）。在难陀王朝统治时期，摩揭陀把它的强敌居萨罗征服了，基本上统一了恒河流域以及南恒河以南中印度各国，[14]为后来孔雀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经济的发展与大城市的兴起 列国时代是恒河中、下游奴隶制发展时期。这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人工灌溉的发展扩大了农业地区，农业生产和产量都有显著提高。水稻在农作物中已占重要地位。园艺农业也发展起来。手工业也有进一步的分工，佛经中曾提到手工业匠人有十八种之多。木工分为造船、造车、建筑等工匠。纺织业有绵织和丝织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内地和国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金、银、宝石、珊瑚和金钢石等；运往国外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香料、香水、药草和金银珠宝制品等。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油、谷物、香料和金银珠宝制品等。商业的发展促使金属货币发展起来。当时已有金、银和铜各种货币。

恒河中、下游各国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经济繁荣起来。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北印度，尤其是在恒河中、下游出现一些著名城市，如：摩揭陀的王舍城、华氏城，跋祗的吠舍厘城，居萨罗的舍卫城和阿逾陀城，迦尸的波罗奈城，鸯伽的瞻波城，拔沙的憍赏弥城和犍陀罗的呾叉始罗城。这些城市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前4世纪摩揭陀国的疆域由于兼并其他国家向西已扩展到恒河上游和旁遮普，南方疆界已伸展到温德亚山脉。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之间通过达尔沙漠有一条修建很好的道路相连接。这就便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与波斯、中亚细亚、缅甸、中国和中国南海周围地区都有贸易往来。

阶级关系的变化 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关系、种姓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居于最高种姓的婆罗门，其中许多人已经变成占有大量土地的奴隶主。他们竭力维护其特权地位，维护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利贵族不仅加强了王权，而且通过战争掠夺和行政的搜刮，也富裕和强大起来。他们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且在种姓制度中也想居于最高的支配地位。与此相比吠舍种姓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仍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劳动。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已经变成富有的商业、高利贷奴隶主。他们靠其财富也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刹帝利和吠舍种姓中日益富强起来的奴隶主对婆罗门氏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及其所把持的婆罗门教日益不满。

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种姓制度比以前也复杂了。吠舍种姓中，除少数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外，广大劳动群众的处境日益困苦，有许多人被迫从事裁缝、陶工等被认为是首陀罗的职业。首陀罗的境遇则更为恶化。其中有些人竟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这种人在社会上最受歧视和屈辱。

在种姓制度下，贱民和首陀罗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至于奴隶的命运则仍然是最为悲惨的。因此，广大劳动人民都对婆罗门教和他们所维护的种姓制度极为不满。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公元前6世纪，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各城邦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被推翻，就是人民起义的结果。这个王朝“横征暴敛，似乎很不得人心。他为孔雀王朝的月护王所颠覆”。[15]在佛教文献中，劳动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有不少反映：如驱逐国王、杀死国王等。例如在《佛本生经》中，曾提到迦尸首都波罗奈各阶层群众反对残暴国王的暴动。故事说，被国王残暴激怒的群众，当看到国王骑象路过街头时，便高呼：“捉住暴君”！于是大批愤怒的群众便从各方面冲向国王。人们用弓箭、标枪、石块和棍棒等作为武器，当场把国王杀死。然后人们抓住他的脚把国王尸体扔到濠沟里。又如《佛本生经》 （第542篇）说，波罗奈的一个国王重用一个婆罗门，让他主管司法。但这个婆罗门贪污枉法，把财产判给不当领有的人而剥夺了原主的产权。有人把这个案子告到王子处，王子纠正了判决，国王和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这个贪污枉法的婆罗门，对王子怀恨在心，竟以升天为诱饵，劝国王以王后和众王子、公主为牺牲祭神，国王心想升天，捉了王后及众王子、公主，又捉四个大商人，激怒了群众。最后群众杀了那个婆罗门，国王得“神”佑，群众免他一死，但废黜了他，把他赶出城，使他成为一个被逐出种姓的贱民，而拥立那个王子为王。这些故事都富有传奇色彩，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和残暴国王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人民群众暴动推翻国王的统治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一段居萨罗王国人民群众武装暴动的故事：“昔此国，群盗五百，横行邑里，跋扈城国。胜军王[16]捕获已，抉去其眼，弃于深林⋯⋯”[17]这里所说的“群盗”，显然是指起义的人民群众。这类故事在佛教典籍中还有不少记载，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人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情景。说明了当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思潮和新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早期佛教与耆那教 随着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化，阶级斗争的加剧，破产的自由公社成员和城市贫民对日益加重的剥削不满，他们反对婆罗门教及其维护的种姓制度；日益强大的军事行政贵族不甘心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反对婆罗门的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据传说，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他的名字叫悉达多，姓乔达摩（约公元前566—496年）。 “释迦”是族名， “牟尼”是隐修者，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隐修者。 “佛”是“佛陀”的简称，一般专指释迦牟尼。这就是佛教这一名词的由来。传说他是迦毗罗卫城（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属刹帝利种姓。他因对婆罗门教不满，又感到生、老、病、死诸种苦恼，二十九岁离开家庭，决心一个人去求道，经过七年的冥思苦想，自称得道成佛。此后，他在恒河中游摩揭陀等国传播佛教四十多年。

