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书：潮州传承的文化瑰宝

一个地方文化的涵养与形成，靠的无非是两条，人们的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有就是文字的敷衍和传播。把文字敷衍成篇，就是写人状物、抒情达意、说事析理、记是录非的文章；要是雕版印刷，线装成册，散播四方，流传永久，便是传播。

宋代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它们清爽悦目、灵动绮丽、各擅胜场的雕版印刷，使得宋版图书，奇峰突起，一骑绝尘。清阮葵生《茶馀客话》云：“书贵宋版者，点画无讹，镌刻精好。宋版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

也有专家说：“雕版印书，约始于唐代，至宋大盛。当时的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分官刊、家刻、坊刻三种。刻书时，选用工于书法的人缮写，字体既美，校刻亦精，为后世所重。”

潮州的雕版印书，始于何时？有人稽考，说赵德的《昌黎文录》，应该是第一人、第一书。《唐集叙录》里面，有朱熹校对的《昌黎先生外集》，朱熹在书的题识中讲到，北宋奉诏参加编修《新唐书》的吕夏卿以为：《昌黎先生外集》中，所收入的《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诸篇，皆见之于赵德编的《昌黎文录》，因为，赵德是亲受于韩文公，所以，比之其他刊本，最为可信；而这几篇韩文，之所以并未收入到韩愈的门人兼女婿李汉所编的《昌黎先生集》，是因为李汉手上所未有，而不是他不想收。

南宋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这些当时极为重要的韩集，皆以赵德和《昌黎文录》作为范本。如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其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而曾两次参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刊刻流布的赵希弁，在《郡斋读书记附志三》亦云：“杭本（嘉祐七年【1062】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

《昌黎文录》究竟是抄本还是刻本，历来皆无定说，引用者也都未曾说明。然而，以《昌黎文录》流传之广、时间之长，且屡屡被后学者用以做参校的事实，专家推断，这很可能是刻本，而非抄本。也是，试想，若三二抄本，则见者寥寥，更休言流转矣，也许珍者束之高阁，也许早已泯灭无踪。

进入宋代，潮州的刻书，高潮迭起，丝毫不逊于他乡。潮州人的尊韩、崇韩，这时也表现得更加无所不在，明白无遗。《三阳志》有载，集部的《韩文公集》，就分别刊刻了大字、中字、和考异3种。其实，宋时的潮本韩集，除了这3种之外，还有北宋徽宗大观初年（1107），海阳东津人刘允“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的小字本《昌黎先生集》。32年后，南宋绍兴九年（1139），刘允之子、龙图阁学士刘昉，依乃父刘允的旧集重刊，并作序一篇。这篇序，保存在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之中。

如此，终宋一代，潮刻的韩集，有史可稽者，便有大字、中字、小字、考异4种；而小字本中，又有大观、绍兴2种。这样的丰盈滂沛，版式纷繁，则当时潮州刻书业之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镂版的好事，不会都给予外乡人。第一个著作付梓的乡里人，是林贤良。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分，集书之中，便有《林贤良草范集》50版，这是林贤良的释易著作。林贤良即林巽，海阳人，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曾应才识兼茂明体用科，因对策鲠切，杵逆权贵，主考官低眉沉吟，衡量再三，踌躇再三，终还是不敢取录。

仁宗朝庆历年间（1041—1048），他又将自己的政见，投进朝廷专门设置的、用以鼓励民间言朝政得失的铜匦中。宋仁宗披阅之后，惊叹其才识胆略，欲授予徐州仪曹。这是地方的闲职礼仪官。林巽粲然一笑，知道自己的抱负、才华，不能为世所用，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遂辞而不就，回归故里，读读《易经》，著书立言。他所撰的《草范》8篇，哲理机趣，洋洋大观。对于这部书，他曾自言：500年后，当有人演绎他的《草范》。27岁那年，寿源尽矣，仙逝归天。遗下的这一部《草范》，却犹如空谷足音，度越流俗……

南宋庆元六年（1200）之夏，知潮州军州事沈杞，在林木葱郁、书庐环结、书生侃侃的西湖山颠，设立祠堂，祀潮州八贤。尊选的八贤之中，除了唐代的赵德，宋代计得其七，而七贤之中，就有林巽。余者为许申、刘允、卢侗、张夔、吴复古、王大宝。沈杞褒扬林巽曰：“对策杵权贵，献灾异而过仲舒，林公其人也。”

后来，通判廖德明，也撰有《八贤赞》，其中赞林巽为“直忤权贵，忠彻冕旒。一官莫系，拂衣归休。俯视玄虚，研深探繇。会我真机，有待其后”。过后，廖德明意犹未尽，又一次赞林巽：“道义文章，青史中罕见。”

