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道德修炼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其局限性非常明显，早就引起了知识界的批判。汉代王充、王符、崔缇等人曾批评儒家教学。宋代发展实用知识，到了明清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批判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观，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教育就是形成人性的过程，教育不是重复已成之性，而是“日生而日成之也”[21]，反对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颜元）主张培育“实才实德之士”，为的是培养利济苍生的真儒，“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武力入侵，给中华文化以强烈冲击，科学技术知识与生活、生产实践关系密切，人们逐渐看到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应用价值方面的巨大优势，引进西方教学知识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话题。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林则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学习内容。随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办起了洋务学堂，认为教育要“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为继续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培养“精通名教以及经世大法”[22]，又具有西方“制造之长”的实学人才。他们一方面抱着传统儒家的教学目标不放，另一方面又被迫积极学习西方知识，即主张“崇正学，名人伦”；又认为“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23]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西方教学知识在中国才具有合法地位。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主张，把培养完全人格作为教育目的，他的教育目的观作为教育方针，写进了中华民国颁布的教育法令，我国教育目的首次表述为培养共和国公民的健全人格，从培养统治者需要的辅佐人才和教化以养成顺民，转变为培养具有自由独立精神的现代国家公民。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继续对儒家教育展开猛烈的批判。教育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培养为君主服务的“济世之能臣”，而是“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24]，教育目标从培养某一特殊社会阶层的人，转到培养“生民”，他们意识到，只有彻底清除旧思想、旧道德，用民主与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25]教育开始从塑造特殊阶层走向平民百姓，一些留学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引介欧美的教育，推行平民教育。
教学内容改革也随着学制改革而不断深化，科学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已经不容争辩地进入了新式学堂，人文知识也开始从西方引进。如1923年编写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课程为国语、算术、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音乐、体育等12个科目；初级中学分为社会科、文言科、算术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等六科；高级中学（普通）分为公共必修科目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等。(www.xing528.com)
民国以前，学校教科书主要是《四书》《五经》，民国以后，教学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国语运动推动了语文教育的改革，五四运动以后，各级学校教材逐渐采用语体文，实际上拆除了学校教育作为士进之阶的语言门槛，进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再也不会“之乎者也”地具有一种特殊身份了。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目标设定和教学内容变化基本同步。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教学方法如五段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陆续引进我国。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提出《革新学校教学方法案》。1921年第七次会议，又议决《组织客观测验方法研究会案》与《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2—1924年编制教育测验形成高潮。陆志伟、俞子夷、廖世承等编制了多种中小学各科测验。1922年，舒新城在上海吴淞公学实验道尔顿制，后推行学校多到上百所。俞子夷等领先开始设计教学法的实验研究。教学方法改革主要是引进试验西方的某种教学方法，盛行一时。“表现出一种追求时髦，照搬抄袭外国教学方法的倾向”。[26]
西方教学知识被介绍进来，以一种天生高贵的身份呈现在人们面前。表面上，输入西方教学知识成为中国教学知识谱系生长的主要方式，并产生了路径依赖，逐渐失去了教学知识生产的文化自信；骨子里，科学技术知识教学的实践却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的教学心理结构，即把科学知识当成不变的“规定”，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去。从“无违”伦理纲常，转移到“无违”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称为“赛先生”，被人格化、神圣化，受到追捧。但教学注重的是它的实用技能，即是“有用的”知识。学校注重培养实用人才，迅捷掌握科学知识，成为学校教育追求的近期目标。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效果通常用“是否学懂”，“是否会做题”作为评价的标准。知识是主体，学习者要努力学习，学懂知识，学习成为训练。学校教学的关键是弄懂学会，“双基”成为教学目标。大面积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成为教学改革实验的重要研究对象。
追索西方教学知识产生发展的历史，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教学知识具有相同的认知结构。西方与中国传统伦理教学认识相似，也非常重视灌输模仿在体格训练、精神和意志锻炼、人格养成等重要价值。斯巴达人的教育就是通过残酷甚至是血腥的训练，培养个体勇敢的品性。它重视的是训练所得来的品格。“教育主要用于传送技艺和磨炼性格，”那时，“对人的智力活动的要求远不如人的勇气和性格。”[27]古罗马的普鲁塔克在《论儿童教育》中引用诗人福西利德的诗句“若要孩子德行高，良言善行灌输早。”[28]中世纪，教会教育强制灌输宗教教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还声称，“教师的嘴就是一个源泉，从那里可以发出知识的溪流”，学生就是放在这个源泉下的水槽。[29]这样，教育重任就是传承前人积累的知识，注重“塑造知识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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