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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抗战文献分析:可视化统计数据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以滇缅抗战历史研究为旨归。以搜集史料来进行的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成果一般侧重于发现新史料或发掘原始史料的新价值,包括实物文物类、遗迹遗址类、图片画册类、文书档案类等。滇缅抗战史料学主体研究还包括以搜集整理出的成果来命题的史料成果。

滇缅抗战文献分析:可视化统计数据

没有史料就没有可信的历史,历史的真实性主要来源于史料的丰富全面性。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与持有史料,这是我们做好历史研究关键。研究历史的最早史料是历史行进过程中形成的实物、遗迹、遗址、文书等历史档案,然后才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口述记录。史料学研究主要就是搜集整理不成系统的遗物、遗迹、遗址、图片、文书等文物,调查采访历史当事人,发掘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形成官方档案和民间研究史料。史料学研究主要是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展示、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其要素包括搜集主体(搜集者、收藏家、调查采访者等)、搜集对象(史料)、保护活动(搜集、整理、考证、展示、保护和开发利用)、整理成果(图片集、史料集、资料集、档案集等)、史料展示(纪念馆、博物馆等)。其中,搜集和整理成果属于史料学研究的主体,搜集、保护和展示是服务于搜集整理工作的必要条件,属于史料学研究的依托。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以滇缅抗战历史研究为旨归。

以搜集史料来进行的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成果一般侧重于发现新史料或发掘原始史料的新价值,包括实物文物类、遗迹遗址类、图片画册类、文书档案类等。实物文物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嘉杰的《云南最大的石雕〈滇缅公路纪念〉》(2008年)、程利和杨黔云的《云南侵华日军地图与日军滇西战略分析》(2010年)、戈叔亚的《新发现的远征军战役要图——松山战地调查之八、九》(2010年)、张蕾的《华裔收藏家千余“飞虎”文物赠昆明》(2010年)、欧阳的《一枚烟标见证“中国远征军”》(2011年)、谭志刚和王南方的《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落成》(2013年)、谢继民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2013年)、戴玉的《中国远征军遗骸归葬背后》(2014年)、钟爱国等的《铁血悲情七十载,抗日英灵今得还——中国远征军六百将士忠魂遗骸归来记》(2014年)、吉哲鹏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将“忠魂归国”》(2014年)、李寅峰的《远征军阵亡将士部分遗骸归葬国殇墓园》(2014年)、邱俊钦的《二战远征军将士英灵隆重入境》(2014年)、周思宇《国军迎回缅甸抗日忠灵,入祀忠烈祠》(2014年)等。遗址遗迹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耿德铭的《抗日战争滇西遗迹及其史学价值》(1994年)、蒋元重和蒋凌云的《“滇西抗战”史迹一瞥》(2005年)、欧阳婷婷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腾冲国殇墓园》(2008年)、蒋国安和余定方的《腾冲国殇墓园建设始末》(2008年)、黄禹康的《英灵不朽垂边境——走进云南腾冲国殇墓园》(2010年)、李枝彩的《云天之上的抗日战场——滇西高黎贡山抗战史迹追寻》(2010年)、高学昌的《腾冲国殇墓园记》(2010年)、戈叔亚的《第八军抗战公墓的历史变迁》(2010年)、汤重南的《腾冲“国殇墓园”前的沉思》(2010年)、李怀岩的《龙陵:慰安所原址建展馆控诉鬼子罪行》(2010年)、戈叔亚的《龙陵董家沟“慰安所”新发现》(2010年)、戈叔亚的《被淡忘的蓝姆伽墓地》(2011年)、李惊亚的《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2011年)、孙越隆的《在“二十四道拐”话〈二十四道拐〉》(2011年)、毛福民的《腾冲国殇陵墓园》(2012年)、朱一平的《腾冲国殇墓园》(2012年)、杨晓富的《板桥:滇西抗战重镇》(2012年)、渠昭的《抗战中建设的滇缅空军基地》(2013年)、陈一览的《龙陵记忆——大山深处的抗战记忆》(2014年)、雷娟利和朱敏的《微观史学视野下滇西抗战文化遗址资源的特点与价值探析》(2014年)等。以图像符号为表征的图片画册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戈叔亚的《慰安妇照片讲述的沉重历史》(2003年)、冯克力的《老照片》(2004年)、戈叔亚的《松山战役老照片背后的故事》(2010年)、章东磐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2010年)、腾冲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的《腾冲老照片》(2011年)、刘蕾和马福平的《二战中印缅战场中美友好合作图片纪实》(2014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编的《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2014年)等。文书档案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嘉庚的《陈嘉庚促办南侨机工复员的信函》(1988年)、顾金龙的《陈嘉庚关于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招募机工支援抗日的一组文电》(1988年)、杨升义的《滇西抗战期间李根源信函五件》(1999年)和《滇西抗战期间李根源致杨嘉祥杨万春信函辑注》(2000年)、任骏的《蒋介石宋子文、余飞鹏等为滇缅公路相关事宜往来函电》(2008年)、陈咏民的《抗战时期的“南侨机工”及其历史档案》(2008年)、昕匀的《中缅文化协会等为筹组中国访缅事宜相关函件一组》(201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时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关于滇缅路物资运输问题的相关函电(1940.1—1941.10)》(2011年)、徐重宁的《在美国看到的史迪威档案》(2012年)、佚名的《1942年5月云南腾冲分关撤退情形史料一组》(2013年)、穆英杰主编的《血捍滇缅路——〈新华日报新闻报道汇编(1942—1945)》(2013年)、和丽琨的《档案再现飞虎队壮举》(2013年)、陈巧英的《论公务文书在滇西抗战中的作用》(2014年)等。

