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自然观：问题与挑战

三、当代人类自然观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代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加深以及生态运动的扩展进一步表明，当代人类自然观念中的理性工具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存在着问题，同时生态运动也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提出了挑战。这些都是促使马克思主义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反思传统自然观，回应各种思潮的批评与挑战，重新阐释与揭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理论与方法在当代社会的合法性及在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上的实践意义。

1.现代自然观的理论困境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说明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已经被扭曲，人类的自然观念出现了问题。要消除人与自然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就必须重新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把人与自然之间被扭曲的关系再扭转过来。

美国学者麦茜特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划分为两个阶段^[20]:第一，前工业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把自然想象成充满朝气，富有生命，就像一位滋养了万物的慈母。人和万物，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同一个整体世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应当受到道德的约束。第二，现代性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的自然观经过了巨大的转变。牛顿等科学家认为自然是惰性的、被动的，能被人类所理解和认识，也能为人类服务。同时，由于新教的传播，社会经济关系的商业化以及个人主义道德观的形成，自然的个人属性的观念得到加强。人们认为必须以某种获利的生产性的目标控制和管理自然。这一阶段，人类对自然之态度是一种以工具理性为认识和行动模式，以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为伦理准则的非常狭隘的主体观。在人道主义“宗教”取缔了对任何超越性价值的信仰之后，工具理性主义使人们相信自己应该并且能够完全认识和征服自然;而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则使人们从极其狭隘的经济效用或者外在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并从排他的、竞争的角度来占用、掠夺自然。

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也就是麦茜特所说的人类对待自然的“现代性阶段”，现代人的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性自然观。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产生并定型的。这种自然观具有机械性、规律性、数量化和被动性的特点。面对自然世界，人们没有任何敬畏的情感，而只会以工具理性的模式想方设法来控制、征服、占用这个客体。自笛卡儿开始，经过启蒙运动、产业革命，一直到今天，贯穿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之态度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工具理性主义。在这种自然观的支配下，现实的自然受到彻底的“资本主义重构”，自然界被商品化，同时也被资本化。这种生产性自然观以牛顿—笛卡儿世界观为指导思想，它以机械论和还原论为特征，是一种过分强调分析方法，强调主客二分的哲学。它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在向自然进攻，改造自然的同时，发展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实行一种实际上“反自然”的社会—经济—消费生活。同时，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发展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并由此发展了损害自然环境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虽然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建设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但它以生命和自然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损害了生命和自然的多样性，以多数人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现少数人的持续发展，导致社会不公正，损害后代发展的可能性。这样就最终导致了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人—自然”系统的生存危机，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对待自然的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态度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并对这种后果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主义的生产主义自然观，导致了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征服意识，现代人以一种偏狭的眼光来看待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理解自然的价值。现代社会中，“经济人”的假设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种自然观的特征。所谓“经济人”，就是分散单一的个体互相争夺有限资源的人。在这一概念下，“劳动力和土地被视为商品。人们被简化成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商品的欲望可以说是欲壑难填。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在竞争的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概念下的进步是通过不断的劳动分工和所谓的‘征服’自然而取得的，这里的‘征服’自然称之为‘分割’自然可能更合适”^[21]。麦茜特认为，这种自然观导致了“自然之死”:“关于宇宙的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死亡——这是‘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因为自然现在被看成是死气沉沉、毫无主动精神的粒子组成的，全由外力而不是内在力量推动的系统，故此，机械论的框架本身也使自然的操纵合法化。进一步说，作为概念框架，机械论的秩序又把它与奠基于权力之上的与商业资本主义取向一致的价值框架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机械论使自然实际上死亡了，把自然变成可随意操纵的、惰性的存在。……它最有影响力之处在于，它不仅用作统一对社会和宇宙秩序问题的一种回答，而且还用来为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辩护”^[22]。这种自然观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稳定和秩序被严重地破坏，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综上所述，当代流行的自然观存在缺陷，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长期对立，并且以人类征服自然的合理性为最高形式，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向异化，自然被人类所阉割，人类被自然所左右。海德格尔认为，处在全球性灾难边缘的人类，拯救自然和人类的生活是我们当下的使命。我们应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与虔诚，让人与“自然”从技术的“座架”^[23]中解脱出来，让自然自然化，让人人化，让自然与人彼此守护自身。我们应该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善待自然，守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首先需要变革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自然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用“现代生态性自然观”取代“生产性自然观”。而确立一种现代生态自然观首先要树立两个观念:其一，“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然观念的主要缺陷是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遗忘或置于边缘的地位。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成功地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着不同的社会建构，但由于对“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注意不够，于是，自然界总是消极被动的，似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变迁和转型，丝毫不受自然界的影响。在人类实践视野中，所谓的“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说“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于是，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24]。其二，“自然的终极目的性”。以前，人类只把自然当做生产和生活随意掘取的资源，驯化的对象，从来没有想过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人类不能正确对待自然界的观念根源。尊重“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我们才能真正尊重自然。

