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与陈琏：西南联大生活录

在昆明西南联大比翼双飞的夫妻，不乏被政治运动的风浪折断了翅膀的人儿。

袁永熙，籍贯贵州修文，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是清朝显宦。父亲袁作廙在袁世凯的新军服役，从文书开始起步，逐步升迁。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营口海关的头目，后移居天津意大利租界，经营粮油，并投资枣庄煤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商。袁永熙的大姑是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他的二姑嫁给了徐世昌的公子。

1917年1月，袁永熙出生于天津。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他成为风云人物、政界学界的要人，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的姐姐袁永熹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他的另一个姐姐袁永怡嫁给了清华心理学系教授孙国华。这两个姐夫都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博士。因为这个关系，袁永熙读中学时，就与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很熟。因为他喜欢文艺，经常出入闻一多、朱自清家。

20世纪30年代，日寇屡屡在华北制造事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袁永熙在民族危亡之际，关心国运，爱国之心炽热，思想活跃。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北平各大学、中学发展成员，健全组织，袁永熙进入中共地下组织的视线，把他视为可以发展的培养对象。

高中即将毕业，袁永熙积极备考清华大学，结果因为学习过度，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静心休养。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哥袁永辉，投笔从戎，到五台山参加八路军去了。上不了大学，又不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病床上的袁永熙，感觉有劲使不上。

七七事变爆发后，京津三校南迁。袁永熙不愿意在沦陷的北平当亡国奴，拖着病体与清华教授的家属们一道南下。袁永熙与姐姐袁永怡（孙国华夫人）、陈竹隐（朱自清夫人）、冯友兰夫人、王化成夫人、周作仁夫人结伴，先到青岛，乘坐海轮南下。绕道香港、河内，到达昆明。

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袁永熙到达后，与姐夫孙国华、朱自清、王化成同住一个寓所。有资料说，他住在朱自清家里。在蒙自，袁永熙一边复习准备考清华，一边投入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中。不久，他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部的“组织干事”。

1938年，联大第一次在昆明招收新生，袁永熙考入联大经济系，随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担任支部书记，领导联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活动。这一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发展壮大，在他的领导下，进步社团开展文艺活动，团结进步力量，紧密联系群众，壮大自身实力。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进步社团，要属“群社”。

群社登上联大的舞台，是从改善学生的伙食、管理食堂开始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写道：“联大左派学生的代表有经济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党的书记，大一时担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员，那时我是昆中北院的伙委。我不同意上届伙委一荤三素的菜单，改成荤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断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经。他告诉我南方人把玉米当菜，北方人却当粗粮，伙委一定要南北兼顾才行。”

1938年底召开社团成立大会，经讨论定名为“群社”。群社聘请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等联大知名教师出任社团顾问，下设学术、康乐、时事、服务、文艺、壁报、歌咏等股，积极开展各类活动，深受联大师生欢迎。第一、二任社长为邢福津（邢方群）。群社开展异彩纷呈的社团活动，幕后的领导者之一是袁永熙。

袁永熙于中共地下组织在联大开展活动期间，与陈琏相识、相恋。这两位出自名门的年轻人，在时代的潮流之中相遇了，最后走到一起。命也？运也？时也？势也？

陈琏是谁？她是陈布雷最疼爱的女儿。陈布雷是“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可是，他却管不住自己的女儿。

陈琏1919年生于慈溪老家。她出生时，母亲杨氏因失血过多而去世，外婆给她起了个名字：怜儿。陈布雷任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长时，女儿违背了父亲的意志，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

好友郑延对陈琏印象深刻：“陈布雷的两个女儿都在杭州念书，原先姐妹俩都在杭州师范，后来怜儿考杭高，是个优等生。她俩生活都很朴素，总是穿布衣服，黑袜子。”“ 陈琏身材中等，清秀脱俗，一看就是个有思想、有教养的女青年。”郑延在杭州高等学堂只见了陈琏一面，就分开了。但是，两人还会偶遇、重逢，再次见面是在昆明，在西南联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琏随陈布雷迁移到陪都重庆。在北碚，陈琏读四川中学女子高中部，与迁到此处的复旦大学临近。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昂，陈琏和复旦大学的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陈琏走出了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勇敢地跨出一道门槛，成为献身革命的崇高女子。

陈琏（右）与姐姐陈琇

1939年，陈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地质学。她说：“地质学就是爬地系，我爱脚踏实地，这正可以锻炼自己。”陈布雷支持女儿的选择，他说：“我支持你学技术，爬地虽然苦了点，但脚踏实地，对民族对国家有利。”

她临行前到父亲的办公室辞别，父女之间做了一次长谈。

“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怎样？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怜儿点头接受了这个名字。

也许陈布雷敏锐地觉察到女儿的思想，临别之时，欲说还休。但是，女儿去昆明读西南联大，仿佛鸟儿飞出了笼子，投入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联大，陈琏加入群社，投身于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办壁报，以及上街宣传抗日、募捐、演戏。袁永熙是陈琏组织上的领导，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参加共同的活动。

