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及其贡献

1938年夏，日军进犯华南，广州危在旦夕，梧州空袭警报亦频繁，广西大学几遭敌机轰炸。是时，广西大学改组，白鹏飞继任校长，将西大植物所划归农学院，停止与中大植物所合作，改聘张肇骞为所长。在张肇骞到任前，7月底农学院院长王益滔派周百嘉代理植物所所长，赴梧州与陈焕镛指定技士高锡朋办理移交手续。9月，广西大学为策安全，迁往柳州沙塘，植物所也随之迁往。翌年，马君武重掌广西大学，并将省立改为国立。农学院院长改由周明担任，其下人员也作调整，张肇骞改聘浙江大学，离开西大，植物所所长由汪振儒担任。汪振儒（1908—2008），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1925年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1927年因慕植物学家钱崇澍、钟心煊和动物学家秉志之名而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1928年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1929年8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南京中国科学社、北平清华大学生物系任职，1933年任广西大学讲师，讲授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生理学。在梧州执教时，曾往附近地区采集。其后，在校长马君武督导之下，改习林学，1935年考得广西省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1939年毕业，重回西大，任教于农学院，兼理植物所，1943年秋任农学院院长。

图3－14　张肇骞

西大与中大停止合作，起先对中大植物所派来之人停发薪金，不得已他们只有重回中大植物所。而西大出身之人员，此后在农学院森林系授课，并兼职于植物所。迁往沙塘之后，植物所有陈立卿、陈文，钟济新则在搬迁时，因家中筑屋，请假在家中照料，至1939年8月才返回沙塘。

钟济新返所时，正逢广西大学改组，植物所新任所长汪振儒依旧执行建所时确定之目标，派钟济新与陈立卿继续从事采集，11月往罗城、三江、融县等地采集约两月。1940年钟济新被农学院聘为专任讲师兼技士，讲授植物分类。此时，植物所与广西试验场合作调查广西牧草植物，由钟济新负责采集整理，并与汪振儒、陈立卿一同撰写《广西种子植物名录》。1942年寒假期间，往中渡四十八垅一带调查及采集两周；1943年经全县、兴安、灌阳、恭城等县作林木勘察约月余。

图3－15　汪振儒

1939年底钟济新、陈立卿两人作两月之采集，11月6日出发，12月30日返所，行程约2 000里，采得标本700余号，5 000余份。返所之后，翌年2月，两人合写《桂北采集植物琐记》一文，对旅途见闻有所记述，实为采集游记之作，读来饶有趣味，此录其中两节，以见当时情形：

三自村地高约有二千七百余尺，尽属土岭，坡地全无，为苗人集居之地，汉人不与焉。该地居民稀少，并无商店，故每日食用之米及蔬菜等，均须由居民乐让，否则无从购置。若由此再北行，则为贵州边界。三自村之西为桿洞，东为怀宽，在此三地交界处，有一大山，横亘其间，约长六十里，名滚岭，当地人则名为老山。余等抵该地时，连日风雨，以致影响工作，未能详细考察。该山半山及山顶，青翠蓊郁，植物甚为丰富，其中木本如樟科、杜鹃花科、茶科、胡颓子科、八角茴香科、蔷薇科、紫金牛科、木兰科、芸香科、卫矛科、山茱萸科及禾本科之竹属；草本如苦苣苔科、菊科、天南星科、蓼科、小科；藤本如旋花科、萝藦科、忍冬科类皆甚多。

由古宜赴林溪，水陆路均各六十里，陆行一天可达，水程则需两日。余等因未能寻得挑夫，乃雇舟行。河身甚狭，水浅滩多，惟尚不湍急，故危险尚少。沿河土人常筑坝蓄水，以利灌溉，在冬季时或藉水力研碾油桐种籽，因之河水愈浅，常有水深不能没胫之处，舟行其中，载重多不能达五百公斤。在余等所雇之小舟中，除载采集标本用物及行李外，只能载容一二人存身，故余等日间皆沿岸步行，以减少船之重量，夜间投宿于村庄伙店。^[59]