2.马克思自然观面临挑战

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遭遇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也发生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尤其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反思与重建。

将马克思看成经济中心主义者的误解总是一再发生，姑不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当代的一些生态主义者也常常批判马克思仅仅把自然看成人类经济活动的对象、劳动的资料库，批评马克思是主张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主义遭到批判。马克思的理论被看成极端的现代性理论，在马克思的名誉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极端化，它造成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与此种指责相反，不少人又批评马克思“自然的全面复活”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是“环境的乌托邦”或“自然的乌托邦”，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设定之上。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一论断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批判的基础之上，通过扬弃和改造资本社会，在人的解放中实现自然的解放，扬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马克思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谈论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同一性或抽象的对立，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掠夺，主张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践改造来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单纯的“利用”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的内在规定及其限度，揭示资本对自然、人和社会的全面中介。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资本的逻辑才是当代“自然异化”的真实根源，而自然真正复活的最后出路是资本的扬弃，它与人的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马克思看成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上述两种批评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而事实上，正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才从根本上奠定了阐释当代生态学问题的理论基础。它批判抽象的自然观，反对脱离现实的实践关系诉诸自然的绝对价值等等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www.xing528.com)

在当代，各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总体上都是基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意义问题进行反思的。他们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批评与重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中一种观点是从认为马克思没有生态学思想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批评与重建的。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自然观并不具有系统的生态学思想。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批评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普罗米修斯式态度”，认为“马克思对变革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未扩展到关心对自然的剥削上”^[25]。克拉克(J.Clark)不同意对马克思的“生态化”解释，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虽然有一种内在含蓄的生态学因素，但他并没有在发展那些“生态辩证法思想萌芽”方面走多远，“恰恰相反，他的思想中保留了许多彻底非生态学的‘二元论’”^[26]。而格仑德曼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污染记录及生态难题的全球性说明了马克思技术乐观主义的缺陷”^[27]。在他们看来，环境退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关注的内容，马克思是在他不能预料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全球生态退化的程度的时候形成他的思想的，他只是捎带地注意到他那个时代的环境退化，没有提供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虽然有些许生态学思想，但它们根本不是马克思自然观的主要内容。特德·本顿提出要改造马克思的自然观，重建一种结合生态学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态学的观点相一致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革新和重建”^[28]。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的限度，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使他忽略了在原材料和技术最终都来自自然以及天然的地理与地质学条件不能够仅仅地归结为“生产工具”这些事实。在本顿看来，马克思赞成19世纪的工业意识形态，并且过分地强调人类的目的性。他指出:“马克思高估了人类行为的作用，却低估了不可控制自然的重要性。例如，他不肯承认农业劳动如何改变了自然环境，事实上是自然生产出了果实——劳动仅仅是规范和复制自然的过程。而且马克思的经济学大量地吸收了李嘉图的思想，结果他强调了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作用而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稀缺的重要性。”^[29]总之，本顿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了自然自身的作用，因而无法解释广泛出现的生态危机。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重建，才能重新找到消除危机的出路。

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指责中，最为著名的是批评马克思过分地突出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即批评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表现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这种自然观过分膨胀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缺乏对自然的关注，因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克拉克认为，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可以见到一种类似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历史进步依赖于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的不断扩展这一主题。现在这种概念被置于一种新的背景之中，即通过生产率、技术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控制、人类自由问题得到高度发展这一背景之中。克拉克甚至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盛行的是另一种新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分析路线，它通往彻底的人类中心论方向”^[30]。同时，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其主导倾向是忽视自然中形式的意义，并把自然还原为无条件的物质资源，它必须通过人的工具性活动来得到形式并被赋予价值。他指责马克思把非人的自然界当做“被动的”东西来对待。

然而事实上，这些指责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误解。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马克思既提出了“人的意志支配自然界”，同时也谈到了“人对自然界的参与”。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将会提供“主宰各种自然力量(其中既包括所谓自然界的力量，也包括人类自己的本性所具有的力量)、人的力量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这里认为“主宰”所表现的就是和谐，而不是距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31]。霍华德·帕森斯认为:“马克思对待每一个实践问题的立场是把它归结为一种关切，即为了人类目的而合理地利用自然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人类需要’的缘故而接受了‘征服’自然这一资本主义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从生态学上看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立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首先，驾驭自然应当有益于所有人;其二，驾驭自然应当‘保持符合人类需要的那种自然生态学的辩证平衡’，而不应该破坏自然;最后，驾驭自然应当包括‘在理论上理解自然和在审美上欣赏自然’，而不是‘作践’自然。”^[32]帕森斯的这种理解才是符合马克思自然观的本意的。这样，为了应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各种误解与挑战，区别出哪些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正确解读而哪些又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无端的指责和错误的重建，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正确的评判与回答。许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能够正确地回应这些批评与挑战，在批判现代工具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3.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理论存在着局限性

