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它能解决美学的归属问题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1876年出版了他的《美学导论》，从此宣告心理学介入美学的开始。费希纳认为：美学认识不应该从一般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而应该以人的经验为基础，首先从各种事实出发，然后综合概括。费希纳这种关于美学的判断是说，传统的美学是以哲学的形而上学去包容人的审美心理经验，而新的美学则需要立足于对人的审美心理经验来分析判断，然后概括性地向哲学境界提升。费希纳这种关于美学转换的描述，其实预示着美学所依托的学术基础在19世纪后期将发生重大转移，在这样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美学由传统的对哲学的领域转移到了心理学的领域。于是，审美不仅被当作一种心理研究的对象，而且直接被当作心理现象来研究了。

但是，心理学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它能解决美学的归属问题，也并不会就此使美学审美的内在性能得到必然的开拓。因为心理学自身也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理学并没有完成对人的内在丰富性完全认知的过程。19世纪建立在科学实验即生理学研究基础上的心理学，是以人的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常常习惯于将经验的成因做简单化的解析，认为主体的经验不过是感觉、情感、意志等一些心理元素的组合。但是，并没有对组成内在生命的心理元素的成因进行深入研究。从以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这样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关注人的审美经验，而明显忽视了人内心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就意味着美学放弃了促使人认识、体验世界的深层的生命动能，而仅仅将人的审美活动当作一种对外来刺激的机械反映来对待。心理学将经验主体划分为情感、思维、意志等诸种心理要素，然后用情感对应审美，用思维对应逻辑学，用意志对应伦理学，这种逐一对应的方式，尽管对应了心理学学科所依托的核心--心理动因，但又难免表现出失之牵强的狭隘。情感、思维、意志等诸种心理要素，虽然与审美、逻辑学、伦理学有着相对的对应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就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移情理论和克罗齐的美学之所以显得拘谨，应该说与心理学为审美限定狭窄的活动区域大有关系。并且，这一时期的心理学继承了西方认识论的哲学传统，认为不但对象世界可以无限地进行分割解析，而且人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也是可以分离解析的。这些被分割的心理元素相当于构成物质的分子，直到被分割为最终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为止。这种心理分割法虽然有助于达到对人内在心理结构的精细解剖，但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可能任意拆解的。在心理学对人如此逐一分解的过程中，恰恰会损失掉那些原本就不易解读的生命信息。而这些被损失掉的生命信息，可能正是美学感应的重要心理元素。冯特代表了机械反映论基础上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冯特认为感觉与情感是组成人类心理活动的两种心理元素。这两种元素，前者倾向于外部世界，可称为客观元素；后者倾向于人的内心世界，可称为主观元素。他又将情感分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激动感和平静感的、紧张感和松弛感的三个维度。之后铁钦纳的解释将这种精细的分析进一步简单化与机械化：“他一方面企图通过实验手段找出感觉、表象、情感的标准值，一方面把心理复合的方式仅仅规定为联想。于是构造主义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描述便成了一种板块状结构，一种用标准的砖头垒成的墙，其中砖头是心理元素，泥巴是联想。”（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好在人类在认识真理的旅途中总是能够纠正自身偏差的。在这种“砖头”与“泥巴”的结构态势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提出对人内部生命空间丰富性的开拓，这应该说是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次巨大的补充与校正。威廉·詹姆斯认为，在人的心理空间中，既有纯理性、非理性的一面，又有既非理性又不是非理性的一面。人是一个有需求、有自我意识并具有自我能动性的生物。因此，人的心理不应被作为一种封闭的内部系统来对待，而应被看作一个开放的变动的活体。虽然詹姆斯对于心灵感应、特异功能、鬼魂附体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也深信不疑，并试图从心灵学中找到答案。但威廉·詹姆斯所研究的人比冯特、铁钦纳要丰富得多，他对人心理活动的认识也要清醒得多。他把人类的心理活动称作“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的生命之流。”（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见《文艺理论译丛》（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61页）在他看来，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流动着、变化着的经验整体，就像是一条湍流不息的河流。威廉·詹姆斯的理论对人的内在生命空间的拓展认识不仅为20世纪生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学基础，而且以其意识流理论为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他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人的意识领域，至于那为人的意识提供更深层依据的生命动能，并没有在他的心理学研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弗洛伊德就截然不同了，弗洛伊德在人的意识背后，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心理根源，即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认定隐藏在无意识领域中的本能欲望，是个体生命活力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内在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审美经验的源泉和艺术创造的动力都原存于人的无意识领域之中，这个原始的意识动力，就是深潜在无意识领域里的本能原欲。弗洛伊德认为，原欲不一定是直接的性满足，它具有可替代性；他认为原欲满足是产生美的源泉，原欲的替代性满足，应该来自艺术审美或其他审美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由意识和无意识组成的，对于如同大洋般浩瀚博大的无意识领域，人的意识就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他的这种判断大大地拓展了人类艺术创造力的研究空间。从此，性欲这一被肤浅的道德观念视之为邪恶的东西，也具备了成为研究人性心理要素的合法身份。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所包容的是一种被社会主流文明所肯定的、自我约束的理性力量；而无意识则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非理性的生命激情。存在于无意识领域里的性的压抑是造成人精神病患的根本原因，性的解放也就成了人类摆脱理性的桎梏、走向自由解放的象征。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发现的人类性动力奥秘，它绝不只是一种被揭示的心理科学事实，也不仅仅是为纵深研究艺术审美提供的心理学研究基础。弗洛伊德人类性动力说的重大作用，在于它以此为西方乃至人类社会，颠覆传统文明秩序和道德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弗洛伊德人类性动力说的存在，对任何理性传统的颠覆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实，达尔文也是将性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认识的，达尔文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对美的感知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正是为了吸引异性的需要，性美感的展示在旷日已久的岁月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写道：“每当生殖季节，雄红鲤鱼便展开红鳍，张开红鳞，美光闪耀，腾挪翻转于雌鱼之前。雄金莺鸟则散开墨绿色的肩羽，展开羽翼上的白斑，亮出羽沿上的金毛，环绕雌鸟左右旋转，上下翻飞，金光灿烂，绚丽夺目。”（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在这里，达尔文将人对美感的理解和动物对美感的理解相提并论，认为不但在人类群体中有“女为悦己者容”的普遍现象，而且在动物界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得激动人心，只不过呈现着“‘男’为悦己者容”的相反景象。

