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艺术研究：刘纲纪美学思想的探讨

会通中西的美学研究——刘纲纪美学思想散谈

聂运伟

刘纲纪在学术上获得的称谓多冠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其以半个世纪美学研究的累累成果得此称谓，可谓实至名归。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刘纲纪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从起步、兴盛直至深入发展的全程参与者，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而且直至今天，依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扛大旗者。近读刘纲纪五卷本学术论文集，得心得一二，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实践美学中的中国元素

2001年，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刘纲纪提交了一篇论文，名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在这篇文章中，刘纲纪认为，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并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与形成。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到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并肩而立的地位，无疑是刘纲纪的一个创造性的提法。笔者以为，刘纲纪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因为刘纲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中，始终提倡、遵循着一条“反对脱离中国的具体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万古不变的教条”^［1］的研究思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哲学研究在诸多领域都是在“克隆”苏联的哲学话语，相比之下，1949年后的中国美学，情况很有些特别，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但在对美的本质的讨论和美学方法论上，中国美学显然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如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实践为本体的审美本质论就历史性地超越了苏联人以认识为本体的反映论美学；在美学方法论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方法至少也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具体地说，“五四”以来美学研究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延续，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大繁荣的学理性基础和知识学背景，也是刘纲纪展开自己美学研究的背景。

毋庸讳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直接受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强烈影响，但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上的，大不同于苏联忽视实践、只强调精神是物质反映的那种美学观。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它并未能够正确深入地理解审美与艺术区别于一般哲学认识论所谓“认识”的根本特征。在整个苏联美学中，“反映”始终被看作是比“实践”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因此它也就不可能越出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的理论框架和对“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与推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刘纲纪曾致力于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以《实践论》为他的整个哲学的根本，这比斯大林的哲学要高明得多，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比也有重要的继承和发展，更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并且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美学研究的一大贡献。”^［2］

为了论证这一点，刘纲纪把中国当代美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加以比较：20世纪50年代，苏联也开始了对美学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美是自然的产物还是社会的产物？由此形成了所谓“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峙。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看，自然与社会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因此不可能单从自然或单从社会去说明美的产生。其中属于“社会派”的某些学者（如万斯洛夫）也讲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但只是为了证明美是社会的产物，而没有认识到不论是社会生活或自然界的美最终都是人类改变世界、创造自身生活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观点，以消解“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没有哪一位学者是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出发来解决美学问题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哲学上本来就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采取否定或很大的保留态度，如英国的伊格尔顿主张从“身体”或“肉体”出发来解决美学问题，但和美或审美相关的“身体”或“肉体”显然不是单纯动物性的，而是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人化”了的。我们虽然不能脱离人的自然欲求的满足来讲美，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出发点的东西不是自然的“身体”或“肉体”，而是人类社会实践。更何况在西方19世纪后期，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许多从“身体”或“肉体”出发来讲美学的流派，如生理学的美学、生物学的美学、进化论的美学，以“性”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的美学，等等。这些美学流派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能说它们已合理地、科学地解决了美的问题吗？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美学，有哪一个国家的美学像中国的美学这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重要性？没有。所以，刘纲纪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只有确立了实践的观点，才找到了解决美学中各种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批判地认识和理解美学史上一切流派中包含的合理的东西，将它吸收和改造过来，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美学。

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思考中，刘纲纪特别关注毛泽东的《讲话》这一理论文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6辑（2002）、第7辑（2003）上，刘纲纪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讲话〉解读（上）》和《〈讲话〉解读（下）》，其深层次的考虑就是：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从理论上讲清楚。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一文中，刘纲纪认为，苏联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各有它们的贡献，但以毛泽东的《讲话》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确实又与它们不同，它有优于苏联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方。以毛泽东的《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五四”以来中国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不同于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鲜明地确立和深刻地论述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毛泽东讲文艺的源泉、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文艺的功能等问题，都是以他的《实践论》为基础来讲的。而他所说的“实践”的中心又是指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实践。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实践观点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是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他的这种美学也可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美学。