汪振儒重返西大主持植物所，此时植物所之标本已积累至1．5万余号，主要是植物所成立之后采集，也有汪振儒先前在梧州任教时所采和1928年秦仁昌在广西所采，有些标本已被陈焕镛、张肇骞鉴定。汪振儒将所藏标本逐一整理，对未曾鉴定者予以鉴定，撰写成《广西种子植物名录》，1940—1941年在《广西农业》连载一至三部分，自第四部分起邀请钟济新、陈立卿参加，1942年连载至第九部分，因受战乱影响而未继续。即便如此，该《名录》还是1949年之前记载广西植物最为丰富之一种，载有裸子植物9科23种，被子植物64科385种。著录中名、学名、采集地点、采集时间、采集人、采集号、生境等项内容。

李树刚属于中大植物所，改组之后回广州，不久广州沦陷，与侯宽昭一起随中山大学撤退到罗定。不久，中大决定再迁云南。侯宽昭乃选择去香港，加入已迁香港之中大植物所，后又转往云南。但他认为李树刚没有必要去香港，而中大农学院院长邓植仪认为李树刚也没有必要往云南。此时，李树刚之妻在西大植物所，故确定留在广西。于是，随中大迁滇队伍到梧州，随后独自赴沙塘，回到西大农学院。在沙塘时期，李树刚参与植物所工作甚少，不久之后却成为西大农学院森林系一名学生。对此转变，其有云：

这时张肇骞教授兼任西大植物研究所所长，在沙塘，两家同居一院，在梧州时已经认识。张所长已征得农学院王益滔院长同意，仍用我在植物所工作。这时我和爱人在一起，生活才稍为安定。1939年张所长改就他校，离开沙塘，由我代理移交工作。植物所改由汪振儒教授任所长，仍将我留在所中工作。

在沙塘时，张所长鼓励我学习植物学，他离开后，我更感觉到自己只读过中学，不易得到提拔，遂决心投考大学。1941年10月被录取入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我初时本想读生物系，因西大已不设生物系，森林和植物较接近，故考森林系。^[60]

李树刚本想读生物系，说明其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其后虽学森林，依然以植物分类学为学业，其一生在此领域肆力。当李树刚读至三年级时，1944年秋日军进犯至桂林、柳州，农学院遂迁往南丹，此后又迁往贵州榕江。辗转多地，实为逃难，致使人员星散，教与学均停止。至1945年西大回迁柳州，才开始复课，1946年夏，西大又迁桂林，是年10月，李树刚始获肄业，并留在农学院工作。在此期间，西大植物所已在无形之中停办。

关于西大迁移之情形，此摘录1945年2月时任校长李运华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函，借之可知经过。

甲、西大迁校经过

一、本校于去年九月十日桂林紧张之时，全部搬离，分两路前来融县，一沿湘桂路至柳州，转乘电船来融；一由良丰经百寿乘舆或步行来融，所有旅途均由学校办理，员生及眷属均告安全。

二、十一月四日于柳州告紧之时，全部离融县迁榕江，教职员及眷属乘船，学生步行，廿九日安全到达。

三、学校图书仪器机器等，自去年七月始分批迁运，最后一批于十月廿七日桂林遥闻炮声之后，尚能装上火车运柳转融，图书仪器及小型机器可说已全部运离良丰，所留遗者，只发电厂及少数大型机器而已，珍贵图书仪器已运来榕江，其余则限于经费及交通工具分别在阳朔、河池、融县、富禄等处乡间收藏。部汇抢运费六百二十万元于十月十八日始由宜山中国银行收到，当时桂林柳州已同时告急矣。

乙、西大在榕江近况

一、去年十一月杪，全部抵榕江之后，原拟即行上课，乃于十二月初独山失陷，敌自荔波冲入榕江边境，榕江县政府通知各路机关紧急疏散，本校员生于七日离开步行二十里，至本校农学院所在地，忽闻敌人退却，十日重聚榕江，廿日起全部上课。

二、榕江古城建筑宏大，街道宽洁，风景清幽，为三条江汇合之点。昔为黔桂交通要道，盛极一时，自黔桂公路通车之后，商业一落千丈，各种物价原属低廉，但自桂柳各机关学校迁来之后，突高数倍，以致员生生活颇难维持。自桂林疏迁以来，虽有少数教员未能随校迁榕，但因加课津贴办法，应开之课均能照开。^[61]

