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流域的诸葛亮文化：汉水文化研究

汉水流域的诸葛亮文化^[1]

梁中效

一、“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

——汉水流域的汉文化激励着诸葛卧龙

汉水流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汉文化正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刘邦崛起汉中，刘秀兴起南阳，诸葛亮卧龙腾起于襄阳、南阳之间，鞠躬尽瘁于汉中。滔滔东逝的汉江水将这三地的文化血脉融通在一起，形成了两汉三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造就了诸葛亮这位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价值风范的三国文化之魂。正如苏轼诗中所云:“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

河汉天人相应，三汉一脉相承。汉水流域不仅是西汉、东汉、蜀汉的发祥地，而且更是青年诸葛亮隐居待时，饱读诗书，胸怀天下的成长成才之地。诸葛亮在隆中规划的天下三分蓝图，就是直接总结、继承和发展了刘邦、刘秀在汉中、南阳兴起，一统天下的宏伟事业，而且帮助刘备在汉水上游称“汉中王”，部分地实现了《隆中对策》的设想，形成了一水兴三汉的壮美景观。汉水流域的汉文化激励着诸葛亮建功立业。

刘邦崛起汉中，建立汉室天下。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丞相萧何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正是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击败项羽，建立西汉。所以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汉水中上游是名副其实的西汉王朝发祥地，甚至晋朝史学家常璩将汉祚的久长与汉水联系了起来。《华阳国志·汉中志》云:“汉沔虎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这种以汉水上游为基地，夺取关中，统一全国的战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青年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秀兴起南阳，中兴汉室天下。西汉末年，刘秀兄弟在南阳起兵反对王莽，公元23年在宛城拥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刘玄占据关中后，“以(刘)嘉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持节就国，都于南郑，众数十万。”刘玄政权灭亡后，汉中王刘嘉投靠了刘秀。刘秀以南阳为基地逐鹿中原，很快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又以汉水上游为基地，“得陇望蜀”，统一天下。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长相酷似刘邦。由于刘秀帝业起于南阳，宛为陪京，号称南都，与京都洛阳齐名，并称宛洛。这一时期的南阳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被誉为“既丽且康”的“乐都”，正如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披彼河洛，统四海焉。”由于南阳是“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的重地，三国初年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能不重视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诸葛亮就曾自豪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刘备称汉中王，绍继汉室天下。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割据自立。刘备势力最弱，东奔西走，寄人篱下。公元207年，27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他在《隆中对策》中明确提出了“跨有荆益”，鼎足而立的战略目标。而这一战略的孕育产生，非常明显地继承了刘邦崛起汉中，刘秀兴起南阳的成功经验。正如诸葛亮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阐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隆中对策》虽未明言光武帝刘秀因南阳而成帝业，但诸葛亮对南阳有特殊兴趣，他专门写了一篇《论光武》的文章，赞美刘秀“策虑深远”，追随他的又多是“忠贞智勇”之人，这表明诸葛亮决心要兴微继绝，再一次走光武中兴的道路，复兴汉室。所以，他在《隆中对策》里指出两个战略方向，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宛洛方向正是当年刘秀争夺中原的成功道路，诸葛亮根据时代的变化，将刘邦、刘秀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是对两汉统一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公元219年，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刘备击败曹操，占据汉中，达到了其一生事业的巅峰，《三国志·先主传》云:“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于是，诸葛亮、马超等人上表汉帝，拥戴刘备为“汉中王”。公元220年，诸葛亮、许靖等人上书拥戴刘备称帝时说:“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徹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予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蜀汉的创建者刘备也是刘邦的子孙，其血缘关系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接近。刘秀是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孙，刘备则是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孙。所以，“西汉”“东汉”“蜀汉”之汉，皆源于汉水。三汉一脉相承，河汉天人相应，这正是青年诸葛亮胸中的远大理想和政治志向。《三国志·诸葛亮传》云:(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位。所以，继承两汉文化遗产，辅佐蜀汉，就成为诸葛亮终身的追求，正如清人马允刚《谒武侯墓》诗所云:“两朝宗义成家学，三代君臣仰后贤”。

诸葛亮躬耕于汉水之滨，事虽偶然，其实必然。恰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云:“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卸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鲲鹏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于薮泽’者矣。”其实，刘禅早在《策诸葛丞相诏》中，极为准确地道出了诸葛亮的志向与夙愿，“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继绝兴微，志存靖乱”，“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这正是诸葛亮选择汉水之滨躬耕，选择刘备辅佐的真正奥秘。正所谓“忠武英高，献策江滨”。

二、“隆中鱼水三分业，江山风云八阵腾”