在刘纲纪的视野中，毛泽东建立的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与中国本土的美学学术资源是完全能够融会贯通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五四”前后几年间很快就为中国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中国最进步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说明它一方面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能够融合的地方。个中原因何在？刘纲纪的分析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背景看，中国的原始氏族社会存在的时间很长，发展很成熟。因此，在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思想与风俗习惯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其中许多思想都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如儒家的仁爱、民本、大同的思想，道家对“耕而食，织而衣，人人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的歌颂，对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所讲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的无情揭露与批判，都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从哲学的层面看，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是必须统一、应当统一和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所在。此外，如大量丰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信一切危难最终都是可以克服的思想，高度重视人自身的作为与努力的思想，认为“行”高于“知”、重事功而反空谈的思想，也都是十分宝贵的。上述这些古代哲学特有的精华与宝贵的思想，显然又都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相通。从美学的层面说，既然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含着许多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中国传统的美学又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当然也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够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美学而实现中国化。这不是一种仅仅从逻辑上的推论得出的看法，毛泽东《讲话》中的美学就是鲜明地中国化了的。毛泽东对文艺中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与中国古代对美与文艺的看法有一种很深的、内在的渊源关系。如毛泽东讲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一要能表现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二要比生活“更高”，与中国古代美学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自古以来的“诗言志”的传统中，从来就是把文艺家对生活的反映同时看作是文艺家思想感情的表现，这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感物咏志”，“感物”与“咏志”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中国古代美学还高度强调文艺对生活的反映的能动性，如陆机《文赋》说“笼天地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清代画家石涛说以“一画”而“贯山川之形神”，“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等。刘纲纪还认为，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学大讨论提出实践的观点是一大贡献，但现在看来，中国化的程度很不够，并且忽视了毛泽东的《讲话》，误以为它与苏联的反映论美学是一样的，没有联系《讲话》来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没有把《讲话》中强调“生活”的观点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观点统一起来讲。美不可能脱离“生活”而存在，“实践”之所以成为美产生的根源，就因为人类的“生活”是由人类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所以，主张实践派的观点，也不能直接地说实践创造了美，而应说“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产生了美。讲“劳动创造了美”也必须同“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联系起来讲，这样才能讲清。和《讲话》发表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已被看作是需要消解并且必然会被消解的理论，当然也就完全不必谈什么中国化的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是消解不了的。从理论的层面说，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理论装备，完全能够有理有据地将消解论所持的理由一一驳倒。从现实社会的层面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才能符合实际地、科学地解决当代社会中的审美与艺术问题。今天西方的美学，除了某些应用性的研究之外，有哪家哪派的美学真的解决了当代人在审美与艺术领域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与困惑？又有哪家哪派的美学在理论的深刻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上足以同历史上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杜威等人相比？今天马克思实践观美学的中国化问题，同时就是美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的发展问题。对此，刘纲纪的看法是：第一，要紧紧抓住当今世界的前沿问题，即由于“后现代”和消费社会的出现而引起的人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消解问题，当代审美与艺术的问题是和这个问题直接相连的。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道路，这同时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的发展。第二，要继承中国古代美学从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去寻找美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要看到古代所追求的这种统一在长时期内是建立在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压抑以致否定个体发展的一面。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没有经历西方那样长时期的摧毁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一方面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包含美学）的某些不正确的理解，以致犯了像“文革”这样的错误。因此，对以上所说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所追求的统一，既要充分肯定它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同时又要在当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中重建这种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中国化还牵涉一个如何将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定义、命题加以改造，以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阐述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需要做长期的努力，需要“打通中、西、马”。

二　哲学美学中的艺术元素

刘纲纪的美学研究一方面有很浓的哲学气息，他甚至说过，“我对美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哲学的探讨。我对哲学的兴趣实际超过了对美学的兴趣”，^［3］另一方面，又有很浓的艺术气息，“就兴趣而言，对中国书画的喜爱，我是终身未改，在我家里，书案远大于书桌。就美学研究而言，西方的传统偏重哲学，中国的传统更强调敏锐的、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感受力。在关注文学艺术现象这一点上，我确实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在北大读书时，我还参与创办“北大诗社”的工作，邀请丁玲、艾青、田间、臧克家来讲演，我们自己也写诗，出诗刊，还让外文系的同学翻译外文诗歌，搞得很红火。记得谢冕的诗歌处女作就是在我主持的“北大诗社”的诗刊上发表的。中国老一辈研究美学的学者，其实都精通某些艺术门类，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像邓以蛰、宗白华、马采、王朝闻等先生，都可谓艺术鉴赏大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受益匪浅，也正是因为书画，我得以更多地接触了这些著名学者”。^［4］从前者看，所谓“哲学的兴趣”是刘纲纪全部学术研究的根基和出发点，他对康德、黑格尔直至马克思的德国哲学的研究与阐释，构成了其研究美学的知识学背景，“我对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席勒、康德，又从康德回到马克思的过程”。^［5］从后者看，所谓“对中国书画的喜爱”，既有个人的兴趣成分，但也包含着刘纲纪对美与艺术、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的深刻思考。

