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资源减少：原因与后果分析

近代中国森林资源急剧减少，主要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抢夺

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腐败昏庸，各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涌入中国，对国内的森林资源展开无情的掠夺。

1858年和1860年，两个不平等条约（《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将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划归沙俄所有，其中涵盖的大面积原始森林也落入沙俄腹中。根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估计数据，这部分森林面积多达6 819.7万公顷。[93]此外，沙皇俄国还染指了中国东北南部鸭绿江林区以及中国西北的森林。

甲午战争以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侵占我国的台湾岛，遂开始对台湾的森林肆意砍伐。在阿里山林区，从1912年到1939年的27年间，采伐木材268万多立方米；在太平山林区，从1934年到1938年的五年内即采伐木材38万立方米；在八仙山林区，从1915年到1939年的24年间，仅针叶材就采伐了80多万立方米。[94]日本财阀的伐木公司也在台湾伐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寇强迫清政府允许开办中日合作的木植公司，对鸭绿江流域的森林随意砍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的森林资源被攫入日本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采伐量不断增加。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的14年内，共掠夺木材1亿多立方米。

（二）各种原因引起的乱砍滥伐行为

晚清的皇家贵族为满足私欲而常常大兴土木，使得大批森林被砍伐。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将北京西郊的清漪园重新修建并更名为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将颐和园毁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再次修复。前后两次修建，消耗了大量的木材。此外，清政府经常修筑皇帝和后妃的陵墓也需要耗费大批木材。帝后如此，下面的王公贵族也纷纷效仿，为自己修筑庭院楼台，满足奢侈享受的需要，所耗费的木材不计其数。

清朝时期为保障风水，本来是禁止对东北地区的森林进行采伐开荒的。同治初年的时候，山东许多灾民为谋生而逃到东北地区，在鸭绿江流域采伐林木、开荒垦田。由于逃过来的山东农民越来越多，官府也不能阻挡，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直接破了东北森林的禁令，开始允许人们进入森林伐木，条件是要向官府纳税。一般是当地官府印发一种“木植票照”出售给农民，伐木者必须凭票进入森林。清政府一味收缴伐木税，却对砍伐过程不管不问，导致鸭绿江边的原始森林被毁严重，乱坎滥伐的规模越来越大。

民国以后，东北森林继续遭到采伐。北洋政府把东北大面积的国有森林视为财源，因政府无力开发，所以发给商人采伐而收取名目繁多的勘测费、领照费、验照费、保证金、山份、木植票费、木税等，对森林并未加以管理及进行合理经营。国民党执政期间欲规范东北地区的国有林管理，1929年，农矿部推出《东三省国有林整理委员会章程》，拟安排专人到东北地区负责森林业务的管理。1930年，国民政府将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称作实业部。1931年实业部颁布《管理国有林公有林暂行规则》，宣布停止发放国有林，同时坚决杜绝各地发放公有林，这一举措旨在保护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但是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寇控制了东三省，国民党的这些计划也未能继续施行。

（三）毁林垦种

清晚期，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多，平原地带的农田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耕种需求，许多没有耕地的贫民被迫到山区毁林开荒。嘉庆四年（1799年），在大臣彭无瑞的提议下，清仁宗提出“南山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舍”。[95]于是，陕西终南山区的林地陆续被毁，开垦为农田。因为政府允许毁林开荒的政策鼓励了许多外地人也来此垦荒，陕西山阳县过去的人口数量不足1万，因大量的垦荒者涌入，人口猛涨为原来的10倍。同治年间也有相似的现象发生，辽宁东部地区，从浑江到安东的东门外大约1 000多里长的地带，以及从瑗江到浑江2 000多里长的地带都布满了毁林开荒的人。光绪年间，朝鲜族农民经常在东北图们江流域毁林开荒。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地的山区，经常会有外地灾民涌入而后开始毁林垦荒。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农民更是被生活所迫逃到大山深处，靠毁林开荒来糊口生存。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于1938年对大渡河流域的统计调查发现，流沙河两岸的毁林面积达2.10万公顷，从富林到美乐的毁林面积为2.88万公顷，从咱威到泸定的毁林面积约1.86万公顷，总共6.84万公顷的林地被毁掉。[96]