昆明，一株红艳艳的三角梅，从篱笆上探出，映衬着蔚蓝的天空。一望无垠的蓝天之中，飘荡着两朵柔软的白云，你推着我，我推着你，被时代的风吹拂，飘向远方。

远远的，乡间的小路上，来了一群载歌载舞的年轻人。袁永熙和陈琏带领群社成员去龙潭街赶集，为民众带去抗日救亡的歌曲和戏剧。陈琏是歌咏队员，又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一到大集上，就搭好戏台子，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激昂的歌曲飞到天外，青春的风采深刻感染观众。演剧队表演完《丈夫去当兵》，又用昆明的方言演出《放下你的鞭子》。(www.xing528.com)

1940年5月，在群声歌咏队的基础上，联大组建了联大歌咏团，应邀到昆明广播电台和南屏电影院开幕式上演唱《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旗正飘飘》《游击队之歌》《八百壮士之歌》等抗战歌曲，轰动一时。陈琏热情洋溢，参与其中，如游鱼在水，如飞鸢在天。

两个年轻人相恋了。牵手，依偎，拥抱，在彼此的眼睛里，确认自己的存在；在自己的心中，徜徉着对方灵魂的歌。

袁永熙和陈琏带动了不少联大的同学，在民主的堡垒中，开展革命工作。

陈琏刚考入西南联大时，在宿舍遇到好友郑延。陈琏约请她为壁报撰稿。她就写了一篇《西南联大生活拾零》的墙报稿，交给了陈琏，由她交给《腊月》壁报。过些日子，陈琏又到宿舍悄悄告诉郑延：“《腊月》是左派的墙报，文章发表之后，同学反响很强烈，听说学校的三青团把你也列入了黑名单。”郑延虽然政治上还很幼稚，但富有正义感，陈琏的话并没有引起她的害怕与退缩，相反更鄙视三青团。就是在西南联大，郑延结识了何礼，两人相恋，成为革命伴侣。何礼时为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分管青年运动，后来任组织部部长。他还是南方局青委领导管辖的刊物《战时青年》的公开发行人。他经常跑到联大和袁永熙联系，也通过郑延约请陈琏为《战时青年》写稿。

皖南事变后，袁永熙、陈琏、周天行等人，到锡都个旧隐蔽。后来，陈琏返回重庆。

1942年初，陈琏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急切地要求批准她去延安。周恩来劝陈琏留在其父身边，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

抗战胜利后，联大复员北归。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结婚。这次婚礼非常盛大。

1947年8月10日 ，北平六国饭店大厅里灯火辉煌，喜气洋洋，乐队演奏起《花好月圆》的乐曲，让人生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袁永熙与陈琏的婚礼，像一卷画轴，徐徐打开。婚礼吉日的前两天，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北日报》一连两天，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登袁永熙与陈琏的结婚启事。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结婚

婚礼上，学界、政界名流云集，胡适、成舍我、胡政之等人前来祝贺。北平市各界要员，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帖前来道贺。陈布雷的六弟陈训悆从上海赶来主持婚礼，“六先生”时任《申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北平市长何思源为证婚人。

这是一个极特殊的婚礼 ，一对新人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潜伏在北平。袁永熙是北平南系学委的负责人，陈琏的公开身份是贝满女中的教师。两个年轻人都出自名门望族，他们隆重的婚礼，成为北平的一大新闻。次日，《华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陈布雷在平嫁女，陈训悆代表主婚”。《民强报》的大标题颇醒目：“陈琏袁永熙，庆佳偶永结同心”。高调、热闹的婚礼，原来是党组织的授意，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而特意安排的。

蜜月刚过，9月26日，两人因涉嫌做共产党间谍而被国民党逮捕，解赴南京。两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没有暴露。袁永熙被审讯14次，遭受酷刑3次，始终没有屈服。而陈琏也多次被审讯。袁陈转到南京后，陈布雷设法打通关系，女儿和女婿被保出狱。陈布雷为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找到一个工作。陈琏则回浙江慈溪外婆家生孩子。两人一直到1948年冬才相聚。

1948年的冬天，是陈布雷人生中最寒冷的时节。灯枯油尽是他的命运，也是国民党政权的命运。自杀前半个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陈琏夫妇陪他去拜谒中山陵。当晚，陈布雷对女婿推心置腹夜谈：“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对于袁陈而言，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临终遗言，他们参不透。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袁陈两人的遭际，验证了陈布雷所说，可谓一语成谶。

1949年之后，陈琏在团中央任职。1953年9月至1956年5月，袁永熙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袁永熙因为与蒋南翔不和，被打成“右派”。组织找陈琏谈话，“你是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右派’一边”，让陈琏选择。这真是一个两难选择。

好友郑延去看望陈琏，两人谈起袁永熙的事。陈琏无可奈何地叹气：“看来，我们只得离婚了！”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作为团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党的八大代表，除了离婚，又怎样来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呢？”郑延在《陈琏和我》一文中写道。

1962年5月，袁永熙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到中学当教师，与一位女教师结婚。而陈琏“文革”开始即遭批判，遭到残酷迫害。她因为1947年的被捕入狱，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她在最后一张稿纸上写着：“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1967年11月19日，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她打开窗户，跳楼自杀。从跨过门槛，到跳出窗口，还不到三十年。

袁永熙熬过了十年浩劫，1979年回北京，后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1999年底逝世。

长河流不尽，袁永熙和陈琏这一对当年的联大学子，从昆明起飞，跨过无数有形门槛，飞越无形的羁绊……其历史命运令人叹息，亦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