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文献，这是一部把历史唯物主义延伸到自然而不再仅仅是有关社会经济领域问题的文献。《自然辩证法》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提出的路线，认为物质是基础并且优先于历史和社会。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是一位马尔萨斯的“自然的限制”思想的反对者。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论述了自然的规律、与人类的非同一性以及它的相对自主性。正是由于恩格斯的这一观点，造成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出现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恩格斯的倾向。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都把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看做是斯大林主义教条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铺路石。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本主义马克思和实证主义恩格斯之间有一个根本的裂痕。尽管对文本和文本背景的研究证明，这种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裂痕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待自然的自然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二元分离的两种方法却长期延续下来，这也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长期处于片面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理论也长期遭受曲解。

1971年，施密特出版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批评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自然主义。施密特的著作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部成熟的社会建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施密特根据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中所作的“人没有创造物质自身，而且，如果物质没有预先存在着，他就没有创造任何产品的能力”这一论述，强调指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一外在于人类的实体就可以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作本体论的理解”^[33]。通过非本体化的自为的自然，施密特不仅挑战了恩格斯的辩证的自然概念，而且也把注意力集中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性“一面”。这里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因为施密特在这里引用新陈代谢的隐语概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点，其中劳动成为进行中的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施密特再次提出并重新研究了黑格尔主义的“第一”和“第二”自然之间的区别，以此来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范围的环境变革进行辩护。施密特甚至指出，非社会的或者前社会的自然，“(1)……不仅能够通过社会的概念来理解，并且(2)‘马克思……实质上对这种自为的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除了空口的假定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34]。施密特还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人日益地剥夺陌生的和外在的外在自然，当人通过他们自己对自然进行中介以及当他们使自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同时，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自然。”^[35]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施密特在论述自然的物质性时坠入了唯心主义，施密特的观点也被看做是一种非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其中社会——不是自然——是最重要的物质领域^[36]。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如果在关于马克思的自然与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认识流行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话，那么过不了多久，它就会重新返回到自然主义。在施密特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建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后不久，提姆帕瑞诺(Sebastiano Timparano)于1975年出版了《唯物主义》一书。他的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通过唯物主义，我们首先了解了自然对于精神的优先性，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物质标准对于生命标准的优先性以及生命标准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标准的优先性的承认:都是在时间顺序意义上的优先……并且是在自然仍然对人类施加影响以及精神继续对可预见的未来起着作用的条件下的意义上的优先。”^[37]提姆帕瑞诺反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唯心主义，这当然也包括具有法兰克福学派背景的施密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姆帕瑞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在这一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诺尔曼·格拉斯(Norman Geras)，他在1980年发表了《马克思与人类自然:驳斥与传说》。格拉斯又在相当抽象的意义上重新主张自然的本体根源性。与前者所不同的是，正如他的书的题目所显示的，他力图把马克思的自然观点从外在自然(即环境)扩展到人类自然。格拉斯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一个假定的分离的自然——“第一”自然，或者“第二”自然——而且也是一种包括人类自然的全体自然。格拉斯是在自然和人类两种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一种自然主义尝试。他提出人类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是通过把自然延伸到人类领域从而克服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然而，这一延伸仅仅是对二元论的一种概括，同时这种论述仍然被限定在二元论的论域中。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有关马克思、自然与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的争论，是在一种自然与社会分离的二元论背景下进行的。从卢卡奇、施密特到格拉斯，一种持续的对立通过自然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斗争浮现出来，他们每一方都不强调马克思的著作中被另一方所突出的那些方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卢卡奇认为辩证法不能应用于自然界所开创的先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中具有一种人与自然抽象二分的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理论甚至与他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一致的。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与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激进生态中心主义一样陷入到了自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结构之中。关于马克思与自然的研究，无论是某种自然主义，还是某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这两种形态都仍然限定在毫无益处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之中。他们均摇摆于自然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这两个方面。这两种形态的“非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也与许多资本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对待自然的方式一样，具有一个同样的假定的基础，即都未曾离开自然与社会机械的二分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避免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全面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必须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建一种建立在非二元论路线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努力，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