佛教不承认《吠陀》为经典，反对杀生献血的祭祀，反对梵天的信仰，反对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地位。但是，佛教因袭了婆罗门教关于“轮回”和“业”的说教，作为它所宣传的因果报应论的理论根据。按照这种说教，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个前生和来生的问题。今生是人，前生和来生不一定是人，即使是人，也有富贵贫贱之分。这取决于前生的“业”。奴隶主阶级之所以富有，劳动人民之所以贫穷，都是个人前生造的“业”所注定的。为了反对在宗教领域内种姓之间的严格界限，佛教还宣扬“众生平等”。早期佛教的这些说教，虽然主要是从部分刹帝利贵族和上层吠舍的愿望出发要求同婆罗门种姓平等，但它同时也符合了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婆罗门教要求种姓平等的愿望，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早期的佛教说教很多，其基本教义是所谓“四谛”（就是所谓四种“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是说明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等一切都是痛苦。 “集谛”是阐述人生一切皆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产生苦的原因在于有“欲爱”（即渴望），有欲爱就会有行动，有行动就会造业，造业就不免受轮回之苦。 “灭谛”就是消灭造成苦的原因。既然苦的原因产生于欲爱，因此，灭苦因必须灭欲爱。欲爱灭就不能造业，不造业就不能产生果报，果报灭也就不能产生轮回，轮回灭则人就可以得到解脱，达到佛教所理想的最高境界。这个妙境叫做“涅槃”。所谓涅槃不仅含有一切欲望灭绝的意思，而且也含有一种完全平静状态的获得。 “道谛”是阐述佛教修道的主张，指出修道是达到涅槃的必经途径。按佛教的主张，要想达到涅槃境界必须修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即（一）正信仰（信仰正），（二）正思维（决心正）， （三）正言语， （四）正作业， （五）正生活，（六）正努力，（七）正思念， （八）正禅定（精神集中、禅定正）。这八正道，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理论上理解佛教宣扬的教义，另一方面从静坐体验佛教所宣扬的境界。佛教就这样给人们指出了一条自己拯救自己脱离苦难的途径。

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还为教徒制定了“戒律”。出家和不出家的教徒都要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出家的教徒要剃光头，剃胡须，穿僧（和尚）袍和完全脱离家庭生活，此外还要遵守另外一些戒律，如饮食要有节制；不观赏舞蹈、音乐、戏剧；不佩戴饰物等。实际上这些戒律虽然制定，但教徒并不能认真遵守。

早期佛教的教义清楚表明，它的一整套说教并不是让人们反对现实的苦难世界，而是维护这个苦难世界；它所宣扬的“众生平等”是在宗教领域里的平等；它所主张的“八正道”实际上是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八具枷锁。因此，它的主张是消极的，虚幻的，其阶级实质就是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不要犯上作乱，维护剥削制度。