其实，西大在撤离过程中屡遭不幸，校长未曾言及至此。仅植物所而言，7月农学院迁往南丹，将贵重图书、标本、仪器随之运往，困于交通阻塞，途中至甲必屯车站时，为敌毁坏。另一部分随学校迁往榕江，8月榕江突发山洪，全城被淹，标本被水浸泡，已无价值，只得废弃。而留在沙塘尚有一部分，却遭火灾，化为灰烬。随农学院迁移南丹之植物所人员有陈文、黄妙珩，而钟济新、陈立卿均未随之前往。钟济新于1944年6月在日军进犯沙塘之前，将家眷疏散返乡，因与学校交通断绝，至抗战胜利后才返校复职。陈立卿在此前之1942年春，因父病返乡，遂与学校脱离。是年夏在家乡苍梧县新夏中学任教员，沦陷之后，往山中避难，抗战胜利，返回家中居住，至1946年秋，植物研究所重新起步，才返回所中。

【注释】

[1]《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近况》。《图书季刊》1940年第1期。

[2]陈焕镛自述，1968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4]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5]陈焕镛致任鸿隽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

[6]任鸿隽复陈焕镛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7]邹鲁复陈焕镛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8]陈少卿：《我的交代》，1968年12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少卿档案。

[9]陈焕镛致田中三郎函，1939年2月2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0]《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1]《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2]何椿年：《关于陈焕镛问题》，1967年6月2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3]《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1940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225－255。

[14]丁颖致许崇清函，1941年1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01－003。

[15]陈焕镛系任世界植物学会植物分类组副主席，非世界植物学会副会长。

[16]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1941年3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4－974－050。

[17]梅尔致陈焕镛函，1941年9月2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8]梅尔致陈焕镛函，1941年5月1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9]蒋英致中基会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www.xing528.com)

[20]蒋英致邓植仪函，1939年6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21]《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近况》。《图书季刊》1940年第1期。

[22]陈焕镛致邓植仪函，1939年5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113－111－112。

[23]李仲洛：《提供材料》，1965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4]李仲洛：《关于本所历年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1965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5]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26]何椿年：《自我检讨》，1952年7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何椿年档案。

[27]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28]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

[29]李仲洛：《忠诚老实运动坦白报告》，1952年8月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李仲洛档案。

[30]陈焕镛致许崇清函，1941年5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185－147－153。

[31]李仲洛：《关于本所历年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1965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2]陈嘉霭：《沦陷时期的广东大学》。《广东文史》第52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侯宽昭自传，1952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侯宽昭档案。

[34]《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556。郭金海先生提供。

[3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1712。

[37]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38]丁燮林致朱家骅函，1942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2232。

[39]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0]丁燮林：《关于陈焕镛在敌伪时期的一些情况》，1968年7月1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1]侯过致侯宽昭函，1940年12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2]蒋英档案资料，1968年12月10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

[43]陈焕镛致张云函，1941年9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99－041－042。

[44]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页。

[45]转引自张巨伯致金校长函，1942年7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187－018－020。

[46]《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23－098－106。

[47]《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重建植物标本室计划及预算》，1943年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4－1069－104－112。

[48]张巨伯致金曾澄函，1943年7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20－183－184。

[49]蒋英致张巨伯函，1943年5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20－189。

[50]蒋英、何天相：《南岳植物之初步观察》。《科学》1950年增刊。

[51]蒋英：《研究湖南植物之重要性》。《新农会刊》1944年创刊号。

[52]蒋英：《研究湖南植物之重要性》。《新农会刊》1944年创刊号。

[53]蒋英：《我的检讨》，1952年，华南农业大学档案。

[54]梁家勉著、倪根金编注：《春晓初霁室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55]梁家勉著、倪根金编注：《春晓初霁室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56]徐祥浩：《承先启后发扬光大——庆祝华南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1999年，第115页。

[57]徐祥浩谈话笔录材料，1961年7月28日，华南农业大学档案。

[58]该论文长达248页，台湾政治大学有收藏。

[59]钟济新、陈立卿：《桂北采集植物琐记》，《广西农业》1940年第4期。

[60]李树刚自传，1959年2月17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档案。

[61]李运华致朱家骅函，1945年2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广西大学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