关于美与艺术的关系，在刘纲纪看来，美是艺术的本质，对美的分析也就是对艺术的哲学分析，所以他把自己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部美学著作称为《艺术哲学》。《艺术哲学》2006年再版时，作者在《新版序》中归纳了当代艺术哲学的四个重要命题。第一，艺术是不是现实的反映？刘纲纪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这是全部艺术哲学必须坚守的一个正确的出发点，但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还必须进一步讨论反映的对象和反映形式的问题，这才是艺术哲学的主体，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对艺术的本质做出完整的回答。而且，这个回答不能离开当下的艺术实践，“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艺术哲学来看，重要的是通过对当代艺术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地说明艺术确实是现实的反映”。^［6］第二，“艺术”和“美”的关系是怎样的？“美”是不是艺术必然具有的本质特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回答美的本质的问题。刘纲纪的回答是：“美属于‘自由王国’的领域，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超出了生存需要满足的，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感性显现。”^［7］美属于“自由王国”，是美使“艺术处在自由的最高的位置上”，“美”也就必然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阶段不同，“随着人类实践的新变化，美在当代生活中也发生了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艺术哲学必须全力以赴地去研究这种新变化及其在艺术中的表现”。^［8］第三，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是否已经消灭？针对西方现代派取消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论调，刘纲纪认为，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绝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个人对某种活动和活动的产品授予“艺术”的称谓的结果，而是人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决定于两个根本性的条件：首先，“某一活动及其产品要成为艺术，就必须是与艺术的本质及社会功能相一致的。尽管艺术的本质及社会功能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要不断进行追踪研究，但艺术只要还是艺术，它就必然具有使其成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本质特征”。其次，“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现实的创造性反映的产物，因此它既来自现实，又不等于现实本身。这就是说，不能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东西看做就是艺术作品，与艺术作品混为一谈”。^［9］第四，人类的艺术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终结”？这是一个自黑格尔就已提出了的艺术的消亡问题，在20世纪艺术常常成为随意涂鸦或不堪入目的情况下，艺术“终结”的悲观理论甚嚣尘上，对此，刘纲纪的分析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我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的产物，将永远与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同在。只要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没有终结，艺术就不会终结。西方当代的艺术终结论，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的发展所遭遇的危机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危机将会在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的发展中得到克服，人类的艺术决不会灭亡，一切悲观主义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10］

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纲纪用力最勤、耗时最多、收获也最大的一个领域。刘纲纪对自己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有一个简明的自述：“我把中国古代美学划分为六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玄学美学、佛学美学（主要为华严宗与禅宗，特别是后者）、明中叶后已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气息的自然人性论美学，并对每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做了阐明，指出它们既各不相同，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美学多样的变化与发展，这对分析把握中国美学的整体发展也许可供参考。《〈周易〉美学》一书中，我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了《周易》一书所蕴含的重要的美学思想，包括卦象的构成在美学上的意义。但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中国美学是一种以天地阴阳变化为本的生命美学，二是指出中国美学对艺术创造与现实的看法不是古希腊的‘模仿说’或西方现代的‘表现说’，而是主体与客体‘交感说’。”^［11］本文不拟具体评论刘纲纪关于中国美学的基本观点，而只是想指出，刘纲纪的中国美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既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里探讨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生与发展，又历史地寻求中国美学的特质（而不是以西方美学的发展思路来牵强地解释中国古代美学），并以此与西方美学进行平等的、有效的对话，以期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按照这个思路，刘纲纪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不同流派虽然各有不同的观点，“但又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在肯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精神、必然与自由、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个根本前提上来观察美与艺术问题的。像西方美学中那种或主张美只在物、在客观，或只在心、在主观，把两者互不相容地对立起来的看法，在中国美学史上是没有的。即使是最强调‘心’的作用的禅宗，也仍然认为美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不是仅仅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也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中的东西。不单从物，也不单从心之中去找美，而从物与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去找美，这是中国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12］为什么会如此？刘纲纪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做了深入的历史、文化、哲学的分析，如《艺术哲学》的第五章“中国古代艺术哲学概观”、《略论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根基》等（本文因篇幅问题，无法对此做出评析，有些命题颇值得深入研究^［13］）。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美学常讲的情理交融、‘言有尽而意无穷’、尽善尽美等说法，深刻地把握住了艺术的根本特征，把艺术同理智的认识和道德的教训明确地区分开来了。西方美学关于艺术有许多大部头的著作，但在根本观点的深刻性上，常不及中国美学”。^［14］基于这样的认识，刘纲纪对众多中国艺术实践的研究与考察才不仅有着饱满的热情，而且有着一般理论家难以达到的哲学高度。总之，“中国传统的美学是艺术家的美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美学。‘五四’以后，西方哲学家的美学理念和方法引进国内，朱光潜先生的美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开启了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新天地。但是，就像西方也有诗性哲学一样，中国艺术家美学的理念和方法在‘五四’之后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宗白华、王朝闻的美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传统的融合，不仅是美学课题，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课题”。^［15］

