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与三农问题的矛盾：探究与解决

第三节　发展县域经济与“三农”问题的矛盾

我国正在进行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代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城市经济的急剧扩张和膨胀。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一轮发展热潮中，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怎样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如何制定有效地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取决于在提高投资总量，消解体制障碍的同时，如何解决工业化与发展农村经济的矛盾，“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城镇化与农民权益保障的矛盾，特色经济与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等等。

一、工业化与发展农村经济的矛盾

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对农村经济的吮吸，以及工业扩张对农村市场的征服。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相比，无疑是弱势经济，处在一种向城市经济供应廉价资源和被迫接受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双重挤压地位。县域内的“资本失血”、“资金倒流”、人才流失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解决好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陷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说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欠发达地区县域大多数处于区位条件较差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表明，占有区位优势及交通便利的地区总是率先取得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地区经济则往往只能步人后尘、举步维艰。并且，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不可避免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集中，并且具有固定化和强化地区差距的趋势，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不断被边缘化。因此，如何改善区位条件，摆脱边缘化危机，尽快融入发达经济圈和汇入经济发展主流，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问题。

二、“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我国经历27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县域经济来说，仍然以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为主。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尖锐矛盾，突出表现为“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即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大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小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化对资源配置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二是与农业产业化对经营规模性的要求相矛盾，分散经营的产品即使是与市场对路的，也会因为规模太小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与农业产业化的开放性、灵敏性的要求相矛盾。如果不解决小生产方式的制度性障碍，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即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和集体化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选择了走集体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重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实承包制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并没有培育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并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因此，土地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只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而已，没有能够动摇小农经济存在的基础。现阶段，政府主导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就是一个试图建立起与大市场相匹配农业生产组织关系，但由于这种合作，没有触及制度本身，加之在我国的发展，又产生了变异，因而，农民合作组织对化解“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的作用，还不能有大的期望。“三农问题”凸现，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正在走向尖锐。

三、农民增收缓慢与农民消费水平低的矛盾

农民增收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等各级政府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的1号文件确立了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来抓，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略。所有这些宏观政策的改进和变化将势必为提高农民收入开创一个新局面。但是，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受市场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双重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困难很难在短时期内根本扭转，农民增收的压力依然巨大。

（一）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产业性、资源性和政策性是长期、深层次制约农民增收的三大因素。第一，农业的弱质性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产业性根源。在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是相交织着的，使得农业生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自然因素。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速度慢；易于遭受自然灾害，生产风险大；农产品量大值低，储存风险大；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变现风险大；“无效成本”高（“无效成本”指自然灾害成本、农药与化肥流失成本、农业机具季节性闲置成本等），投资风险大。凡此种种都会使农业生产者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现阶段我国尤为突出。第二，人地比例失调，是制约农民增收的资源性根源。由于在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人口过剩，加之城市化发育迟缓，使得农村人口过剩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农村人地比、劳地比严重过高（即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过大），从而人均、劳均的土地产品和农业收入难以提高。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等城市产业而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政策性根源。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大力发展工业及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等经济部门，而相对地轻视农业部门；国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保障职工、市民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方面的需要，而极少向农村、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使得农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纯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建设；从信贷资金上来看，本来缺乏资金的农村却存在着资金流出，而资金富裕的城市却存在着资金流入。

（二）非农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减缓迹象

非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增量比重1998年为139%，1999年为210%，2000年为212%，2002年为91%，2003年则降为82%。据测算，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年份是1995年，达8000多万人，近几年逐年减少。2004年，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9．1%，比2003年提高0．8个百分点，据此推算，2004年新增外出务工劳动力不到500万人，比2003年少增340万人，如果以每个农民工一年在城里平均净赚2000元计，农村就要减少600多亿元的现金收入。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也呈下降趋势。据对四川和湖南两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查，2000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日平均工资下降了5%左右，目前进城务工的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400～500元之间，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工资差距达2～3倍。

（三）政策性增收的空间已经很小

2004年来，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是多方面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使农民增收的措施。这些政策尽管对提高农民收入不无重大意义，但对其实际成效不能估计过高。2004年，政策性因素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24元。

一是免收农业税和取消农业特产税，实行粮食直补等政策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2004年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减免农业税合计118亿元，农民人均减负才15元，这个数字并不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取消两税，无论对地方财政，还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影响都不显著；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农业税的减免将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和农村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最终会影响农民增收的社会经济效应。要克服这一不利影响，就需要增加中央财政支付额度，而2004年中央财政支付额度仅为396亿元，相当于税费改革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等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总额1600亿元的24．75%。2004年实行粮食直补，据报道，产粮大省每亩达到10～30元，而在西部的甘肃定西每亩仅为1～8元，部分农民弃领粮补，因为到乡政府领取粮补的路费要高于粮补额。由此看来，在农民人均耕地少、耕地日益减少的中国，目前的农民增收政策已经做到了极限，再做调整的空间非常小。

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很小。从农民增收的历史进程看，农产品价格变动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下降时，农民收入增速下降或负增长；在农产品价格提高时，农民收入提高或增速加快。

相关分析表明，农产品价格变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变动的相关系数为0．7036。农产品价格对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和中低收入农民影响更大。以农业纯收入增长率反映农业收入的变化，分别计算农业收入变动与价格增长变动、农业收入变动与产出增长变动的弹性，可以进一步说明农产品价格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大大高于产出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如表2－4所示，1980－2000年间，农业收入增长对价格变动的弹性略高于产出变动的弹性，但不同时期两者的弹性系数具有明显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农业收入的变动对产出变动比较敏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收入对价格变动的弹性明显高于对产出变动的弹性，说明收入增长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1978～1996年间，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5．5倍；而1996－2000年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2．6个百分点，农民直接现金损失达3000亿元以上。根据统计资料计算，2000年与1996年相比，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6%和31．5%，仅粮食价格下降就使农民人均减收40元，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5%。虽然这期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10．7%）远小于农产品价格下跌，不能抵消农产品价格下降对农业生产效益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收入曾出现三次大的增长，都与农产品价格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是1994年，人均农业收入增长36．2%，当年农民收入增长32．5%；第二次是1996年，人均农业收入增长19．55，当年农民收入增长22．1%；第三次是2004年，人均农业收入增长20%，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高达56%。(www.xing528.com)