传说耆那教的创始人是刹帝利出身的摩诃毗罗（约公元前528—468年）。据说他十三岁时出家苦修。经过十二年的时间，他自以为悟道，成为“耆那”（yaina，意为情欲的战胜者）或“尼犍多”（Nigantha，从尘世的束缚中解脱。）因此，他的门徒遂得到耆那教徒的名称，[18]他本人取得“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的称号。

耆那教和佛教一样否认婆罗门教《吠陀》的权威性以及婆罗门祭司在解脱轮回中的引导作用，反对婆罗门教杀生献祭以及把瓦尔那制度神圣化。耆那教的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修行等。耆那教接受了婆罗门教关于业报轮回的思想，并提出三条使人摆脱轮回、解脱灵魂的道路，称为三宝，也就是“正智”（即正确的学习和理解耆那教的经典和教义）、 “正信”（即确信耆那教的经典和教义）、 “正行”（即正确实行耆那教的教义和戒律）。为了达到耆那教所谓的解脱，还对教徒规定五条戒律：不杀生（耆那教认为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神灵”，所以禁止杀生）、不欺诳（不欺骗人）、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汉译佛经称为“无所得”）。按耆那教的说法，只要人们能严格地遵守五戒，就可以达到济度（解脱）。实际上，只能对其僧侣而言，在世俗生活中是可以不遵守的。例如，在战争中就不讲不杀生，但平时即使杀死一个微小动物或昆虫也都被认为是罪过。耆那教强调苦行，甚至主张舍身，以自己肉体经受各种各样的苦，换取所谓灵魂的快乐。这样，耆那教也和佛教一样，是加害人民的鸦片烟。

总之，不论是旧有的婆罗门教或新兴的佛教、耆那教，就其实质而论，都是反科学的、反动的、起了麻痹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作用，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不过就宗教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背景而言，新兴的佛教与耆那教是比旧有的婆罗门教前进了一步。

[1]《印度通史》，第4章，第1节，第56—60页。(www.xing528.com)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5—156。

[3]《印度通史》，4章，第3节，第72—73页。

[4]一般说：“贾那”（jana）的下属组织是“维什”（Vis），“维什”之下“哥罗摩”（grama），但有时这三个词又几乎可以互相代用，难以区分（见《剑桥印度史》第1卷，第90—92页； 《吠陀时代》，第356，359页）。又“贾那”有时还表示“部落联盟”，如雅利安人“五贾那”（Panchajanab，fivepeoples）。噶那”（gana）可能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部落组织形式。有些“噶那”的姓氏来自女性祖先，“噶那”最初大概是游牧的，在“噶那”内部也没有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别，“噶那”的首领一般称“噶那帕蒂”（ganapati），在个别情况下也有称“噶那罗阇”（ganasya raja）者。“噶那帕蒂”大概是选举产生的，不过在文献上没有具体的证据。参见沙尔玛《古代印度政治观念和制度述论》R.S.Sharma：Aspects of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Ancient.India，第81—93页。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6] 《剑桥印度史》第1卷，第90页。

[7] 《剑桥印度史》第1卷，第100—101页。

[8]《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195—197页；《印度通史》，第4章，第3节，第71—72页。

[9]有的史学家认为，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见《印度通史》第4章，第5节，第81—82页。

[10] 《爱达罗氏梵书》将首陀罗描写成为“别人的奴仆，可以随意驱逐，随意残杀”见《印度通史》，第4章，第4节，第78—79页。

[11]《印度通史》，第5章，第3节，第95—99页。

[12]《印度通史》，第5 ，第3节，第102页。

[13] 《印度通史》，第5章，第3节，第103页。

[14] 《印度通史》，第5章，第3节，第103页。

[15]《印度通史》，第5章，第3节，第104页，第6章，第2节，第118页。

[16]胜军王即居萨罗王国之波斯匿王（约公元前6世纪）是释迦牟尼同时代人。

[17]玄奘：《大唐西域记》，第6卷。

[18]《印度通史》，第5章，第1节，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