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媒体出于同情弱者的考虑，往往从道德资源动员的角度去报道“蚁族”，“蚁族”从道义上来说资源是丰富的，并不像其自身那样资本匮乏。这种媒体一般都是市场化的媒体。很多媒体都进行了环境监测式的报道，如《警惕“穷二代”蚁族化，“富二代”士族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M型”分化》《一个都市蚁族的沉沦故事》等。
在关于“蚁族”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利用国人已有的价值观来建构人们对其道德资源动员行动的认同。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社会持久的、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杨福忠，2004）。动员行为是非正规的行为，含有资源的组织、状态的转换、背景的紧急性和行动的突然性（宋甫涛，2000）。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Giddens，1991）。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卡斯特，1997）。
譬如有人在今天对“蚁族”的报道中引用了中国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有一则来自汉网的新闻标题为“蚁族唱的红歌为什么格外红？”，该报道指出：
蚁族参加红歌会，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却深刻地折射出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也赤裸裸地传达了弱势群体的急促喘息与无力叹息。
由于红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从中挖掘资源更容易取得为“蚁族”争取同情的道德资源，也使得官方没有理由对其进行批判和管制。跟其类似的新闻还有《蚁族唱哭政协委员高房价危及国家竞争力》，就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探讨了“蚁族”问题。
而《每日经济新闻》的一则新闻标题为“城中村拆迁催高房租京城蚁族流泪无奈面对”。其中小节的标题为“邻近城中村拆迁成涨价借口”：
“我从来没敢告诉家里我租怎样的房子。在他们看来，一个大学生在北京指不定多么风光、体面呢，绝不会想到我住的地方跟老家的马圈差不多，更不可能想到我会为了50块钱而跟人大吵一架。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谈到家人和自己的未来，夏斌的眼神再次黯淡下来。
该文形象地刻画出了在生活重压下生存艰辛的“蚁族”形象。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存在对草根社群生存状态不够关注的情形。作为“蚁穴”的城中村拆迁后，房租水涨船高的情形也穷形尽相。“蚁族”的痛苦让人们的神经似乎有些触动。
此外，“蚁族”相关新闻报道在BBS等网络媒体上的广泛传播也扩大了这些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甚至一些媒体也将网络转载率作为评价其报道是否“成功”的一个客观标准。这些因素都使“蚁族”相关报道的道德资源动员能力增强。
当然，关于“蚁族”的道德资源动员报道，大多数市场化的媒体除了同情弱者以外，还有迎合读者心理的考虑。斯诺等人认为，社会运动是力图通过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和成员、积蓄旁观者的支持，以及遣散敌对者的方式来架构相关的事件和状况的。在动员战役中，运动组织试图把个体的解释和它们自己的解释联结在一起。决定架构是否有效的两个因素，分别是潜在参与者所拥有的信仰体系的本质，以及架构努力在潜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里取得共鸣的程度（莫里斯、缪勒，2002）。
市民在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总是客观存在的，而媒体曝光真实的社会环境能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从而有助于刺激媒介产品的销路。当读者能够“用脚投票”决定媒体的关注度的时候，媒体就不得不站在偏向读者的角度说话，这也是媒体话语生产的一种基本机制。
（二）精英主义：官方话语与专家话语同调
通过《世界的苦难》一书，布迪厄指出了新自由主义转向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布迪厄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运作。[40]“国家的退出”（the abdication of the state）以及公共设施服务的枯竭导致社会疾苦的产生。有人将这些细微具体、隐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社会疾苦归结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表现为内在矛盾形式的“位置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第二种形式是一种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解组，表现为伴随着集体衰落的个体的悲惨际遇。社会怨恨、种族歧视、工人阶级衰落等问题明显地属于这种社会疾苦的形式。[41](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保障政策不够完善，未完全承担与其权力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蚁族”产生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媒体以及智库倾向于将“蚁族”问题归于社会原因。在2010年“两会”期间，某省级报纸撰文《蚁族：一个伪学术概念的传播狂欢》，直指蚁族的“发明”只是为了炒作。
一位记者首先发明了“蚁族”这个名词。之后北京某个博士后发现了这个名词的价值，除了学术价值，还有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蚁族的流行是因为它关注了大家共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它第一次试图以纪实的态度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种方式获得了那些仍在底层苦苦打拼的大学生们的情感认可。但“蚁族”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围绕它逐渐形成一个共赢的名词炒作集团。
还有人直接说“蚁族是个伪命题”。该报道回顾了底层知识青年的奋斗历程，从大串联、知青、“北漂族”、“校漂族”一直到“蚁族”，认为这是人生发展的必由阶段。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分配格局和当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者是否能相提并论？
位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引导了民众对“蚁族”的认识：某著名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42]；杨澜提出让“蚁族”回二三线城市发展，被网友回应说“蚁族”不傻[43]；某大学校长提出让“蚁族”变成所谓的“民间人才储备方式”[44]。
丁元竹在《文化纵横》上发表的《“蚁族”问题的背后》—文中指出：
但是，令我吃惊和悲哀的是，很多年轻人敢于放弃诱人的职业，敢于面对社会，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当前真正需要的，是一次解放父母思想的运动。要让父母们给子女在就业问题上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该文中，他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导致“蚁族”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结构层面的利益集团和商业行为似乎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有人倾向于弱化这一现象的严重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提到，全国“蚁族”总数达百万，北京已达10万。而在另外一项同样权威的项目数据却显示，中国20～30岁的流动人口已达到2亿，社科院提供的这个数据值得商榷，可能光北京就不止10万“蚁族”。
有人发现，改革开放后，两个“不能流动”的局面被打破，然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某些惯性仍很坚固，阶层、出身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占有量。[45]孙立平等社会学家甚至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已经重新板结，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渠道越来越不畅通。
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了专家话语和草根话语的冲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有的专家群体往往倾向于为利益集团所用，因此导致了与民众的隔阂的产生。这些专家以貌似独立的面貌站出来批判社会，实则为利益集团或市场逻辑进行粉饰。
（三）搭便车行为：商业话语的独舞
斯密德指出：“高排他成本物品的非贡献使用者被称为搭便车者。”传媒机构往往为强势的商业与政治集团所控制，在他们为弱势社群说话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搭便车”行为。道德资源动员往往会耗费社群的大量资源，“正如社会运动理论‘资源动源论’（RMT）所提醒的，即便某些团体会因传播民主化而直接受益，政治动员仍会耗费他们许多成本。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运动的获益者，正是‘理性的’功利极大化行动者，他们为了达成目标，必须采取行动，但他们投入的诱因同样不足，因为运动耗费的成本远高于他们个人会获得的利益”[46]。当社会底层及其同情者耗费大量的资源进行道德资源动员，利益集团所控制的传媒机构往往会借助其声势牟利。
一些商业传媒机构成为房产机构的“托”，纯粹把“蚁族”作为一个噱头进行炒作和商品推销。这些媒体主要以网络媒体为主，因为互联网是“蚁族”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媒介。它们把“蚁族”看作一个低端但是基数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大肆展开广告攻势。这些行业既包括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业、建材业，又包括以年轻人为主打的电脑外设、旅游度假、网络游戏等产品。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蚁族”报道来进行地方形象和政绩宣传，如《市外看赣州赣州建大学生公寓让“蚁族”看到希望》《上海公租房政策惠及蚁族，以租代购缓解被买房》。不过这些新闻报道的推销手法没有商家那么赤裸裸，至少还是为群众做了实事。同时，一般对“蚁族”概念进行炒作的大都是网络商业媒体，传统纸媒相对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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