表2－4　农业收入与农产品价格、农业产出的平均弹性

资料来源：《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孙梅君《农民收入、农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004年，农业增收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来源，农业纯收入增加几乎全部来自粮食产量增加和粮食价格上涨。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在农业纯收入中，粮食纯收入人均为621元，增长38．4%，对农业纯收入的贡献率高达97．7%。从国际行情看，我国粮食价格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了，以后年度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业增收的作用将显著下降。在现行体制下，农业增收困难，农民依赖农业实现增收目标的希望就越来越小。

三是大幅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可能性不大。2004年，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综合平均价格上涨10．4%，其中化肥价格上涨了17．3%，使粮食纯收入人均减少54元。从目前情况看，以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上涨的可能性很大。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资料受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降低生产资料生产成本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国际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尿素的价格甚至高于国内市场，对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影响很大。

（四）农民消费也是影响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

农民消费水平低，并不是农民不想消费，或是农民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的问题，而是农民不具备消费能力，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仅农民收入的提高愈加艰难，农民消费水平也无法提高。

一是农民收入中虚拟收入高，无法转换成现实购买力。第一，农民纯收入的统计存在高估因素。比如，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的样本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万分之二点九，而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年以来一直高出全国50%左右的京、津、沪三市进入统计调查的农户比例则为万分之十点八四，高于全国2．74倍，这无疑把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水平拉高了。再比如，农民存粮的作价问题，近几年农贸市场的粮价明显低于国家收购价，但农民年底的存粮在计算收入时都是按较高的国家收购价计算的，这使农民的收入又被拉高了一次。第二，农民收入中还包含有根本无法转换为现实收入的各种副产品的折价收入。如1999年统计上6种粮食作物每亩可提供23．5元的副产品价值，其中水稻为24．9元、小麦为24．1元、玉米为31．1元，实际上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虚拟的收入根本无法形成现实的购买力，也无法对国内市场需求和GDP的增长形成任何拉动作用。

二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也是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农民收入地区差异逐年扩大，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更为低下，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表2－3可以看出，西部农民收入只是东部农民收入的一半，是中部农民收入的1／3。

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2511元、1728元和1466元，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78%，一些贫困县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98．8%。

农民消费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变动。据分析，农民消费与GDP增长存在相关性。1919－1986年，农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最高，达到了32．55%，此后，便随着农民增收环境的改变逐年下降。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水平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弱小，也成为发展县域经济中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之一。

四、特色化与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不少地方谈到发展县域经济，往往等同于开发地方特色资源。然而，从长期发展来看，这不一定是深具战略眼光的明智选择。因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资源工业的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甚至毁掉整个自然及人文历史景观。一般而言，欠发达地区大都地处各水系上游的山区，乱开滥砍和发展污染性工业，更是危害到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

我国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资金、技术都缺乏，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是中西部本来就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带，我国生态脆弱地带有五大地带，都在中西部。贫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PPE怪圈指的是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环境（Environment）之间形成的一种恶性循环。

（一）自然资源开发过度

近年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自然基础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变迁，不乐观因素增多。每个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条件也是千差万别，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县域特有的产业发展方向。但从现实情况看，大部分县域开始面临共同性的自然环境恶化问题，包括水资源日渐短缺、土地严重退化和森林覆盖率的逐年下降、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贫困使得生态环境趋向脆弱。眼前的生存重于长远的环境保护，如青藏高原的河源区，肉产品被外运销售，每年输出能量很大，粪便被当作能源燃烧，人们为了食物和皮毛，不断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使得生态环境趋于脆弱。随着贫困人口的增长，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乱砍滥伐，贫困地区的每一次农业收获都会使生态付出沉重代价，生态恶化也使得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贫困地区的人口观念素质低下，受教育的机会少，医疗卫生条件差，易衰老，生产技术落后，破坏性的生产生活使得人口、贫困、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在有的县域，这些自然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将极大地影响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构思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重视特色化的资源工业与生态经济之间的矛盾，切忌采取简单的发展特色资源经济的思维定势，不仅需要深思熟虑地统筹近期效益与长远发展，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新思维。

（二）人文资源开发层次低

人文因素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县域经济要做到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要求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以形成规模的有效市场需求，并能够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人口过少，将难以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人口过多，又会导致资源消耗的加速而影响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土地资源仍然是县域经济赖以存续的基础，但在新的形势下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历史旅游资源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最为主要的战略资源。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要与人文资源开发同步进行，甚至人文资源开发要先于、快于自然资源开发。从人文资源的状况看，还有一大部分县域中人文资源开发迟缓，还没有形成产业链，从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县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又一客观障碍。

总之，欠发达地区大都处于内陆封闭或半封闭地带，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条件恶劣；资金短缺，资金积累能力差，经济发展缺少动力；科技水平低，科技人才匮乏，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基础产业薄弱，产业结构老化，经济要素关联度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经济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难以搞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困难重重等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和增长模式转换，就只有以提高区域自生能力为目标，以发展县域经济为载体或途径，首先要在发展趋势、发展路径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契合点，抓住薄弱环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植区域自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