滇缅抗战史料学主体研究还包括以搜集整理出的成果来命题的史料成果。这类整理成果按照时空逻辑关系又可以区分为主体类成果和客体类成果:以滇缅抗战直接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属于主体类史料成果,而作为要素在空间意义上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中的成果属于客体类史料成果。主体类史料成果主要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1987年)、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的《腾冲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1988年)、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写的《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1989年)、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滇西抗战》(1990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92年)、施甸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施甸县政协文史资料:滇西抗战专辑》(1995年)、保山地区工委等编写的《滇西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续辑》(1995年)、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编写的《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龙陵抗日战争专辑》(1999年)、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编写的《龙陵县龙陵抗战丛书:龙陵烽烟》(2004年)等。客体类史料成果主要有美国约瑟夫·W.史迪威等著、瞿同祖编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史迪威资料》(1978年)、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1981年)、云南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云南省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昆明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1985年)、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云南省保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保山市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中共保山地委党史资料选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保山地区党史资料选编》(1985年)、王建朗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资料选编(第一辑):中美军事同盟的建立与史迪威访华》(1986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1987年)、中央档案馆等编写的《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989年)等。

根据史料成果的要素特征,滇缅抗战史料学客体研究也可以分为搜集类、史料活动类和展示类。搜集类史料成果主要有杨跃萍的《段生馗:负债收存抗战实物》(2004年)、陆奕和刘汉昆的《陈立言:文史藏品“淘金”人》(2005年)、彩云的《收藏抗日战争遗物的人——段生馗》(2005年)、闫超的《一个金融人的收藏情结——记二战文物民间收藏家段生馗》(2006年)、闫星华的《散尽家财,见证历史——记二战文物收藏家段生馗》(2006年)、苏智良的《我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程》(2006年)、谢映红的《段生馗的收藏故事》(2008年)、刘平的《人类历史是我们的家——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印象记》(2009年)、尹鸿伟的《戈叔亚的滇缅抗战情结》(2010年)、陈昌云的《孤傲的坚守:段生馗25年的“抗战”史》(2011年)、张弘的《章东磐:寻回“国家记忆”》(2011年)、李嵱的《段生馗“抗战”二十七年》(2013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在滇缅抗战文物搜集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四名搜集人以及一名研究者:陈立言、戈叔亚、段生馗、章东磐和苏智良。