——汉水流域的南北文化培育了诸葛孔明

中国文化在地域分布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文化特性差异颇大的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两大板块，正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俯瞰华夏神州，三千里汉水恰好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我国暖温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兼具我国南北方的特点，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和过渡带。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造成自远古以来南北文化在此荟萃交融的奇观。战国秦汉时期，汉水中上游既有荆楚文化的特征，又有巴蜀文化的浸润，更有秦陇文化的渗透，还有氐羌文化的遗存。不仅如此，北方的儒家文化和南方的道家文化也在此交汇。这种南北文化荟萃的独特优势，决定了这里既是两汉王朝的发祥地，更是三国文化的根脉所系之地，造就和培育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一大批三国英豪。

汉水中上游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通，为诸葛亮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优越的人文环境。汉水中游重镇襄樊，是“南船北马”，“九省通行”，“跨连荆豫、控扼南北”的咽喉要地。南北文化在此融汇的痕迹最为明显。北方重武，南方尚文，而襄樊文武兼备。“襄阳石城，疆场之地”;“衣冠之绪，相尚经籍。”在文学地理上，北方的《诗经》与南方的《楚辞》也在此交汇。“自从宋玉贤，特立冠耆旧。《离骚》既日月，《九辩》既列宿。卓哉悲秋辞，合在《风》《雅》右。”因而这里走出的人才也极具个性，“昔羊祜之名德，既能怀敌，故能安边;如孔明之奇才，不先谋人，每先治己。”汉水流域南北与东西文化的融通与碰撞，形成了奇特的与南北方迥然有别的地域文化风貌，使青年诸葛亮在此能强烈地感受到南北与东西文化的蓬勃气息，热切的吸收着南北文化的精华，陶冶着个人的情操与胸襟，养成了极具魅力的个性人格。而这一时期的襄樊，不仅是汉水流域的文化中心，而且是南北方之间的全国文化中心，东汉末年刘表统治荆州期间，由于数以千计的‘关西、兖，豫学士’聚集在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刘表在荆州建立学校，设立学官，有组织地开展学术文化事业，特别是经学研究，即所谓‘改定五经章句’，并大量收集图书，从而使荆州州学成为全国唯一的官学。以荆州官学为核心，聚集在襄阳的南北各地的著名学者，形成了以宋忠、司马微为中心的，承前启后的荆州学派。荆州学派上承两汉经学，下启魏晋玄学，地位独特，影响深远。在学风上，冲破汉末繁琐经学的束缚，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简明务实，崇尚功用;在学理上，针对两汉经学不切实用的缺失和弊病，复兴以黄老为主体的名理之学，“循名责实”，品鉴人物，选择人才;在经典上，重视《易经》《太玄》《老子》，对汉儒惟重章句训诂，忽视根本大义的偏向颇有纠正，开启一代学术新风，为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作经典的玄学的萌动奠定了基础。荆州学派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诸葛亮正是该学派培育出来的一代精英。而诸葛亮身上体现出来的儒道双修，名法兼用，学综百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只有在汉水流域这个南北文化大熔炉里才能锻造出来。

诸葛亮吸纳南北文化，儒道双修。汉魏嬗代之际，儒术不再独尊，诸葛亮出自北方齐鲁大地的儒学世家，以儒学为主，儒道双修。《汉书·诸葛丰传》云: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为官清正。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历任泰山郡梁父县县尉，泰山郡郡丞，可能是因经学世家由举辟进入仕途的。其叔父诸葛玄官至太守，同袁术、刘表交情甚笃，肯定也精通进身之阶的经学。《三国志·诸葛瑾传》说，诸葛亮兄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所治之学皆儒家经典。生长在这样一个经学世家中的诸葛亮，会耳濡目染的学习和继承齐鲁大地丰厚的儒家文化遗产。同时齐鲁大地也是北方道家文化的发祥地。《史记·乐毅列传》记载，乐毅的后世子孙乐臣公流落到齐地后，成为齐鲁地区黄老之学的开山人物。“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深受齐鲁文化影响，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不仅熟知齐鲁地区道家的传承，更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儒道兼修，自然成为其自觉的文化追求。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隐居待时之际，又进一步受到了以汉水流域为代表的南方儒道文化的影响。在儒学方面，宋忠等人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荆州学派，《后汉书·刘表传》云:“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镇南碑》亦云:刘表“深愍末学远本高直，乃令诸儒改定王经章句。删除浮辞，芟除繁重，赞之者用日少，而探微知机者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本故。于是古典毕集，充于州闾。”荆州学派重视《易经》《太玄》，而对汉儒惟重章句训诂、忽视根本大义的偏向颇有纠正，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从内容上说，由汉儒重视《春秋》转而重视《周易》，从注重“道名分”而归向“道阴阳”;从注经形式与方法上说，不再拘泥于章句作烦琐训诂，重在对经典义理加以发挥;不是通过对章句的烦琐注解剔抉圣人的微言大义，更多的是从理性着手发挥注经者本人的见解，表现出儒道合流，《易》《老》结合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荆州吸引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四方学子。四川梓潼人尹默、李仁等游学荆州。《三国志·伊默传》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三国志·李譔传》亦云:李譔的父亲李仁，“与同县尹默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由尹默与李仁的师承可以清晰地看出荆州学派儒、道双修，《易》《老》并重，经世致用的特点。特别是荆州学派的核心人物宋忠，不仅撰写了《五经章句》，而且讲授两汉黄老代表人物严遵(字君平)的《太玄经》。刘表的别驾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荆州成为以儒道合流为特色的学术文化复兴基地。身处这种地域文化氛围下的诸葛亮，不能不具有荆州学派的文化特色，李的知识结构与诸葛亮何等相似!难道不是有力的证据吗?此外，与荆州学派有学术渊源的士人，也都深深地打上了荆州学派的烙印，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王肃传》说，曹魏著名经学家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三国志·陆绩传》说，吴国著名学者陆绩与荆州名士庞统友善，博学多识，“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其对《太玄经》的研究，是在宋忠注本基础上完成的新注本。《三国志·虞翻传》说，吴国著名学者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他认为“宋氏(忠)解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由此看来，魏、蜀、吴三国与荆州学派有渊源的一流学者，大都是儒、道兼修，《易》《老》并重，诸葛亮就概莫能外。他在《司马季主墓碑铭》中说:“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他在《与张鲁书》中又说:“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这些精辟的见解，无不体现出诸葛亮对道家思想与道家文化的深刻领悟与准确把握。他的《诫子书》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泪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典型的儒道兼修的至理名言。名为教子之言，实则是诸葛亮的夫子自况。观其一生行事和《临终遗表》，不言自明。