显然，弗洛伊德的研究远比达尔文异性相吸的性动力说要深刻得多。在弗洛伊德看来，推动人心理活动的内在的性动力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能力。弗洛伊德的这种判断打破了神学的天赋性力论，同时也否定了达尔文的机械性力观。然而，文明社会中人的高贵与神圣却是建立在对性贬斥的基础之上的，并动辄以此判别人性与兽性。于是，在这样的意识状态下，如果人不想让自己沉沦为兽类，他就必须将自惭形秽的性欲贬斥为人性之恶。而实际上“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此可见，性对于人生情感的巨大作用力，幸好弗洛伊德揭示了那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原始性奥秘。弗洛伊德比先前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更深刻、更强劲、更敏锐地触及了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秘密。弗洛伊德向人们揭示了人类最不敢承认的内心真实：在人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像性的力量那么强大、那么的让人不可抗拒。性欲是人发自本能的原始欲求，实现性欲是人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它过度地压抑只能使其变态，可能激变为更加难以克制的性狂想，并使人在“人性”与“动物性”两种内心力量的较量中，造成心灵的变异。现实中常常因为性欲不能实现而扭曲了人的心灵、伤害着人的精神与机体。人在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对立中自我搏斗，人的心灵在寻求快乐与恪守现实观念之间备受折磨。在这样长期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人类的人格被多层次的分裂。

通过以上分析，足见弗洛伊德以性本源作为建构自己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根基，达到了西方近代史探索研究的极致。弗洛伊德以此为出发点，利用人的无意识、梦境、幻觉、本能、精神病态、自由联想等心灵底层的精神力量，为研究人的情感心理而服务。正是因为对这种人的原始生命激情的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才会在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索中达到空前的深度，西方现代哲学才找到了和主流社会对抗的心理学依据。弗洛伊德的重大突破，使人们将他和马克思、爱因斯坦并列，被并称为影响了现代人类思想进程与精神生命的三个犹太人。美国心理学家霍巴特·莫勒也指出：“每一个在1950年以前成年的人都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多么大，它不仅支配了心理治疗这一特定领域，而且还支配了教育、法理学、宗教、幼儿教育、艺术、文学和社会哲学。”（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弗洛伊德对人原始生命激情的揭示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人能够怀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研究，对人的内在性的探索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但从弗洛伊德学说诞生以来，对它的科学性的质疑却从来没有断绝过。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马斯洛的评价意味着，一种常态的学术研究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些反常规的现象和一种不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上，而应为自己的理论最大限度地寻找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研究基础。这中间包括心理学，当然也包括美学。马斯洛这种见解的学术意义，有待于后人的研究来验证。(www.xing528.com)