有人说过，仔细察看一个地方的刻书业，就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文化、艺术的水平，知道这个地方手工业的发达与否、工匠书匠的技艺技能。《三阳志·学校》对于宋代潮州的刻书业，就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按其罗列，略去“岁久漫灭，多不复存”者，当其时，保存完好的新旧刻板，计有：

经书《吕氏易集解》、《春秋集传》、《春秋或问》、《孟子说》等10种；

史书《通鉴总类》、《新修潮阳图经》、《三阳讲义》、《汉隽》等4种；

子书《瘴论》、《治未病方》、《备急方》、《易简方》、《痈疽秘方》等6种；

集书《赵忠简集》、《许东涧应龙集》、《北门集》、《濂溪大成集》等14种。

合起来，凡34种，共10890版。

这里面，有某些书籍出现了不同的名称。《潮州志》载：南宋“淳熙二年（1175）七月，《潮州图经》成书。潮州原有图经，历经兵火，散失殆尽。常祎知潮州军州事后，请教授王中行编纂《潮州图经》。常祎为该书作序”。据专家考证，《新修潮阳图经》，就是王中行编纂的《潮州图经》，书有别称，且沿用潮阳郡古名，在于彰显古风。

《三阳志·历代序文》还载有常祎所撰的《潮州图经序》，序中提到，图经“锓版郡斋”。古代刻书，多用枣木，文雅的说法，就叫锓版、锓枣、锓木。可知，彼时在子城的郡治之内，也设置有专门刻书、印书的工坊、机构。

在韩愈还没到潮州当刺史之前，潮州人就已经在修志、编志了。《唐会要·职方员外郎》记载，唐建中元年（780），朝廷就规定，各州每三年要编造一次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后来改为每五年一造送。史书上这样写道：“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俱上。”《永乐大典》也载曰：“潮有图经，其来尚矣。昔昌黎文公将至韶石，贻诗于郡侯张端公：‘愿借图经将入界，一逢佳处便开看。’则知诸郡图经，唐已有之。”(www.xing528.com)

常祎的《潮州图经》，是宋代潮州的第一次修志，后来还有三任郡守，也乐此不疲。曾经有人说过，盛世修志。这个说法，显然太过于武断、绝对。情怀境界，才是决定事物的关键，像南宋末年，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潮州人修志，仍不亦乐乎。史载，南宋嘉泰二年（1202），郡守赵师修《潮州图经》；宝庆三年（1227），郡守孙叔谨主持，请陈宗道编纂《（潮州）新图经》，端平二年（1235年），郡守叶观编《三阳志》、《续三阳志》。那时，蒙古铁骑，已经一次次呼啸南来，秋风落叶，乌云遮天，而一群忘我的潮州人，依然稳坐学宫宣圣庙里，心境泰然，面相安详，我行我素，一字一句，披沙沥金。

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刘昉的《幼幼新书》，在潮州锓版，刊行全国。刘昉曾经“三帅潭州（今长沙），一临夔府（今奉节），遗爱在湖湘”。这位荆湖南路经略安抚使、龙图阁学士，看到了太多的小儿病患疾苦、幼年早夭，因而撰作此书。

一个性命，尚未绽放，即已凋残，这种悲剧，令人锥心疼痛。小儿抵抗力太弱，容易生病、感染，而当时世上，不但缺少儿科郎中，来把脉问诊，更要命的，是欠缺儿科全书，去指导救治医疗。

菩萨心肠的刘昉，公事之余，孜孜不倦，不懈不怠，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多方搜集儿科方剂，潜心探究儿科医论，晚年，终于编纂成了这部儿科医学巨著。今人江育文主编的《中国儿科学》称赞该书：“内容详尽，取材广泛。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完备的儿科学专书”。

一部《幼幼新书》，共40卷，约155万字，分547门，内载医论1270则、药方7633首、灸法204条。这部医书传至日本，被视为至宝。直到今天，该书仍有着重要的医学价值，中医古籍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81年和1987年分别影印出版，成为了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幼幼新书》是家刻。那时候，东津刘家，迎来了擅柳体的书匠，擅雕版的工匠，他们从子城下的渡口，迎着朝阳，搭着晨渡，过江来到桃坑，仿佛参加庙会、雅集。刘家的大厝，也不见得堂皇，只是风水好一点，坐西朝东，旭日常临，背后是大江南去，眼前则东湖潋滟，笔架山是侧靠，去临安的官道，从村前蜿蜒，经洗马桥，一路向东。