汉水流域介于我国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俗好楚歌，民多秦音”，“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特别是汉末的社会动荡，这里成为避难的最佳场所，进一步加速了南北文化在此地域的融通，加快了南北与东西文化在此地域的熔铸，最终造就了儒道双修、经世致用为特色的荆州学派，化育了三国文化之魂、中华智慧之星的诸葛亮。

三、“一江天汉英雄泪，十里定军草木香”

——汉水流域是诸葛亮文化的胜地(www.xing528.com)

诸葛亮一生中最光彩夺目的年华是在汉水流域度过的;诸葛亮54年的人生历程有20年是在汉水流域跋涉的;诸葛亮的成才、成功、成就都是与汉水流域紧密相连的;诸葛亮人生的转折点和辉煌点都是在汉水流域完成的;诸葛亮人生征途上的大喜与大悲都是在汉水流域发生的。诸葛亮生命历程跳动的节律，有力而顽强地牵引着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诸葛亮17岁。隆中安家，晴耕雨读，修身砺志，胸怀天下。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诸葛亮27岁。隆中对策，导演三分，先荆后益，一统天下。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诸葛亮37岁。汉中鏖兵，总揽后方，汉中王立，三分天下。公元227年(建兴五年)，诸葛亮47岁。作出师表，屯驻汉中，北伐曹魏，心系天下。

诸葛亮在汉水流域风云从龙，七星高照，凡是逢七之年，不仅是诸葛亮的人生转折点，而且也是汉水流域战略地位的重要转折时期，二者相互激荡，引导着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诸葛亮17岁时率家人在隆山之中筑庐躬耕，苦读交友，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诸葛亮人生的转折点;10年之后，27岁的诸葛亮已具“逸群之才”，“英霸之器”，毅然出山，襄助刘备，这是诸葛亮及三国历史的转折点;10年之后，37岁的诸葛亮运粮调兵，全力支持刘备争夺汉中，刘备称王，鼎立势成，这是三分天下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诸葛亮完成了由一介书生走向政治家的历程;10年之后，47岁的诸葛亮南抚夷越，解除后患，治理内政，积蓄力量，驻兵汉中，出师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天下三分走向天下一统的标志性事件，诸葛亮完成了由政治家走向军事家、外交家、思想家的历程。由此看来，诸葛亮生命历程中最关键、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是在汉水流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书写的，三国历史由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再到天下一统过程中，最动情、最智慧、最悲壮的场面，是由诸葛亮与刘备等人在汉水流域完成的。

三国文化上承秦汉，下启唐宋，是中华文化上升时期最关键的一环，而诸葛亮文化则是丰富多彩的三国文化的核心。诸葛亮文化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两大体系。横向的诸葛亮文化亦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文化，它以诸葛亮生命历程为主线，以史传记载为依据，以历史遗迹与出土文物为支撑的原生态的诸葛亮文化。纵向的诸葛亮文化是在《三国志》为代表的史传基础之上，经过汉晋到明清千余年的长期积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道德理想，形成了跨越时空、且不断发展、不断艺术化、不断道德化的诸葛亮文化。但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诸葛亮文化，其坐标系的十字交叉点都在汉水流域。诸葛亮文化产生发展于汉水流域，同时也辉煌盛于汉水流域。