三　理论美学中的现实元素

刘纲纪的美学研究，从话题范围和话题形式来看，的确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但是，刘纲纪绝对不是传统书斋中的美学家，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实走向的强烈关注，又使得他的美学研究有着切实的现实针对性。笔者以为这种现实针对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刘纲纪美学研究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提出分不开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16］关于这一点，刘纲纪的论证思路是：（1）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只有继承启蒙又超越启蒙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的真正的历史乐观主义者，他是与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相对立的；（3）社会主义的理想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来探求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解了这一思路，我们才可以理解刘纲纪如下的美学研究路径：“首先是做一些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搞清楚。只有搞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才能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上，我是主张实践本体论的。更准确地说，应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近期内的目标就是争取对社会实践本体论做一些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尝试整合中西美学，对现当代美学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看法。”^［17］

第二，肯定和揭示世界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揭示去对抗人的异化，建立新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毋庸讳言，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文学艺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界与人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均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否定，并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强调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对此，刘纲纪的分析是：首先，“现代主义作品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反映以及后现代主义作品对世界与人的存在的无意义、无价值的宣告，绝非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末日已经到来，而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其次，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在精神文化上解体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过程”。再次，“作为这个过程最终结果的东西，将是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下改造世界，重建世界和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18］在刘纲纪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艺上应当立足于社会主义，充分肯定和历史地揭示世界和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深刻揭示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以对抗人的孤立化、异化，建立新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以对抗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

第三，促进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并推动它们与处于较高层次的文艺的接近与融合。刘纲纪认为：“大众化的文艺的出现，审美与文艺活动的日趋社会化、群众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它会引起整个美学的重大变化。”^［19］在这一点上，刘纲纪认为要注意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把大众文艺当作是一种单纯消极有害的现象来加以批判；二是让大众文艺走向粗俗化、完全的商品化，追求低级的感官享乐。前者的错误之处是没有看到，在现代的条件下，审美与文艺已成为广大社会群众日常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再是为少数“天才”、“精英”所独占的东西。往日审美与文艺的那种高高凌驾于群众日常生活之上的神圣性、神秘性被打破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的错误则在于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任意放纵大众文艺因历史的局限性而存在的某些缺陷，殊不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物质生产和广大社会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大众文艺终将朝着高级的方向发展，逐渐接近目前我们称之为“高雅”的文艺，并与之融合。

第四，充分重视与研究现当代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重要影响。和那种认为审美与艺术和物质生产无关的想法相反，刘纲纪认为，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和广泛直接地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生产对人们的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也越广泛、密切。“在西方，原来互相轻蔑、讽刺、嘲骂的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已出现了互相接近、融合的趋势。科学哲学已不能不考虑社会的人的本质问题，人文哲学也不能再把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置之不理，而仅仅做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了。这种情况也必将影响到美学、艺术的发展。有关审美和艺术的种种问题将不断与自然科学相联系而得到实证的考察和研究。哲学的考察和思辨不会被取消，但它将同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艺术的创造终将因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所发现的规律、形式而发生种种变化。美与艺术的发展本来就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而也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把人与自然的统一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阶段，因此它也将把审美艺术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0］刘纲纪的这个观点源于马克思“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论断，且结合人类生活的新发展、新变化，做出了新的阐明。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www.xing528.com)

注释

［1］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65．

［2］聂运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4（6）．

［3］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40．

［4］聂运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4（6）．

［5］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40．

［6］刘纲纪.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在《走向现代——湖北省首届青年美术节部分作品观后》一文中，刘纲纪亦说：“不论我们过去对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多少简单化的、错误的理解，艺术在根本上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而且，我以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其趋势不是越来越脱离生活，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去，而将越来越接近生活。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见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853．

［7］刘纲纪.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43．在《艺术哲学》中，刘纲纪为这个论断做了一个笔者以为很重要的注释，值得关注：“这个说法我觉得比我过去一般地说美是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自由的感性表现要更为确切一些。因为它指出了美作为自由的表现，是超出了生存需要满足范围的，和人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相连的。我认为对于美的本质来说，这是两个带有关键性的规定。”

［8］刘纲纪.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

［9］刘纲纪.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6．

［10］刘纲纪.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

［11］聂运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4（6）．

［12］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94．

［13］如刘纲纪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优秀的东西都渊源于尚未产生阶级、等级分裂对抗的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常常把这个远古的社会视为人类应有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包含着有利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见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2．）这个提法体现了刘纲纪尝试会通中学、西学、马克思主义（即刘纲纪常说的“打通中、西、马”）的思想，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极具创建性的命题，为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

［14］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96．

［15］聂运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4（6）．

［16］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32．

［17］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47．

［18］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34．

［19］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35．

［20］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6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