（四）砍树作生活燃料

传统的中国农民，生活中多使用木炭、木柴等作为燃料。为满足每日必需的燃料需求，砍伐树木的数量也不在少数。1934年张楚宝先生调查南京23个家庭发现，家庭人均每个月需要60斤木炭木柴等燃料即一年共需要720斤燃料，按此标准计算整个南京市每年大约需要3.6亿斤的燃料。[97]1941年朱惠方调查四川成都的居民，全市居民共9.77万户、39.44万人。所有居民、机关单位、学校、饭店和旅馆等加在一起，使用的全部燃料中有78.8%为木炭和木柴，其余21.2%为煤。全市每年对木柴的需求量是2.2亿斤，对木炭的需求量为477.94万斤。当地的樵夫上山砍柴，都是到附近交通比较方便的林地，随意乱坎，因此当地的森林被毁日益严重，很多炭窑附近几十里的山林都被砍光，变成了荒山。[98]1940年对云南昆明的调查显示，全市居民每年燃料用木柴量超过2 100万斤，昆明一带几乎没有成片的森林存在。[99]以上皆是对城市的调查数据，而农村燃料用木柴木炭的数量远远大于城市。此外，一些工业发展对燃料的需求量也相当大。例如，江苏宜兴和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工业，民间素有“一里窑、十里焦”的说法，可见其耗用燃料之巨；四川多地生产盐的过程中也多以木柴为燃料，当地森林被乱坎滥伐；云南个旧县的锡矿也用大量的木炭作燃料，抗战时期每年炼锡要烧掉1 500多万斤的木炭；1940年云南昆明的230家砖窑，每天要用掉1 000万斤以上的木柴燃料来生产大量的砖瓦。[100]

（五）森林火灾

森林地区一般是人迹罕至的，因此干燥季节容易发生火灾，森林火灾的扑救又十分困难，因此一旦发生，其后果相当严重。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森林火灾时有发生，被毁的林木资源不在少数。光绪十九年（1893年），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的乌拉山森林突发火灾，火势凶猛，因为没有人来扑救而燃烧了将近半年，周围几十里范围的森林全部被毁。[101]民国十七年（1928年），江苏省教育团公有林的第一林场发生火灾，近300万株林木被毁。[102]民国十八年（1929年），浙江省孝丰县（今安吉县西）的农民为开垦农田而点火烧山，大火波及附近的临安县，将白虎山上部和天目山分经台顶上的所有树木焚毁殆尽。[103]此外，因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如烧山驱兽、野炊、烧草木灰积肥、熏蚊蠓及吸烟等导致的森林火灾也是时有发生。

（六）战争毁林

近代中国经历多次战争，每次战争规模大小不同，但必有森林遭到破坏。

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到1864年历经14年，斗争范围覆盖全国18个省，在与清政府的拉锯战争中，森林资源也是惨遭破坏。辛亥革命之后的连年军阀混战导致森林备受炮火的摧残。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国民党多次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战争，不惜放火烧山，多地森林被焚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同时采取飞机轰炸和放火烧山的办法攻击中国军队，引发多起森林火灾，战争中为构筑防御工事，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据国民党农林部的调查，抗战时期，我国21个省份的森林皆因战事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其他省份也间接受到影响，受损森林资源大约18.8亿立方尺，价值96.7亿银元。[104]

在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近代中国的森林资源越来越少，且分布更加不均衡。森林被破坏的后果是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等林业资源本来就稀缺的地区，农民们无奈只好到山上挖草根来当燃料。由于缺少森林防护，各地水灾频发，淮河、黄河、无定河等河流常常发生洪涝灾害。1863年的黄河水灾使山东、河南等地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从1875年到1899年，黄河中段发生过23次决口，几乎每年一次，灾民不堪忍受。安徽和浙江等地由于棚民胡乱伐木开荒，水土流失越加严重。1917年，山东、直隶等省连降大雨，导致洪水泛滥，水淹范围波及京奉、京汉、京绥和津浦等铁路，受灾范围达100多个县区，灾民超过500万。[105]1921年、1926年和1931年，长江流域均发生水灾。1933年和1934年各省都有洪涝灾害发生。1935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发生水灾，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四省被洪水淹没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受灾十几万人，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106]

除了水灾，旱灾也同样频繁发生。1920年，甘肃、河南、山东、山西和直隶五省发生40年未见的严重干旱，受灾民众多达4 000万，赤地千里，哀鸿遍野。[107]1927年和1929年，西北各省也都发生旱灾。1934年，全国因旱灾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3.57亿元，1935年又损失3.10亿元。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省，1935年全省152县中有128县都发生旱灾。[108]

林业虽只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部门，但其发展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本身。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农业生产良性发展的必要内容，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业资源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发展上，更体现在保障整个生态平衡的意义上。近代我国的林业资源备受折磨，仅有的一点生产成就也被战争和自然灾害毁之殆尽，林业资源的缺乏直接导致自然灾害的加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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