西方曾有另一种相对于弗洛伊德性动力的性情感表现方式，即柏拉图式的精神性爱模式。这种方式是西方古典时期的一种不涉及性欲的哲人式的恋情方式，是一种被人的理性高度纯化的情感交流。而今，这样的性爱方式显然会成为现代人抨击与嘲讽的对象。就连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无论是狄德罗宣称“我喜欢美丽的肉”，还是卢梭疾呼“崇尚自我，赞美情感”，他们都大胆地将情感剥离成形而上的理性天国，完成了由理性统摄情感到情感解构理性的时代转型。具体到艺术领域，艺术创造也由以理性面对世界转换为以情感沟通对象世界。但是，无论由卢梭作为先导的西方浪漫主义潮流，还是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人的情感从来没有被“裸化”为情欲。浪漫主义者理解的情感是至圣至纯的，他们只不过想以情感的乌托邦来代替理性的乌托邦。这种状况正如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言，西方“19世纪的小说家往往写到结婚便戛然而止，这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好端端的爱情故事陷入乏味无趣的婚后生活。”（米兰·昆德拉：《不朽》，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家普遍认同这样一种情感规则，即所谓的爱情都产生于不涉及性交的场合，爱情与性欲是不能相融的。这种浪漫主义者对情感纯粹性的界定构成了移情理论的时代背景。但是，在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对艺术的冷漠和时代性的道德崩溃，为性欲望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这样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泛性主义理论崛起的社会思想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流行着形形色色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它们在西方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便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1968年发生了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由法国学生与工人发动的“五月风暴”为中心的“新左派”运动。马尔库塞的思想理论强烈地影响了这一运动。他的《爱欲与文明》（1955年）、《单面人》（1964年）、《论解放》（1968年）等著作，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的教科书。而他本人则被奉为“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爱欲与文明》一书是标志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该书出版时的副标题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哲学探讨”。在书中，马尔库塞企图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用心理分析、爱欲的解放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尔库塞认为，西方文明今天已发展到极点，“但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马尔库塞对西方世界的批判重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在他看来，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性欲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必须解放性欲。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煞费心机地把弗洛伊德的性动力论与马克思的人类的解放论结合在一起，把弗洛伊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性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结合”起来，把弗洛伊德对性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社会根源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为治疗今日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端提供救治的良方。然而，他的基本观点却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性欲、生活本能解放出来，实现“人道主义社会”。因而他在《爱欲与文明》中宣称“今天为生活而斗争、为爱情而斗争，就是一场政治斗争。”于是，1968年欧洲的“五月风暴”实质上就演化成了一场完全裸化的性革命。如果说在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说的影响主要是对传统价值的理论颠覆，并不涉及现实审美实践的内容，那么到了60年代，这种被西方理性文明长期压抑的性欲反抗则反弹到令人咂舌的程度。

至此不难看出，浪漫主义的唯情主义和20世纪的泛性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是以人的情感为主题的，而后者却是明确的裸性主体。但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它们内在的一致性还是大于两者之间的差别。首先，它们都是以一种和理性主义对抗的力量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以对传统价值体系的颠覆作为它们的共同使命。其次，情感与性欲虽然对人的内在性穷极的深度不同，但和理性要求人自我克制相比，放纵和宣泄构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当然，关于这种情感与性欲之间的内在联系，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生殖器型的情感”。以此为基础的爱情“常常被定为性交的能力，界定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为通过男女生殖器结合达到这种性高潮的能力。”（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4页）这就意味着，马斯洛在这里没有回避理想主义者所不愿承认的现实，即性欲虽然对情感的纯洁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但它却是两性情感的起因与深化的根本条件，性的满足是两性情感必然达成的现实结果。相反，虽然西方十九世纪的艺术家用“不涉及性交场合”来保证情感表现的纯度，但这种有意的避讳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同时也是那一时期的情感表现缺乏深度和震撼力的原因所在。总之，弗洛伊德的性动力学说推动了现代人性解放意识的发展。

回顾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从鲍姆加通在美学领域首次从人内在生命的角度为艺术创造寻找感性活力、为美学寻找理论资源开始，感性就成为西方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哲学与美学领域中，这种倡情的美学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又从罗伯特·费肖尔、立普斯的移情理论到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罗宾·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然后再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革命理论。他们共同的愿望，都是试图将美学从理性超验的禁锢里解脱出来，让它重返个体的经验世界。但所有矫枉过正的做法，都从一种片面的认识走向另一种片面，从一种谬误进入另一种更大的谬误之中去。无论是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是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是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的。并且，所有的理论都试图摹仿传统形而上学模式来建构理论体系，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模式恰恰妨碍了自己理论的正常发展。此外，每一种理论必然有他认识角度的局限性，而试图以人的某一种心理机能解释人全方位的心理原因，难免会使理论研究陷入以点盖面的谬误。

总之，从十九世纪发端的泛情主义和泛性主义潮流，虽然使美学成功地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但它的过度泛滥却对美学寻找定性的努力构成了威胁。心理学对美学的介入，并不能解决美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就此使美学审美的内在性能得到必然的开拓。