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善美的悲壮之梦：宋明理学的光辉乐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

远古时候，有个单纯而稚气的巨人，一直做着一个追求光明的孩提之梦。他看见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在西方沉没，黑夜是那样漫长。面对黑暗无边的夜空，这个巨人想：每天晚上，太阳躲到哪里去了？我不喜欢黑暗，让光明永存吧！我要去追赶太阳，把它固定在天空中，让大地永远光辉灿烂。于是，巨人提起长腿，在山林，在旷野，如风如电，狂奔不息。最后，巨人终于没能追上那团光亮炽热的火球，在通往光明的神圣之途中，长叹一声，永远长眠了。西去的太阳把最后几缕金色的光辉涂抹在巨人的脸颊上。

在五千年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有多少圣哲先贤在做着同一个追寻光明的悲壮之梦，他们用自己生命的智慧之光，铸成人们心中的太阳。

如果把两千年中国传统儒学的发展比作追求真善美的悲壮之梦的话，那么宋明理学无疑是这梦中最光彩的一段乐章。

五千年中国文化，儒学思想前后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粗略地分，儒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儒学以孔、孟为代表，后期儒学，即理学，以程、朱代表。儒学发展到宋代，以理学的形态出现，海内外学者一般称其为新儒学。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色的哲学形态，统治思想界长达六、七百年之久，它的产生和发展，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宋明理学，又称道学或宋学。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的《四书》、《六经》的义理为特点的义理之学。从狭义上说，则是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宋明理学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代，清代中期以后逐渐哀落，但其影响一直波及近代。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儒家学说产生于先秦，但毕竟过于简单粗陋，缺乏周密的论证和理论分析。孔孟只是提出几条简单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并没有作详尽的说明。到了汉代，汉儒建立了一套烦琐的经学体系，明确提出“三纲”，并赋予神学的论证。汉代儒学以神学目的论为特色，比起先秦孔孟，向前迈进了一步。至宋代，这种宇宙论式的神学化的儒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就哲学形态的特点而言，两汉儒学和神学目的论，魏晋以后玄学、佛教的空无本体论，作为前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曾分别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儒学重于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论证，玄学和佛教又精于哲学思辨而流于寂灭空虚。这些都不能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危机。

农民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五代以来长期的混乱局面，使封建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迫使封建统治阶级重新营造适合于宋代新形势需要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了宣扬儒家思想，进一步改造汉代神学化的儒学，创造一种新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辨的色彩和实际的内容，赵宋王朝竭力推行和提倡儒学，为封建统治寻找伦理纲常上的哲学根据。宋代重新核定《论语》、《仪礼》、《礼论》等书的正义，完成了九经义疏，并颁之官学。这一切都表明，宋代极力想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为封建统治服务。

宋明理学，自称是继承孔孟儒学，但在其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有儒学的正统思想，而且也有佛道思想的痕迹。宋明理学是以儒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同时吸取佛道的思想材料，建立起以精巧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的唯心主义理学的。“‘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校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比遂其性于斯时也。”^[1]这个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指导“政教”、“职业”、“讲习”和“日用”生活的普遍法则，就是韩愈的所谓“道统”。唐中期以后，一些儒学思想家大力倡导儒学思想，排斥佛老。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儒家道统说，认为只有实行仁义，才能恢复道德理想。为此，他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道统。李翱提出“复性”说，认为只有消除情欲，才能达到性善。这些思想学说，成为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北宋时，佛教理论日趋哀落，新儒学逐渐形成。范仲淹、欧阳修一些学者，竭力提倡儒学，主张从本质上否定佛教，重新恢复儒家的仁义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发展了韩愈的道统思想。他们以《周易》、《春秋》为依据，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据。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宋明理学和先驱者，一方面批判佛道哲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融合佛道思想。以儒学为主要线索的中国传统哲学，经过汉晋隋唐时期外来佛教的冲击，到宋代，形成儒道佛“三教归一”的局面。宋明理学既有精致的理论思辨，又有极为现实的伦理精神，之所以形成如此精致的唯心主义理学，这与儒学吸收、融汇佛道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两宋时期，儒道佛哲学互相影响，三教归一，道佛两家援引儒家思想，积极向儒家靠拢。儒家学者本来就十分熟悉佛道教义，出入佛老，援佛道入儒家，其结果就是三家交流融汇，产生了新儒家。

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分别创立，著名的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到宋代，虽然其它宗派继续流行，但都不及禅宗，禅宗成为最大的宗派。禅宗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它完成了印度佛教向中土佛教的转变，使之更适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禅宗对于印度佛教的改造，使儒道佛的结合有了可能。儒佛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是当时的普遍现象。理学家大多又都有习禅的历史，“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儒佛之间的门户不象唐代那样分明。宋代又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期。宋代流行的道教，主要有无师道和全真道两大宗派。当时著名的影响较大的道士都熟悉儒学，并自觉比较儒道主张，儒道两家相互靠拢，互相吸收融合。