滇缅抗战史动丰富多彩,成果丰硕。以反映搜集、征集、采访、调研活动为内容的活动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成英的《怎样进行滇西抗战文物的征集》(2002年)、谢强等的《行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滇西抗战采访札记》(2005年)、陈丽菲和苏智良的《关于云南省“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李连春的口述调查》(2006年)、佚名的《斑竹一枝千滴泪——访收藏家段生馗及滇缅抗战博物馆》(2006年)、段生馗的《我为什么收藏战争》(2008年)、佚名的《南侨机工后代查档纪实》(2009年)、方立新的《寻埋骨海外的烈士,增补爱国主义教材》(2009年)、戈叔亚的《发现残破石碑——松山战地调查之六》和《透过老照片寻觅战场旧貌》(2010年)、孙春龙的《寻找失落的英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记》(2010年)、刘娜的《追寻散落的历史——省政协辛亥革命及抗战遗迹遗址保护情况视察纪实》(2011年)、周渝的《收藏军服只为见证历史》(2012年)、陆安的《山之上,国之殇——寻访腾冲中国远征军史迹》(2012年)、张国君和李根志的《艰辛密支那——云南公路馆二战文物搜集背后的故事》(2012年)、佚名的《“追忆中国远征军”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腾冲启动》(2013年)、贺春旎的《关于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的思考——以陈嘉庚纪念馆及南侨机工文物的征集为例》(2014年)、张彦的《民革云南省委会启动抗战文物遗迹调研》(2014年)等。以史料展出、参观与研讨为内容的活动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宝璋的《昆明举办纪念滇缅抗战50周年历史图片展览》(1993年)、赵世林和林超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1994年)、蜀荣的《芒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述》(1995年)、屈建军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展”在京展出》(2009年)、黄凤平的《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档案史料图片展开幕式上的讲话》(2009年)、张文芝的《云南省档案局承办“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档案史料图片展”的收获与体会》(2010年)、张文芝的《举办“飞虎·驼峰纪事档案图片展”有感》(2011年)、殷俊燕的《中新两国合办“飞虎·驼峰纪事档案史料图片展”》(2011年)、瞿遇春的《以史为鉴,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观中国远征军展览有感》(2011年)、佚名的《铸魂松山——李春华〈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作品研讨会摘要》(2013年)、李晓蓉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档案史料图片展”在云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活动中展出》(2014年)等。以史料的保护、利用与开发为内容的活动类研究成果主要是禹志云的《发掘资源优势,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对龙陵县开辟两条抗战文化旅游线路的思考》(2005年)、郭进忠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档案史料中心成立》(2006年)、田斌奇的《让乡土资源走进美术课堂》(2007年)、杨绍军的《腾冲抗战遗址的影响及保护、使用、开发建议》(2010年)、雷娟利的《龙陵松山发展抗战遗址旅游的SWOT分析与对策研究》(2010年)、王黎锐等的《对保山抗战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思考》(2011年)、刘娜和张莹莹的《16名委员联名提案保护松山战场遗址》(2011年)、张莹莹和刘娜的《滇西抗战遗址保护将成全国政协提案》与《重建抗战纪念碑要迈几道坎》(2011年)、李枝彩和李欣的《保山抗战文化史迹的保护与开发》(2012年)、雷娟利和管辉的《滇西抗战遗址遗迹多维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2012年)、韩继伟的《史迪威公路抗战遗产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分析》(2012年)和《从多维价值维度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独特价值及其“申遗”的可行性》(2014年)、李丹丹的《滇西抗战遗址亟待保护》(2012年)、雷娟利的《松山抗战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2012年)、司徒伟志的《比“保护抗战文物”更紧迫的》(2014年)、李月江的《论保山施甸遗存滇西抗战宣传标语的保护》(2014年)、雷娟利等的《滇西抗战文化遗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模式探究——以松山战役遗址为例》(2014年)、雷娟利的《将滇西抗战遗址打造成统战平台的思考——以港澳台侨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为视角》(2013年)和《滇西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现状探析》(2014年)等。(www.xing528.com)

滇缅抗战史料的展示场所并不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保山市的腾冲市和龙陵县,包括位于腾冲市和顺镇的滇缅抗战博物馆、腾冲市区的滇西抗战纪念馆、龙陵县龙山镇的董家沟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研究最多的史料展示场所是最早建立的滇缅抗战博物馆,成果有秦风和田鸿的《和顺滇缅抗战博物馆:收藏战争与和平》(2007年)、王爽的《滇缅抗战博物馆:战争与和平》(2008年)、伍晓阳的《悲哉壮哉,滇缅抗战——记抗战文物收藏家段生馗及其滇缅抗战博物馆》(2010年)、张骨锋的《参观滇西抗战博物馆感赋》(2012年)、李翊的《一个人的抗战纪念博物馆》(2014年);然后是滇西抗战纪念馆,研究成果有张彦和袁鼎强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开馆》(2013年)、龙济存的《浅谈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宣教工作》(2014年)。另外,曾经展览过滇缅抗战史料的相关场所主要有云南省博物馆等,有关的研究成果有徐开平、周国升、解之诚的《云南往事:云南博物馆发现之旅》。

表1-3 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成果举例

在滇缅抗战史料学的主体性研究中,发现和挖掘史料是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整理形成史料成果是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同时,以搜集、活动和展示为内容的客体研究也是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纵观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主体性研究较为深入全面,主要有以实物文物类、遗迹遗址类、图片类、文书档案类等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客体性研究也丰富多样,既有以搜集活动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有以活动和展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对于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来说,反映滇缅抗战史料全貌的主体性成果还有不足,立足于滇缅抗战史料本身开展理论思考的系统性成果还有欠缺,这都需要进一步投入资金、人力和时间,加大对“滇缅抗战史料概览”和“滇缅抗战史料学概论”课题的研究;在以搜集、活动和展示为核心内容的客体研究中,搜集的传记类成果、活动的系统性成果和展示的建设性成果还比较缺乏,只有少量成果,如《滇缅抗战文物收藏家段生馗传》《滇缅抗战的史料活动概要》《滇西抗战纪念馆概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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