书匠都是好功夫，一笔一钩，就像是字帖，七八个人按照分工，各写各的，对到一起，却像是一个人的笔迹；工匠也不含糊，十几个人操刀，雕出来的雕版，竟像一个人雕的，真令人啧啧称奇。

桃坑是水东的一个小山窝，有成片的桃林，疏疏落落。月从山后升将起来，映得树影幽幽，花香若有若无，晚上歇息的匠人们踏着小径，就在东湖边转着。

刘昉能够成就如此的传世巨著，绝非偶然。历史上，岭南一带，曾经是瘴疠流行的高危区，自宋太宗、宋真宗几次颁赐《神医普救方》、《圣惠方》等给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诸州之后，潮州民间，亦开始重视医药和养生，并且人人自觉，蔚成风气。像宋仁宗时，吴复古的“安和”养生论，就得到了苏轼的赞许。潮州的一些巨贾之家、读书人家、士大夫之家，也喜欢抄藏秘方、验方，以备不时之需。坊间盛传的《刘氏家传方》，就是早年刘允带着刘昉抄集的一部著名的秘方、验方。

门外的桃林，落叶又长出新芽了，湖边的小径，草枯了又返青。《幼幼新书》由于工程浩大，费时日久，到书成38卷的时候，刘昉已卧病不起。后面的两卷，是由门生李庚主持完成，序文也出自李庚之手代笔。全书40卷锓版告竣，刘昉已经归仙，看不到了……

朱熹一生，只来过一次潮州，住进了同榜进士、兵部侍郎郑国翰的家。郑国翰在蓝田飞泉岭，有一处读书讲学的地方，取名澹轩，亦名览胜亭。这样一处清幽峭丽的绝佳林泉，让朱熹流连不走，心旌荡摇。一日游山归来，平常醉心学问，不大作诗的朱子，竟也诗性勃发，取来纸笔，作《飞泉岭》一首：

梯云石磜羊肠绕，转壑飞泉碧玉斜。

一路风烟春淡薄，数声鸡犬野人家。

诗写毕，看着手中的纸笔，索性又大书“落汉鸣泉”四个擘窠大字，郑国翰着人搭架，高镌于林下向阳石壁，至今仍存。

朱熹只到过潮州一回，但潮州人，却记得朱熹和他的学问。《三阳志·学校》所载的34种刻书，其中就有《朱文公论孟或问》、 《朱文公中庸辑录》、《北溪字义》。朱熹创“中和新说”，用理学的思想，来解释“四书”，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何其巨大。他晚年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陈淳，世称“北溪先生”。朱熹在漳州曾对人说，“吾道喜得陈淳”。而陈淳的《北溪字义》，正是按照朱熹的理学观点，来诠释“四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概念和范畴。这3种研究朱熹学派理学思想著作的刊行风靡，说明与朱熹同期，理学的学说，就已经在潮州传播，植入人心，一脉相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代理学会在岭东盛行，桑浦山下，名家辈出，成为一方重镇。

刻书的兴盛，是文化事业蓬勃兴旺、薪火相传的标志。《三阳志·学校》不单详详细细地开列了现存34种潮版书的书名、版数，而且颇费心思地注明了各雕版的储藏地点：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等19种，藏于子城郡治之内，这是官刻的书版；《朱文公论孟或问》等9种，藏于上水门街的郡学之内，这是郡学刻的书版；《濂溪大成集》等3种，藏于濂溪书院之内，这是书院刻的书版。这31种刻版，属于以前刻的旧版。

新刊刻的，有《元城刘忠定公集》、《春秋辨传》、《牟心斋读史诗古瀛丁集》，这3种新刊，未注明藏版地点。有学者点明，新版刻成于南宋，旧版则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刻成于北宋，甚至五代、唐朝。

算将下来，这34种书籍，还不包括刘昉新刻的《幼幼新书》。宋版书籍的范式，是每页9行，行21字，单页189字，每版2页对折，合起来378字；或者每页10行，行19字，单页190字，每版合计380字。《幼幼新书》40卷约155万字，锓版需4000余版，显然，10890版中不包括这些。还有，赵师、孙叔谨、叶观等修的几部志书，也不在34种书籍里面。

有宋一代，潮州的刻书，可谓成绩卓然，对此，《三阳志·书籍》、《永乐大典·潮州府·历代序文》，也都详加记载。然而，清末民国时期，广东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却在他的《广东版片记略》中断言：“宋代雕刻以杭本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粤东寂然无闻”。这样的断言，似乎是有所疏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