出入释老，反求六经，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如周敦颐“太极”的概念来自《易传》。“自无极而为太极”的命题与老子的“有生于无”关系密切。“无欲”、“主静”的修养论源于佛教的禁欲主义。总之，宋明理学家通过对三教的批判和扬弃，把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成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把“经虚涉旷”的名理清谈变成“格物致知”的理性求知，把“止观”、“定慧”的宗教修持变成“无欲”、“主静”的伦理实践。理学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宋明理学以儒学为核心思想，兼收佛道，但排斥佛道的宗教信仰，从现实中吸取哲学问题，肯定人的现实生活。理学家从一个侧面否定了“天命论”，充分肯定人生的现实意义，把哲学探讨的旨趣集中在事物的义理上。因此，可以说，宋明理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哲学。(www.xing528.com)

与这种理性主义哲学相联系，宋明理学在哲学内容和总体形态上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义理思辨。

先秦儒学以孔孟为代表，主要关注的对象是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世界的终极本原，较少注意，一般只归结为“天命论”。汉代儒学注重文字训诂和儒家经书的考释。董仲舒为建立“天人感应”的宇宙目的论，附会经典，使汉代哲学表现出神学化的倾向。到两宋时期，哲学的面貌发生了较变，开始注重义理思辨，探讨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更高本体。

无论是先秦的“天命观”，还是两汉的谶纬神学；无论是孔孟的伦理学，还是两汉的宇宙论，其哲学所要探究的本体论问题，都缺乏严密的论证，没有前后以一贯之的概念和范畴。

由汉学转为宋学，其标志在于义理等概念的提出。《四库全书提要》评述北宋刑昺时指出：“观其书，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义理、道体是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说到底是世界本原的问题。理学家对于这个义理、道体的看法是不相同的。程朱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提出天即理，“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形成了理本论哲学。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提出“气之本体”的思想，认为“太虚之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形成了气本论哲学。陆王以“心”为最高范畴，提出“心即理”，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形成心本论哲学。观点虽然不同，但都以探究义理为最终目的，追问事物最终的根源。理学家们讨论的本原问题，已经接触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原理。这一点远远超出了汉唐哲学。

第二，关注心性辨析。

理学家的本体论思想是与心性辨析分不开的。“性”是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宋明理学不仅注意物之性，而且关注人之性。事物各具本性，要了解事物，就必须认识事物的本性。在人性问题上，宋明理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部分理学家都遵循性善的原则。张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看法，认为“天地之性”来自于“太虚”之气。“太虚”的本性与阴阳二气之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人性。二程采取了张载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观，认为“天命之性”是本体“理”在“性”中的体现，是至善的；“气质之性”由“气”而来，有善有恶。朱熹发展了二程的思想，认为心之本体就是性，心之作用就是情。朱熹还把“性”仔细区分为“人性”和“物性”，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对“性”的界说更加严密了。理学家们在心性问题上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所谓“性”，既居于心理学的范畴，又是指道德属性的伦理范畴。他们试图通过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解决人的本质、人性和善恶等问题。

第三，重视认识来源和方法的探讨。

认识论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它是理学本体论的自然延伸。宋明理学的认识论，主要集中在认识的对象、来源，认识的能力和认识的方法上。张载较早提出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针对实在世界而言，而“德性之知”则是针对“太虚”世界而言。张载认为，人的认识是内外交感的结果。“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这是一种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思想。二程的认识方式有所不同，程颢主张内省式的“以诚敬存之”的认识方法；程颐主张外向式的“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观点虽然不同，但都注重认识在穷理致知上的重要作用。朱熹后又提出“即物穷理”的认识论思想，进一步发挥了二程的认识思想，建立了更加完整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陆九渊开创“心学”，提出“反观”的认识理论，认为认识只须向内心寻求，不必向心外探究。以后，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方法，主张致心之良知于外物，“良知之外别无知”，形成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所讨论的认知理论，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这与西方的认识论有很大不同。理学家们所关心的认识论常常与道德修养扭结在一起，由认识论而伦理学。

第四，注重理欲之辨。

天理与人欲是宋明理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理学家们认为，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就是天理，违背封建制度、伦理观念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就是人欲。天理表现为善，人欲表现为恶。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圣人心传之秘。二程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欲”是产生恶的根源，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的观点。朱熹把天理和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与本体论、政治论联结在一起，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纲领。陆九渊也承认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主张“欲去心存。”王守仁的理欲观虽有不同，但也主张“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总之，“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理学家们的重要道德信条。周敦颐的“主静慎动”、二程的“主敬立诚”、朱熹的“操存涵养”、陆九渊的“切己自反”等存养功夫都与“存天理，灭人欲”直接关联。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以探讨“义理”为核心，以“心性”为内涵，以“格物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目的，建立起关涉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和伦理观等诸多方面的精致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当然，宋明理学所要探讨的远远不止这些，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能对宋明理学中的重要人物的主要哲学观点作一挂一漏万的描述和探讨，以求读者对宋明理学有个基本的了解。

【注释】

[1]《宋史·道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