(一)“智谋隆中对三分天下，壮烈出师表一片丹心”

《隆中对》是诸葛亮文化产生形成的标志;《出师表》则是诸葛亮文化成熟辉煌的标志。

汉末天下大乱，南北方的人民都希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由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战略方向在哪里?重整山河、一统天下的战略支点在哪里?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唯有诸葛亮的《隆中对》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高瞻远瞩，着眼全局，从整体战略出发，抓住了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三分的两个战略支点——荆州、益州，富有预见性，思维缜密，分析透辟，只有伟大战略家才具备。充分展示出诸葛亮胸怀天下的雄才大略、卓绝千古的智慧才华和系统周全的战略思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旷世奇策”和“千古绝唱”。

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担当起了治理蜀国，鼎足三分，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重任。他将蜀国面临的险恶形势，治理蜀国的政治理念，以汉中为基地北伐曹魏的坚定志向等方面，流畅而悲壮的写进了《出师表》。所以，《出师表》是一篇遍布血色泪光的誓师宣言，是一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主义进行曲，是一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英雄主义战地凯歌，是一曲集古今人类最高尚的情怀于一炉的慷慨悲壮的交响乐，是一道集理想人格与战略目标为一体的军令状。这篇《出师表》伴随着诸葛亮生命最后8年的秦岭悲歌，将他稳稳地推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坛，成为千古景仰、追思、歌颂的楷模。

(二)“诸葛大名争仰止，江山胜迹数登临”

汉水流域不仅是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和长眠之地，而且也是朝廷修建的全国最早的武侯祠所在地和诸葛亮纪念遗址最密集的区域，同时也是普通民众对诸葛亮感情最真挚，诸葛亮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区。《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云:

“沔水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城，旧言汉祖在汉中，萧何所筑也。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并刘璋，北定汉中，始立坛，即汉中王位于此。其城南临汉水，北带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观其遗略，厥状时传，南对定军山，曹公南征汉中，张鲁降，乃命夏侯渊等守之。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遂斩渊首，保有汉中。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共表云:……亮德轨遐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实赖斯人，而使百始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黩而无典，建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谓宜近其墓，立之沔阳，断其私祀，以崇正礼。始听立祀斯庙，盖所启置也。钟士季征蜀，枉驾设祠。茔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

由上文可知，定军山一带是诸葛亮文化的一块胜地。刘备得诸葛亮辅佐，在此设坛称汉中王;诸葛亮去世后，于23年归葬于此;这里是诸葛亮北伐屯军八年的战时相府;这里是后主刘禅景耀六年(263)动工兴建的全国第一座纪念诸葛亮的官庙(武侯祠);这里也有诸葛亮的八阵图遗迹。汉水流域这些独一无二的诸葛亮文化遗存，从曹魏、西晋开始就成为人们凭吊、祭祀的场所。《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云:“沔水又东经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除了上层人士祭祀追思诸葛亮之外，汉水流域的人们尤其怀念诸葛亮。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于公元234年“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直到晚唐时期，文学家孙樵还在《刻武侯碑阴》中写道:“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甚至到了清朝，“遗民衢路犹私祭，不独英雄血泪斑。”汉水流域的诸葛亮文化胜迹，成为历代炎黄子孙登临怀古、追思赞颂的胜地。

(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汉水流域独特的、丰富的诸葛亮文化遗迹，不仅成为古代诗文、小说、戏曲、说唱以及美术作品的重要题材，而且也是现代电影、电视剧、戏曲、美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其中以历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作品数量最多。在众多的诗人中，以曾在蜀汉故地生活游历过多年的杜甫、陆游的诗歌最多，对诸葛亮评价最高。他们在诸葛亮身上找到了人格的共鸣和精神的寄托，他们比一般人更走近诸葛亮，更了解诸葛亮，更敬仰诸葛亮，而诸葛亮在汉水流域的大喜大悲，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写出了穿越时空、流传千古的不朽诗句。“诸葛大名垂宇宙，宗巨遗像肃清高。”“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诗)“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最忆定军山下路，乱飘红叶满戎衣。”(陆游诗)从而使诗歌成为诸葛亮文化长廊中，最能催人奋进、发人深省、动人魂魄的组成部分，成为千百年来诸葛亮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汉水流域襄樊、南阳、汉中，不仅是汉末三国时期的文化重镇、人才中心、宗教盛地，而且是诸葛亮文化产生发展和辉煌鼎盛的摇篮。丰厚的诸葛亮文化遗产，仍然是今天汉水流域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宝贵财富，是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名城最为重要的文脉，是汉水流域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保护独具魅力的诸葛亮文化遗产。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